下面是黄玲自述其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我在被北京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九个月之后，被转入山西女子劳教所，在山西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延期三个月，被毒打、辱骂、饥饿、监禁。前一段被迫害的情况已经在明慧网上曝光出来，这次主要将我被非法延期后要求山西劳教局进行复议所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
写延期复核再遭隔离 申诉信被“安检”走
劳教所有规定，对于延期可以写申请要求复核。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依照规定把写好的复核申请递交给二队民警张娜，请她转给山西女所考委会、管理科。我在复核申请中写明了前前后后二队民警对待法轮功学员违法执法的各种事件。十月十四日，管理科尚科长拿来考委会对我申请复核的回复，但对民警的违法行为避而不谈。当我问尚科长时，她开始说没收到我写的反映民警执法情况的内容，又立即改口说这不属于她管的范围，信已经转到相关部门了，后又说我可以在收到劳教局的延期文件后三十日内向劳教局提复议，也可以在六十日内向法院提出起诉。我回答说我已经向法院、检察院、纪检委、司法局写了六、七封信，但是寄不出去，民警不给寄。
就在刚谈完话的第二天清晨，十月十五日，我就被大队长陈慧茹单独带到空着的六组，说让我“反思”。从那时起直到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我出所，我都是被单独隔离，不允许拿笔和纸，不允许写任何东西，后来经过多次申请允许写信时也是每次只给一张信纸（我的信纸由包夹保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劳教局给我的延期三个月的文件，其中已将延期理由改为“散布反动言论”。这个理由本身就是非法的。大家知道，“反动”一词已被现代法律抛弃。象“政治犯”、“反革命罪”、“反动份子”这类带有很强阶级斗争气味的罪名已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也就是已被淘汰了，不合法了。政府一再努力，要使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接轨，《国际法》中强调人权、信仰，没有政治斗争式的一类名词。用一个陈旧、早被摒弃的罪名给我延期，这就是非法延期。同样依据劳教局的规定，我提出写复议（给劳教局）。二队指导员陈慧茹给了我三张信纸，我在信纸的正反面写满了六页复议申请，装入信封交给大队长陈春香。十二月十二日，二队一位张民警通知我可以寄信，我赶忙去取被隔离前已写好的六、七封信，就是寄给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的申诉信，却发现所有的信已被不见了。问民警，都说不知道。我找到指导员陈慧茹问信哪去了，陈慧茹说：安检时收走了。向上级部门写的申诉信也成了违禁品。国家《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在被隔离期间，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我陆陆续续给丈夫、母亲、姐姐、孩子、单位领导、单位保卫部写了六封信，讲述我被山西女所延期三个月和我在山西女所的遭遇。信写好了寄不出去，二队大队长陈慧茹、陈春香不给寄。我找到陈慧茹，陈慧茹让我找包教队长张冠群，而包张冠群说她做不了主，寄信的事得上队务会研究。最终张冠群告诉我，写给孩子的信给我寄了，其它的信件（写给单位及家人）不能寄。我为原因是什么，张冠群说：你写的是状告这儿的两位大队长，当然不能给寄了。我说：那也要看是否属实，属实就应该给寄。她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说的我管不了。不仅如此，我的信寄不出去，家人寄给我的信我也收不到了。从二零零九年十月至十二月，丈夫写给我的两、三封信、父母写给我的两封信我都收不到，最后丈夫不得不采用挂号信寄出，以防“丢失”。而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至五月间，我连挂号信也收不到了，信件全部被二队大队长雷红珍扣压。
基本人身生存权被剥夺——饥饿、吃冷饭菜、不能洗澡、长时间罚坐
自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我被隔离在山西女所二队九组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警察指派十名吸毒人员轮流看着我，每天两人。他们不允许我出楼门一步，不允许我与人说话，我终日被限制坐在监控摄像头正下方的一小塑料凳上，还不允许我站在窗前。平时门上锁，热水壶不允许放在组内，喝水、出来上厕所都要按铃请示。不允许我下去洗澡，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不能去洗澡，而大队长陈春香说：一年不洗澡也没关系。
