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地区都不出来炼功了，有的去北京证实法，有的在家里炼。当时有一位同修拿着两张传单来找我，一张是十问，一张是给警察的一封信。她跟我说，我们把它印出来去发，你看行不行？当时我就说，行。就这样那位同修找了一个复印社，她就大量印。外地同修也给我们送。这时又有几位同修也都出来做。我们分成几片，出发之前我们先背《洪吟》〈威德〉。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在公安局里我不配合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说，最后把他们都气乐了。在看守所里，给我们放自焚录像，放了好几遍都放不出来。县长和政法委书记拿着录像到看守所，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炼法轮功身体好了。政法委书记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这时他们的录像也没录成，县长气的不行，去找所长。就这样我被关四个月零十三天后放了。
这时我们地区得不到经文和师父的讲法，都得到外市去取，都是我负责去取。在二零零一年“七·二零”，我又被迫流离失所，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抄完一遍《转法轮》，我还给我地区公安局、看守所写了好几十封信，不让他们再迫害好人。他们知道是我写的，就找我的家人和我弟弟，我弟弟就和我说，不好好在外边呆，写信干什么。我说，我给他们写信，是叫他们明白真相。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份，我又到另一个地区了。在这时，公安局三天两头到我老伴开的商店干扰，说挖地三尺也要把我找出来。就这样，我把老伴也接到我这里，商店也不开了。可是老伴是常人，对我的干扰很大，他说××党不让炼你还非得炼，来了好几个同修和他说，都说不通，有个同修就叫他看赵明被迫害的光盘，这时他说，××党太坏了。第二天早上就和我炼功，我们老俩口白天学法，晚上出去做资料。白天有时间我们就邮信，一开始往我们地区所有公检法、学校、农村乡镇机关单位、全国各地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等，每天都在邮信，每天都邮好几十封，后来当地很多同修都来参加邮寄真相资料。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份，我回到当地做资料。因为我当地没有资料点，所有的经文和师父讲法都是从外地往回拿。所以我就下决心回来做资料。因为我都六十多岁了，文化又不高，拿鼠标的手都发抖，同修就手把手教我。建资料点很困难，我自己又没有资金，但只要有这个心，师尊就帮。
偶然的机会，一个同修就和我说，“我有一台电脑想给资料点用。”这时我说，因为你丈夫是常人，我给你点钱吧。她说我这电脑就想给大法用。就这样，师父又给我安排了技术人员。开始我就求师父帮我，第二天我就能做明慧资料了。因为我地区连农村有好几百大法学员，每次在外边拿《明慧周刊》只有二十本，农村同修根本看不到“明慧”。因为我地区农村和县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资料，工作量很大，明慧周刊一做就好几百本，还有《转法轮》和所有的讲法和经文，还有《九评》和小册子，所以我地用耗材量很大，每次都是我自己找车到省城進货。
有一次快到过年了，路上警察检查很严，当时有三个警察向我们走来，离我们还有四米多远。这时司机就和我说，快发正念。这时我就对司机说，没事，你知道我们这些耗材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这一车东西是救人的，谁也不敢动，谁动谁是罪。这时，三个警察转身就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在保护我们呢。
我自从九九年以后，不管怎么忙，每天我都学三讲法，最少是二讲，我在看明慧上有很多同修在背法，所以我也想背法，我就抽出时间背法，有一天我在背法的时候，看到书里每个字都是红的。在做资料期间，由于工作量大，我有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觉睡的也少，法学的也少了，同修之间矛盾也出来了。有的同修说我花大法的钱，还有的说她做了五年了怎么没出事，是不是旧势力在保护她呀？这时我听到之后，心里就不平衡，总觉的自己做的这么辛苦，同修还不理解，总在背地里说三道四的，我就整天往外怨。
由于自己不向内找，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我家楼下，我被绑架，当时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到公安局我就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给“六一零”的人讲真相，当时就有一个退的。到晚上，他们给我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也喊“法轮大法好”，这时我就绝食。第二天他们就给我灌食。他们六个人摁着我，我被灌的上不来气，我就喊师父救我，这时给我灌食的六个人，“啪”的一下全都坐那了，他们一个个灰溜溜的全都走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炼静功、发正念、背五遍《论语》和《洪吟》、《洪吟二》、背《志坚》“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步别停。”。然后给犯人讲真相，劝他们退出党团队。所长、管教一过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在看守所期间，我也在反思自己造成这么大损失，是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出现这么大的漏。我找到了很多自己不在法上的地方，平时找自己也找的不深刻，总是找别人，不找自己。这时我就想，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得出去救度众生，我是救度众生来了，有漏也不许旧势力迫害。
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就想，师父给弟子演化假相，弟子要出去救度众生。这时我一回头就倒在床上不能动了，把屋里的犯人都吓坏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所长和管教天天在那看着，有一天所长拿铁链子就把我的脚锁在床上。我就说，我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我现在被你们迫害成这样，你们还在迫害我，我们讲真相就是揭露你们，叫所有医生、护士都来看看，你们连我这老太太都不放过。这时所长马上跑过来给我打开，打开之后他就坐那里生气，我就发正念。
我的老伴和我的姐姐每天都劝我写不炼了的保证，我就和他们说，我做好人没错。这时我就想起师尊的一句话：“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進要旨》〈挖根〉）管教和所长在我床边，一边一个，二十四小时不离的看着我。我就背，“放下生死无执著”。背着背着，我一下悟到，当你放下执著，就没有死了。这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我就给看着我的管教讲真相，劝他们三退，他们每天换班来看着我，来看着我的管教我都给他们退了。后来所里管教都不愿来了，他们就换了国保大队的人来看着我，我就给国保大队的警察讲三退，他们有的也都退了。我在医院里住二十一天，他们谁都不愿到医院来看着我，他们办了取保候审把我放了。就这样我被关了三个月零三天，闯出了看守所。
回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他们把我的案子转到检察院，检察院不受理，把案子又退回国保大队，国保大队又找我老伴，非得叫我写三书，一天打电话找我老伴好几次。这时我在外地，我老伴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配合邪恶，同修也在背地说我这不对，那有漏。我老伴到同修家里给我要《明慧周刊》和经文，同修也不敢给，当时我真的是觉的百苦一齐降。我就对我老伴说，我永远不会写的，也不会说不炼的。这时我就想，我必须揭露他们。外地同修给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就打成不干胶，我想，我不能怕他们，我得回去揭露他们所干的坏事。当我到家里和老伴说我要揭露他们，老伴当时就说，对，揭露他们。这时我把打成的不干胶给同修，当地同修大面积贴不干胶，就这样邪恶再也不找我了。
师尊的经文一次一次的来，当我看到师尊这些讲法之后，我真是无地自容，就感到这么多年好象没修一样。有一天，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真的没有修自己。这时我才意识到师尊在《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如果我们都能找自己，邪恶也就解体了。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的老伴也不学了，还说些对大法不利的话。在这时，我就找自己。师尊说，“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当我找自己的时候，我的老伴现在又学了，我现在的资料点照常在运行，我老伴每天都在和我一起做资料。我们有时开车到边远的农村去讲真相，同修之间矛盾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