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
从小我就喜欢气功，十几岁时就习练过，那时学气功的目地就是强身、防身。后来在镇办企业从事业务工作，生活上虽较富裕，但思想上很空虚，有时就想：有车有钱就有意思吗？难道这就是人活着的目地吗？人到底为什么活着？
在为工作拼搏的同时，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二十多岁就得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常常头疼,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有一次连续七晚上没睡着觉，整天药不离口也不见好转，那时的心情极为烦躁。三十几岁的我看上去象四十多岁的人，面黄肌瘦，体重只有一百二十斤。为治好神经衰弱，我学过多种气功但都无济于事。
九七年下半年，我到朋友家玩，无意中谈起身体状况，朋友的妻子向我介绍了法轮功。我问她法轮功能不能治病？她说你只要真心炼什么病都会好的。我说“真心”。她就把宝书《转法轮》借给了我。她叮嘱我看完书后要放在最干净、最好的位置上，看书前要洗手。我说行。可能干扰的缘故，厂里紧接着安排我到北方出差十几天，现在想来真后悔，没把《转法轮》带在身边，出差回来后我又去了她家，她问我看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你回家赶紧看。回家后当天晚上我就看起书来，一直看到晚上快十二点了也没睡意，越看越想看，从此走入大法修炼。起初干扰很大，妻子百般阻拦不让我炼，我炼功她就骂我，我就半夜三更起来偷着炼。后来妻子看着我神经衰弱、胃疼等病都好了，她也积极投入到修炼中。
九七年乡镇得法的人还不多，一辅导员同修看我很热心就对我说：“你有摩托车，有时间和我一起跑跑吧。”我连忙说：“行，行！”当时洪法的形式就是组织炼功点，放师父讲法录像、教学员炼功动作。因组建炼功点，到处放录像，我就从济南买了一台录像机。心想买了录像机，家里添了一个大件，还能为同修放录像，欢喜心、显示心就出来了，越想越高兴，我又想喊又想笑，正如师父讲的“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精進要旨》〈定论〉），自那时起晚上走路害怕，不敢看大法书。我知道不敢看大法书的不是自己，是思想业力，我就是看。晚上出去洪法时常冒出害怕的念头，我就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克服怕心跑遍了本乡镇的十几个村庄。
進京证实法
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发生，我和四名同修踏上北区的列车進京上访，结果在路途中被截回，我被送到乡政府，乡书记找我谈话，我抱着慈悲的心态和他讲述自己身心受益的事实，他明白真相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二零零零年同修们陆续到北京证实法，一次我骑摩托车去找同修交流進京证实大法，边走边流泪，我对师父说：我一定到北京证实大法。二零零零年年底我和六位同修踏上北去的列车進京上访，尽管不知路线，我们还是顺利的踏上天安门广场，踏上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我觉着自己很伟大，真象一个顶天独尊伟大的神。我取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其他同修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随即我们被便衣劫持進天安门广场拘留所。
同修陆续被劫持進来，对每一位同修的到来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为同修能放下生死、冲破层层阻拦到北京证实法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当我看到一抱着几岁孩子的女同修被关押進来时，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淌着，我被同修证实法而深深感动。
我们一直在集体背法、交流，同修们的正念很足，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场在包容着我们。下午恶警要把我们分流到附近看守所，我们手挽手筑起人墙，绝不配合他们。他们气急败坏的拉我们但没能动得了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三、四个小时，后来恶警手持橡皮棍冲進来照同修一阵乱打，几位同修被打伤。我们被分流到附近看守所。在经历酷刑折磨后，在正念不足的情况下我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被劫持回当地后走了弯路，给自己留下深深的遗憾。
利用各种方式救度众生
因我从事业务员工作，接触的人多，我利用工作之便利用各种方式讲清真相。初期因当地资料点少，在接不到资料的情况下，我就找各地邮政编码，收集地址、人名，特别是和我有业务联系的公司经理及员工，我就手写信寄给他们。苦于资料短缺，出发时我就用粉笔、记号笔写大法真相，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记得有一次我接到一外地电话让我去订货，我到那一看货太少了，根本送不着，后来和负责人商定他们自己做。当我从工地出来，看到在国道北边，镇政府二楼上挂着一条三十多米长、写有诽谤大法的标语，我一下子明白了此行的真正目地。这横幅得毒害多少众生啊，上楼摘掉有些不合适，怎么办？我脑中闪出一念：写大法标语就能清掉它。我买好油漆、刷子，骑着租来的自行车从我住的地方开始写，当时写的内容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从我住的旅馆到镇政府所在地二十多里的路程，一路写来，镇政府所在地附近电线杆都写上了，写的标语有力的震慑了邪恶，仅过了几天，楼上的横幅消失了，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有一次我突然冒出找复印店印资料的想法，心想常人会不会举报我呢？但转念又一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我在心中求师父加持，就去了复印店。复印店的老板看也没看什么内容就给我复印了，当时要三四角钱一张，我很高兴，贵点不要紧只要给印就行。印了几次他都没看内容，后来他发现复印的是大法真相，他很客气的说不敢给印了。后来在另一城市我找到一家复印店，复印店的老板知道我印的是大法真相，我和她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她印大法真相会得福报，她很痛快的答应。每次我印五十至一百张并当晚散发。一次我再去复印真相材料时，她告诉我因印真相材料有顾虑，她告诉了在司法所工作的哥哥，她哥哥说没事。我持续到那复印店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真相资料，直到当地真相资料能供上了为止。资料充足后我每次出发都带着真相资料、真相光碟，走到哪里散发到哪里。
我也充份利用工作便利的条件，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我牢记着师父的讲法：“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也是按照师父的讲法去做的。在讲真相中，我都是抱着慈悲的心态向世人讲清真相，因而收到的效果很好，大部份都能明真相。对暂时不明真相的众生我也不舍弃，只要有机会，我就再给他们讲，直到他们明白为止。
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工地，屋里有四五个人，洽谈完业务后我开始向他们讲大法真相，其中有四个人明白了大法真相，而一个人在我讲真相时老是和我唱反调，他提了一些问题我也一一作了解答。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他还未能明白大法真相，我只好告辞，但因他没能明白大法真相我心里很遗憾，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使他得救。过了几天我又去那个工地，我一敲门，开门的正是他，他笑着说我们正说着法轮功呢。我说：说到哪里了咱接着说。听他一说，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真相。
还有一次在外地和一个修自行车的老人讲大法真相，我一说，他就大怒，对我说：你再说就送你去派出所。我没有被他带动，为能使他明白大法真相，我第二次又去找他修自行车并和他讲大法在世界的洪传情况与大法的美好，他虽没生气但仍不认可。我又第三次去找他修自行车，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让他明白大法真相。我再次和他讲大法真相，最后他说好就学呗。总算对大法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