不允许我去饭厅吃饭，饭菜都是包夹从饭厅带回给我，而在整个冬天，饭菜带回都是冰凉的。我在没炼功之前曾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六岁就得了这种病，每年冬天都要犯一、两次。而在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病就好了，十三年从没犯过，胃从没疼过。但在山西女所被隔离中，冰凉的饭菜使我的胃疼痛不止。带回的冷馒头我就用方便面袋子装上塞进暖气片中烤热再吃，后来冷菜我也是倒进方便面袋里尽量在暖气上烤热一点吃，而粥就没有办法了，想倒热水兑上，但壶不让放在组里，有的包夹也不愿给去倒，只有冷着吃了。整个一个冬天都是这样，我的胃疼越来越厉害。胃经常象针扎似的疼，返酸水，经常半夜会疼醒。我向二队指导员陈慧茹反映，陈慧茹说吃药，我说胃疼就是吃冷饭菜吃的，我要求去饭厅吃饭。她不吭声。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所里的高大夫到队里来，我跟她说胃疼的事，高大夫嘲笑着说：你用个保温饭盒呀。除此之外，饥饿也是隔离后对我采取的折磨手段之一。
二零零九年十月底至十二月，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让我吃饱。带饭的包夹给我带来的饭菜很少，实际她们也是在执行警察交代的任务。我向指导员陈慧茹反映不让我吃饱的事，陈慧茹不理睬，其实就是她命令包夹这样干的。我又多次找陈慧茹，讲这是侵犯人权，无论在哪儿，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不让吃饱是侵犯人基本生存权、健康权。陈慧茹最后不得不叫来带饭的包夹，让包夹在每顿饭前问我吃多少就带多少，这才结束了此次的饥饿问题。这些还是隔离后对我身体的摧残，而我在劳教所的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每一天身体都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我回家的时候，我的身体已很虚弱，腿是肿的，牙齿掉了三颗，头发也白了许多。
要求取消隔离而遭毒打数次至脑震荡、伤痕累累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在没有任何理由、把我隔离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我开始找二队的大队长、指导员，也向山西女所所领导写信，要求解除这种隔离。我写道：据劳教所条例，隔离一般指针对具有暴力倾向、已发生暴力行为的人员或患有严重传染病的人，我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条。因此我希望解除对我的隔离，让我与大家正常相处，而不是这种隔绝状态，因为我没有对谁构成危险性行为。可警察对我所提的不回答，我只好多次找、反映情况，也说到我的身体已被关得很虚弱，需要有个正常活动的范围，而不是天天关在一个昏暗的小屋里。每次找警察都很不容易，因为包夹随时都跟着我，她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我出门。找完警察回来后，经常被包夹骂、侮辱，说我在给她们找麻烦。我在跟警察反映问题时，包夹和其他吸毒人员也会一哄而上，动手使劲将我推、拽走，扔进九组地上。我的衣服也常常被扯破。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仍然迟迟得不到丝毫答复。三月二十日，我再一次向指导员陈慧茹、大队长雷红珍（三月二十日第一天正式来二队上班。以前她所呆的三队不存在了，三队被关的法轮功学员都到了一队）申请要来信纸（一张），写上我的要求。我当时写道：一、我要求取消对我的隔离；二、我要求得到劳教局对我延期复议的回复；三、我要求能够正常的收信、寄信，我寄给上级司法部门的信笺不应再被扣压。但是，我这封信还未写完，闯进来十来名吸毒人员，都是二队的组长、民管委（在队里被关押人员中担任一定职务的，也是警察使用的人）。他们直冲我过来，抢过我的写字板和信，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信，你们要干什么？其中一人说：陈队长（陈慧茹）叫我们来看看你干什么。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贾鹏霞、王秀兰等她们的拳头劈头盖脸地就砸了下来。至少有六、七个人一起上手殴打。抓住我的头发，打我的头、脸，用拳头使劲捶我的头。我被打倒在地上，贾鹏霞拿我的写字板、拖鞋猛砸我背部和头，用脚持续踢我的腿，前前后后共有五十分钟的时间，我浑身是伤，疼痛难忍。这次参与暴力殴打我的吸毒人员有：贾鹏霞、王秀兰、甑晔、白巧玲、谢素芹、曹素芳等。此次我被打的整个过程指导员陈慧茹、大队长雷红珍在监控台上看的清清楚楚。她们看打的差不多了，派人将这十多名吸毒人员打手叫了出去，然后俩人走进来。
我向雷红珍说我被打，雷红珍根本不理，说：“谁打你了，没人打你”。我说：“刚才组长、民管委十来人打我四、五十分钟，你还怎么能说出没人打我？”雷红珍不说话了。陈慧茹转身走进对面的五组，将五组门关住，对着里面被关押的人员威胁说：“你们谁看见打她了？”没人敢说话，其实我被打时我的喊声外面人都听见了，有人隔着门上的玻璃也看见了，但谁也不敢说。陈慧茹继续威胁说：“谁要底下乱说，别怪我不客气。”她看到达到堵人嘴的效果了，这才离开。
