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夏，我即将结束劳教所对我的超期非法关押，按照所谓惯例或程序，劳教所会安排被关押人员填写解教申请书（俗称“大皮”），由于当时一批批正念坚定的同修，否定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劳教，拒绝填写任何手续。于是，恶警就安排大法弟子家属在放人之前，代为签字，领取解教票子。故要求家属与当地“六一零”人员同时来，才可放人。因此，很多同修认为这是必然的，言外之意是说：我们不签字，恶人当然就只能找家属代签了。家属又不修炼，签了也就签了。因此而麻木的承认，而且还顺理成章的给邪恶提供了家属的电话（劳教所的惯例），并没有认识到这与否定迫害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并没有彻底否定迫害。而且古人有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怎么能叫家人去做呢？大法弟子修的不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但是怎样才能阻止家人签字呢？因为是家属先签字而后才放人的。那么要想阻止家人签字，就只有不叫家人来。反过来讲，为什么要叫家人来呢？这不也是邪恶的安排吗？于是我的头脑清晰了，不叫我的家人来接，不给提供家属的电话（恶警可以查到）。当初谁把我绑架至此的，就叫谁把我接回去。
随着我的“解教日”一天天临近，我的这一念头也越来越强烈。到了“解教”的前一天，按惯例，应该在头一天通知家属，明天来接人。可是，当班警察竟然忘了打这个电话。于是，第二天，当地“六一零”人员等了一上午，没能见到我的家人，就只好亲自签字，把我接了出来。
坐在他们的车上，我听到他们与我的家人通话，要我的家人到我所居住地的派出所来接我。由于迫害造成我失去工作和家庭，他们只能通知我老家的亲人，此时家人正在路上。那时候我的正念也不强，被动的随他们到了派出所。
就见“六一零”的人对派出所一位值班警察说我是这个辖区的。警察不明白他们为什要把我送到这里来？就听“六一零”的人说：他（指我）任何字不签，也没有工作和家庭了（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人能约束他了），如果不先把他送这来，办一下手续，以后就很难找到他了。警察听了皱了皱眉，就领我到一个房间办手续。
此时，我也从他们的谈话中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对于警察所谓例行公事的问话、填表，一概不做回答，并明确告诉对方，他所做的“例行公事”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我不能配合。
最后一个所长模样的人，出面对我说，一切手续从简，只需我配合照两张像，我说我不需要。他说他们需要，我说你们需要就更不照了。
这时候我的家人赶到了，那个所长模样的人很客气的象央求我说：抓紧办，你好回家。我一下子悟到，既然不配合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于是，起身叫着我的家人，堂堂正正的头也不回离开了派出所。
半个月后，我再次主动来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更新。由于我的身份证是二十年前国家首批办理的，按规定应当更换，于是我主动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更新。直接去了派出所旁专门办理身份证的地方，没有人对我提及什么解教票子、上户口之类的问题，顺利的办理了身份证。
总结当时这一过程，我那时头脑里很简单，什么解教票子、上户口、身份证等等问题在我脑中一概没有，只有一念很清楚：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我想邪恶的所谓例行公事可能就是与解教票子、上户口、身份证等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因迫害才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与守法公民的正常生活无关。如果我们能放下自我，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些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情就不复存在。
我们地区还有一位同修，从劳教所正念闯出后，也不去办理上户口的事，她认为这是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不应予以承认。开始警察多次上门骚扰，先是恐吓，后是央求，叫她办一下手续。她不予理睬，也没有给她的生活造成困难。说到底谁惧谁呢？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困扰我们，是不是我们看问题的基点有问题呢？
个人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