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干部一家被中共追捕、剥夺养命之源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我今年七十一岁,家住四川省古蔺县,系石宝镇政府退休干部。我因为一身的病而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没多久,身体就得到净化,尝到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还戒掉了四十多年的烟瘾。然而,没多久迫害就开始了。为了告诉政府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和也是炼功人的妻子多次被非法关押、判刑,家里无数次被抄,老父亲也气愤而亡。现在,当局把我仅有的一点退休金也全部扣发,还在四处抓捕我们,让我们一家更是居无定所,食无来源。

修大法 神奇祛病

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我为了祛病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每天坚持在石宝粮站坝子头集体晨炼,白天集体学法、听法或在家自修。

因为我的身体佷不好,全身都是病:什么神经衰弱、额窦炎、鼻炎、肩周炎、肺炎、肾炎、关节炎、支气管炎、特别是肠胃痛的严重,吃也痛,不吃也痛,三天两头痛,一痛二吐三拉,还经常拉血,长期失眠,整夜不能睡觉,头发眉毛胡须全白完,衰老進度快,老化速度快,经几个医院诊断,胃穿三个孔,已在做胃切除的准备。就因为病得很厉害,才走進大法修炼。

一开始炼功,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一连拉肚子一个月,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净化,第一次知道了病根的来源。身体得到净化后,想吃就吃,生的、冷的、硬的,随便吃,想走就走,不怕山高路陡,想睡就睡,不怕熬夜也不失眠。肠胃好了,消化系统正常了,皮包骨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健康了,红光满面,体质、体力、体重都得到了快速增长,所有的这个病,那个炎症都不翼而飞了,走路生风,精神倍增,我几十年来都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快乐生活。

在此无法用我内心的语言,报答伟大慈悲师尊给我第二次生命。我发自内心向师尊问好,永远尊敬师尊,做好三件事,坚修到底,跟师父回家。

修炼六十天,戒掉四十年烟瘾

我修炼五十多天就开始戒烟,戒了四、五天了,烟瘾发了,欲望上来了,看见别人抽烟,我也想抽。一连抽了两根烟,立即感到头昏眼花,不能行走,只好倒在床上,可是却感到那床连屋子和我一起在空中翻滚,越翻越快,越滚越快,立即感到天昏地暗。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当时心里想:老师啊!是不是我抽那两支烟的关系啊?如果是,我向师父保证,从今以后坚决不抽烟了。当我想完以上这些话后,马上就停下来了,一切恢复正常。我吸烟四十多年了,香烟不过瘾还要吃土烟才过得了瘾,可这一瞬间就戒掉了,这使我的饮食進一步得到了增加,身体得到了更好的净化。

师父再次救了我们的命

有一天我和郑同修到乡下的一个炼功点去切磋回来,走到小坝的半山腰时,迎面驶来一辆二十吨的桂林车子。我们三人坐的是三轮车,我们的车停靠在坡边让那辆大车,可那辆车偏偏要往我们这边来撞,当即把我们的车撞在边边上去,如果撞翻滚下去,几百米的高坡,想起来真是让人后怕。我们悟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否则,就没有命了。

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被绑架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六、七月,全县大法弟子在古蔺县城体育广场证实法,目的是向政府反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对修炼者身心健康有奇效,教人修心向善,而法轮功修炼者是以真、善、忍法理来处处要求自己的好人。法轮功教导修炼者不参与政治,对社会、对人民有益无害。我们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恢复我们正常的修炼环境。当天全县来了七十几名同修,全部被公安局、“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机构)强制带到公安局的二楼会议室,并通知全县各乡镇派出所“六一零”,把我们当成敌人一样一个一个的审讯,第二天放了一批,我被非法关押三十七天。

写信讲真相遭抄家

中共利用手中的权力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利用一切宣传机器栽赃、诬蔑师父和大法,我们就写信讲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对社会、对人民有百益而无一害,要求政府还师父,还大法的清白,还我们的修炼环境等。七十几名大法弟子用真名真姓、真地址,签了名,盖了章邮寄到古蔺县公安局,石宝派出所所长曾义收到信后,到我家翻箱倒柜,抢去大法书籍、大法资料数量很多,把我家的宝剑也抢走了。

被关入洗脑班两次

二零零一年元月份,古蔺县委、县政府、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办第一期洗脑班,各乡镇抽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石宝镇的马飞在一个月的洗脑班上恶毒攻击师父和大法。因大法弟子坚持学法轮大法不放弃信仰,不写保证书,洗脑班散了,马飞却不让我走,也不准我一人单独行走,待全县大法弟子走完了的第二天,马飞才派专车送我回石宝镇政府。从洗脑班解散回家住了两夜,我又被古蔺公安局付杰等和石宝镇派出所所长胡电波一伙,无缘无故的绑架到古蔺看守所,关押我一百一十八天。二零零一年,我两次被强制参加在古蔺箭竹林场办的洗脑班,受迫害两个月。

遭迫害家破人亡

二零零零年,古蔺县看守所的所长熊军、陳汉钊,公安局局长和卢长红等十几人把同是修炼人的妻子折磨得皮包骨,把耳朵整成重伤,流脓六年多。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元月,妻子两次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把带的背包、衣服、现金和日用品等全部抢光。因妻子不报姓名、住址,受尽了酷刑折磨,警察用电棍乱打她,打得妻子七窍出血。后因妻子始终不报姓名、地址,就被丢到北京无人烟的地方。