因为被长时间的毒打，我的头被打成脑震荡，不能往下蹲、坐，稍一低头就头晕。整个头的后部、整个头皮都是火烧似的疼，没有一处是好的。不能看东西，看一会儿头就疼的受不了。颈部后部、整个背部、腿大片大片青紫。浑身疼的睡不着，侧躺在床上不能翻身，躺下后就坐不起来。
三月二十二日，我把二队指导员、大队长指使吸毒人员毒打我的整个经过写出后投入所长信箱。结果是招来更邪恶的毒打。
三月二十七日，两名包夹开始找碴辱骂我，我解释了几句后不再理她们。她们就冲着我破口大骂，又叫来别的吸毒人员，俩人按住我，一人开始用穿着一带鞋的后跟使劲踢我的腹部、腿部，我被按住不能动。然后她们握起拳头打我的脸、眼睛，当时眼睛被打得疼痛难忍，眼前一片黑。我说：你们这样打人的，我要求见队长。她们一听我说见队长，就更恶地毒打我。拿起鞋底砸我的头、后背，把我按倒在地，骑在我身上，用手掌、毛巾抽打我的脸，拿脸盆砸我的头。外边的王队长听到我的喊声进来责问我为什么喊，我说包夹打人，王队长一看我脸上的手印，无法否认，赶忙敷衍了两句就走了。她走后，包夹一看队长不管，更肆无忌惮地殴打。从中午十一点多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打累了，她们才停了手。我身体上新伤加旧伤，伤痕累累。就在这种恶毒的、发泄私愤式的疯狂殴打中，我也彻底看清了劳教所、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真实的一面。
三月二十八日，因为实在没有渠道向上反映我所处的这种被暴力殴打的恶劣处境，我只有朝窗外喊，要求见所长，希望所领导能够听到我的呼声。因为呼喊，包夹上前一把抓住我的头发，迅速关上窗户，将我扔在地上。
上午，大队长雷红珍叫包夹把我带出二队，带到工房（当时大家都在出工）。这是我被隔离六个月后第一次从黑屋中出来。我不参加劳教所这种体罚性的劳动，坐在一旁。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大队长雷红珍叫过我说，你报数我就让你去饭厅吃饭。我说我不会报数，因为我不是劳教人员。雷红珍说：“你不报数，我绝不让你去吃饭。”就叫两个包夹把我又带回了二队。
又一轮的摧残折磨——饥饿、不让睡觉、辱骂、毒打
因为我不答应报数，大队长雷红珍专门调换了包夹对付我。撤下原先的十个包夹，换上吸毒人员王美丽、张苗。王美丽是多次被劳教过的吸毒人员，她曾在两次劳教中为了减期、多挣分而积极地做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包夹，她非常熟悉劳教所、警察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这一套，可谓是轻车熟路了。在我临出所时，王美丽对我说，她也并不想那样对待我，没办法，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上面让干啥就干啥，她也只是执行上面的要求而已。她说，在劳教所中没有什么善、恶，对待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以前就是打，打得你转化。另一个包夹张苗，她父亲就是黑社会的人，她自己从十四、五岁就在看守所里出出进进，平时就是骂骂咧咧、稍不顺她意就大打出手的人。
大队长雷红珍专门利用这两个人，明着让她们所谓“教育”“教育”我，想“办法”让我报数。对吸毒人员、包夹来讲，“教育”就是暴力殴打，想“办法”就是折磨、摧残。三月二十九日，王美丽做包夹的第二天，她就背地里找到给我带饭的人刘丽君，叫刘丽君给我少带饭，不让我吃饱。刘丽君听她说连饭都不让人吃饱，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很反感。到吃饭的时候，她仍给我多带了饭。王美丽一看没听她的，又偷偷几次找到刘丽君，最后威胁刘丽君：“这是在转化法轮功学员，这是雷队长让这样做的，你再给她多带饭，你同情她，对她好，我就告雷队长去。”在劳教所中，谁要是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帮助法轮功学员一点，在警察看就是与她们对着干，就会成为她们狠狠打击的对象。因此刘丽君不敢再为我带够饭菜，我告诉我需要多少她也不敢听。后来在没人的时候，刘丽君告诉我，其实这里（劳教所和那些警察）怎么回事她都知道，只是自己没办法呀。她说这里是让人变坏的地方。是呀，善良、同情、帮助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在劳教所，在中共邪恶地打压法轮功学员的形势下，作为人的传统美德因为违背中共的利益而被人们摒弃。
从三月底到四月底，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处于饥饿状态。我不得不多次找大队长雷红珍说：吃饱饭是人的基本生存权，你这样用饥饿的方式折磨我是违法的。雷红珍根本不以为然，说她不管，这是劳教人员给带的饭，带多少是人家的自由，她管不了。雷红珍是明着在撒谎。如果不是某个警察为了私利在背后命令、怂恿、威胁，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充当她们的工具。最后在我对雷红珍说到，如果她不管我就向上级反映时，她这才叫来刘丽君，告诉她以后我吃多少就带多少。一个月饥饿的虐待这才结束了。
四月二日晚，王美丽、张苗为了尽快达到让雷红珍满意，给我“加码”整治我。六点钟从工房回到九组，她们将我的小凳子抢走，不让我坐，逼我站军姿。把我的饭端走，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许上厕所。王美丽、张苗一左一右夹住我，把我拖到监控头照不到的墙角处。王美丽一拳打在我的胸口，顿时我感到疼得呼吸困难。张苗打我的脸，不停地打我几十个耳光，踢我的腿，用鞋猛踩我的脚、脚趾。俩人又使劲掐我的胳膊内侧、两肋。她们边打边笑：你不报数，以后天天就这样折磨你，看你能撑多久。将近十点，王美丽、张苗打够了、打累了，就拉着我，非要我去跟大队长雷红珍说我答应报数了。我说我不可能报数，她们又威胁我要是不那样说，以后会对我更狠。我跟着她们走到监控台前，我对雷红珍说：“雷队长，王美丽、张苗一直在殴打我，从六点一直打到现在，这是你叫她们这样干的吗？”王美丽、张苗没想到我会这样说，她俩当时就傻眼了。雷红珍感到很尴尬，她说：“我没说让打人，你先回去，等点完名再说。”王美丽、张苗，还有其他几名吸毒人员不让我再说，把我推进九组。我知道再出来很难，雷红珍是在推脱，她不会再找我，我只有自己想办法讲出来，不能让包夹这样肆无忌惮地行凶。刚一点完名，我就从九组跑了出来，没等跑到监控台，我就被多名吸毒人员给拽住了。我高声喊：“包夹王美丽、张苗动手打我，雷队长你不管吗？”我高喊的声音，二队的每个人都听到了。几个组长、民管委跑过来，又把我推进九组，让我小声点、小声点。这时王美丽、张苗看我喊出来了，她们背地里干的那些事，瞒不住了，态度立刻就变了。张苗说：“打已经打了，还能怎么办？不行你打我。”王美丽立刻给我拿来凳子，把饭菜端上，用热水泡上要我吃，一改刚才打我时的恶态。过了半个小时，雷红珍把我叫去。现在她们劳教所警察虽然利用着吸毒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打、骂、妄想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但她们表面上也不敢说是她允许吸毒人员打的（前几年她们可是说打就打了，算白打），她顾及那身衣服，雷红珍对我说：打人是不对的，我们从来就不允许打人。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我是要批评她们（包夹）的。随后她将一封扣压了一个星期的我的家信给了我。
雷红珍将她以前在三队（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二零一零年三月份解体。三月二十日雷红珍调到二队，另一指导员刘忠梅调到一队。去一队的还有被关押的三十名法轮功学员）对付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拿了出来：不让睡觉。中午不让睡，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睡，称其为“反思”。在劳教所中，她们可随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睡眠时间，最短只让睡一个多小时，甚至二十四小时不许睡。同时让包夹陪着。这时包夹就受不了了。雷红珍让王美丽、张苗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睡。她们熬了三天就熬不住了，说：“不让睡觉有什么用？不让睡觉就报数了吗？也不让我们睡，白天还让我们出工，任务一点儿不减，真没人性。”后来她俩干脆看到不是雷红珍值班，就让我睡，她们也睡。雷红珍一看没办法，最后允许我中午睡，晚上还要坐到十二点才让睡，一直到我六月八日出所。
天天被打骂 打人者遭报应 恶剧收场
王美丽、张苗看出故意合伙殴打我行不通，而雷红珍还是让她们继续想办法叫我报数。她们就在日常生活中找我的碴，找借口骂我、打我。每一次排队、出楼门时我不报数（山西女所要求进出门报数），张苗在我身后面就是一拳打过来，甚至我下楼梯时她还觉得不解气，又从上面拳头打过来，好几次我都要竭力站稳以免摔下去。每天如此，我也天天被打。
有许多被关的人都亲眼看到了包夹打人的恶行。事后她们悄悄对我说：“我们看到了，好多人都很气愤，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是那句话，恶有恶报吧，这种人一定会遭报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就在王美丽、张苗天天打我、持续了十多天后，王美丽从家里电话中得知，她唯一的儿子因抢劫罪被逮捕了，面临着被判刑。而张苗，在四月九日晚上，她又一次对我大打出手，把我的头发拽落的满地都是。打我的整个过程被大队长雷红珍在监控台上看的清清楚楚，雷红珍无法再包庇张苗，只好在第二天，四月十日，把张苗撤了下来，又换了另一个人做包夹。至此，大队长雷红珍想利用吸毒人员王美丽、张苗对我施压、饥饿、不让睡觉、肆意打骂我以达到强迫我报数的这场丑剧也就不得不草草结束了。
用延期逼写总结