石宝镇中共政府写了一个通知,由财政所所长夏江奎送给我说:经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在我工资内扣除六千元钱去北京找我妻子的费用。在这期间我和妻子被关押在古蔺看守所,两个儿子因年幼无职业,无收入,无法生活,流浪在社会上。我的年迈的父母在家无依无靠,从此以后我一家人就真的妻离子散。儿子多次在古蔺县看守所请求见我们一面都未得到允许。

妻子被非法判刑四年,因她不放弃信仰,坚持信仰,受尽酷刑折磨,把她的手、脚、头、嘴、耳、背都折磨的到处是伤,手臂都骨折了。周强、熊军、陳汉钊、简阳女子监狱的余志芳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凶的恶警。妻子被关在监狱时,就连释放的最后一天都是从简阳监狱八监区的隔离室出来的。把好好的人折磨成一个废人才放回家。

二零零三年我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这样我们一个好好的家就被他们迫害得四分五裂,父亲因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活活的气死了,家里要求放我回家最后看一眼父亲都不允许,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家破人亡了。

我在四川省广元监狱遭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因参加古蔺县大村镇分水村的法轮功学员的交流,被“六一零”的陈汉钊和付杰等绑架到古蔺看守所,强行给我加上为首者、组织者,策划者的帽子,说我破坏法律实施,诬判我三年半牢狱,刘宗堂把我送入广元监狱。

在监狱里,我被强制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和书籍,恶警李生泉,何文德,詹大队长等指使那些刑事犯包夹来转化我(即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要坐就只能坐五寸高的塑料凳子,一坐就是几十天,腰要直,头要正,手平放在两腿,要求眼睛不眨,身体不动,做不标准就挨打,要站就面壁站,一站就是几十天,不分昼夜的站,这一帮值班去了,那一帮又来了,轮流看守,不准手、脚动,头也不准歪一下,否则,就遭拳打脚踢。

一个监室二、三十个犯人看管一个炼法轮功的人,连吃饭,睡觉、進厕所都是跟着的。迫害最严重的是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他们打人是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殴打,把嘴堵着,把人按在地上或床上,一直要打过瘾,用他们的话说,“打过瘾了就放手”,恶警在背后指使犯人打,只要忠实执行了,恶警就给那些打人的犯人们减刑。名曰“奖励”。 那些打人的犯人说:“打人瘾过了,刑又减了。何乐而不为呢?”如不配合、不轉化,全监室的人都受株连。

搜、找、抢、拿、无法无天的迫害

中共当局把我家作为重点,为所欲为的進行迫害、搜查、抢劫。无法把他们搜的、抢的次数记清,抢走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私人财产也不计其数。石宝派出所换班所长曾义、雷青敏、胡电波、卲光辉、临时聘用唐兴龙、马飞、综治办杨林、武装部长杨康、古蔺“六一零”付杰等人想来我家就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抢就抢。特别是二零零一年、零二年、零三年,他们经常到我家抄家、抢劫,一進门不问青红皂白,不出示任何手续就开始把床铺翻个底朝天,把所有的箱箱柜柜翻个面朝地,我儿子的密码箱锁起外出了,付杰横不讲理的把它锤烂了,什么也未找到。雷青敏抢走我和妻子的身份证至今未还。连我住女儿家,陈正龙、邵光辉、吴柱军一伙都追到那里去把《转法轮》一书给抢走了,还有我私人的银制品、玉制品、铜币也被这帮恶警、恶人抢走了。没隔多久他们又来抢,来时气势汹汹,去时气焰嚣张,来时不出示证件,走时不办理手续,(只有两次抄家有手续)。

流离失所

二零零九年皇历二月十五日,古蔺县、东新乡的资料点被破坏,古蔺县“六一零”周强与东新乡党委书记、派出所的彭松、赖千、王杰、张旭東、徐付平、二郎镇派出所的恶警,抢走了资料点的电脑、打印机和大法资料、书籍、耗材等。当时抓了十五名大法弟子,第二天放了七、八个。绑架六名大法弟子到古蔺看守所迫害。

在迫害期间,恶警又要迫害我们全家人。我们家三个人包括妻子、大儿子和我流浪在外。他们采用追查、找、抓,昼夜不停,遍布岗哨,从此我们全家再一次失散,流离失所。全家就靠我退休工资过活,而当局竟然残酷地把我的仅发三分之一的退休工资扣光了,还要在广州、福建、云、贵、川全国各地追捕。

我和妻子、长子是恶警追捕的对象。老母亲无依无靠流浪社会。家里的房子是土、木、瓦结构,因我们十多年的被抓、被关、被逼進洗脑班、被判刑,无人维修,现已破烂,歪斜,漏水,变成危房,无法居住。因此目前的状态是:家破人亡、退休养老金被扣,生活来源被卡,造成一无立身之地,二无养命之源,三无住、无吃、无穿、还要天天防抓,在精神上,身心健康上受到极大摧残和打击,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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