在我距离释放的前两周，雷红珍让别的警察找到我，让我写总结，说劳教所就这么规定的，想出所就必须写总结，不写就延期。我说：劳教所还有哪个事情是讲法律法规的？劳教所不也规定延期可以写复议吗？我的复议写了已经半年了，谁回复了？它怎么不讲法律了？警察不说话了。后来她说劳教所要延期的事，我说：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它也改变不了我。后来她们警察背后里说我：她也不想回家。我做好了再被延期的准备，这个时候通知我要被释放了。按惯例，在被释放前允许给家里打电话通知来接。雷红珍不让我打电话，也不想通知我家人，直到被释放那天单位和当地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的人到了山西劳教所门口，还未通知我家人。最后雷红珍迫不得已才给我家人打电话。等家人从北京赶到山西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而我则是在六月八日夜间近十一点走出劳教所大门。在出来前，她们又强行搜身，强行扣下我的合法信件。因为这次可能被延期的消息及时由同修在明慧网上曝光，同修为我发正念解体迫害，这里再次谢谢同修及明慧同修对我的所有帮助。
父母被恶党绑架 孩子一人飘零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丰台镇派出所警察将我、我丈夫从单位绑架之后，有一名警察从小学校将我们八岁的孩子叫出，在校长办公室“审问”了两个小时，之后将孩子交给孩子的大姨。我父母闻讯从老家赶来照顾孩子，因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我母亲每天早上六点带着不足十岁的孩子挤公交车、地铁送孩子上学，晚上再接回去。心理的压力加上长期的劳累，我母亲的眼睛很快看不清东西，得了白内障。为了照顾小孩，没有及时治疗，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又转为急性青光眼，必须立即住院动手术。小孩无人管，老人住院，父母被关，无家可归。只得将小孩送到他父亲单位保卫部，吃、睡在保卫部。小孩经常吃不饱饭，没有地方洗澡就不洗澡，发烧上不了学就自己在保卫部的床上躺着。半个月后姑姑从老家赶来把孩子接回老家。两年的颠沛流离，每当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同学身旁，孩子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
结束语
我自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镇派出所绑架、劳教迫害两年六个月、延期三个月。在北京女所我被关押九个月，在山西女所关押两年。而每一天都是在侮辱、谩骂、殴打、各种手段的折磨中度过，对我身体与精神的摧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我所经历的是劳教所集中营式、地狱般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幕，这就是中共邪党的所谓“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感化挽救”，实则充斥着血腥与邪恶。
然而，苦难是暂时的，在魔难中我们越来越能看到未来的光明，而在整个绑架、非法审讯、非法劳教、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的过程中，站在中共恶党一边甘心为它卖命，充当黑手的人却是最危险的，你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我们法轮功学员不计一切的为你们讲真相，不要再一错再错了，那时不仅自己、连同亲人都会跟着遭殃啊！当形势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还指望中共邪党为你撑腰吗？邪党下地狱，你也要拽着家人跟它一同下地狱吗？
虽说政策是上面定的，可是具体执行这邪恶政策、进行实施的确实是具体的某个人。人做什么都是为自己做，善结善果，恶结恶果，善恶有报是天理。从九九年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经过十一年的时间，面对暴力强权我们法轮功学员始终是平和、理性地讲真相，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同胞不被谎言蒙蔽，在这历史的最最关键时刻，不迷失，能够找寻、认识到自己等待、盼望的归途。
很多人都明白我们法轮功学员是很好的人，即使劳教所中很多警察，她嘴上不说，她心里也明白这群人的道德品质很高。更何况有的警察已经直接说出来“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现在谁不知道共产党坏”。试想在这种急速变化的形势下，还分不清是非，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助恶为虐、迫害好人，如果不赶快清醒，等到做过的恶事面临清算的时候，那是无比痛苦的。而且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也会祸及家人、父母儿女。
在全国、在北京，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应的例子太多了。自古善、恶不能混，做一个真正清醒、理智的人吧，远离中共恶党，真正自己主宰自己的行为。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让我们不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