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弟弟得法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术与气功曾风靡神州大地，我弟弟也是其中的一位爱好者。那时，他正读中学，课余时间学过不少功法，甚至上课时偷偷的描摹武术招式，我见过的，就有好几大本。弟弟在经历了数度高考落榜之后，于九四年来到成都打工。
一九九五年的一天，弟弟在人民公园看到一群人在炼一种功法，旁边挂着一幅“法轮大法（法轮功）简介”，上面列有法轮大法的八大特点：“修炼法轮，不炼丹，不结丹”；“人没有在炼功，法轮却在炼人”；“修炼主意识，自己得功”；“既修性又修命”……等等。我弟看了又看，以他对一些功法的了解来判断，如果这些特点都是真的，那这个功法就是最好的。
但这个功法是不是真的如简介所说的那样呢？弟弟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后，认定这是真的。于是，他走進了大法修炼。
这年过年，弟弟没有回家，但他给家里寄回了《转法轮》及《转法轮（二）》。
二、怀疑与求证
弟弟将《转法轮》寄回家，主要是想推荐给母亲。那时，以我的心性状态，暂时还没有可能成为弟弟弘法的对象。母亲跟父亲关系不好，一生非常辛苦，落下很多病，经常吵着要出家，家里没有几天安定的日子，以至于我们都不太愿意回家。母亲不认识字，弟弟就用录音带录了一段话，意思好象主要是告诉母亲，法轮功如何如何好，他开始修炼了。我随便翻了翻《转法轮》，觉得书中说的话很大，而且书中说法轮功学员传功时“第一个要求是不能够收费”（《转法轮》<第三讲>），我当时觉得这年头的人，做什么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了什么呢？当然，后来的实践证明，大法书中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对于我当时的狂妄无知和对师尊的不敬，现在想来真是惭愧不已。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辞掉原来的工作，来到弟弟打工的成都。弟弟每天早出晚归，白天上班，晚上一般炼完功才回住处。我呢，则忙于找工作。兄弟在一起，自然会谈到他正炼的功。闲来无事，我拿起《转法轮》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问了弟弟一些情况，开始觉得书中讲的有道理。
由于从小受邪党党文化的教育，我对神佛、修炼这些事，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认为那些青灯孤影的和尚尼姑们，都是走投无路了，才出家到庙里找口饭吃。但我对古典文化及哲学很有兴趣，喜欢思考人生的意义，对古代那些藐视权贵、视富贵如浮云的隐逸之士充满敬意和向往。我买了《周易》、《道德经》及有关佛经等方面的书，但都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去看的，觉得这些书充满智慧，也显得有些高深和神秘，对其实质，根本就不得要领。同时也看了一些西方现代学者的著作，觉得他们讲的从某一角度来说，仿佛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些偏激，都没有把问题真正说清楚。所以，在我较为认真的看了《转法轮》而不是先前的随便翻翻之后（在这里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看《转法轮》，一定不要随便翻翻，一定要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看完，否则，会障碍对佛法真理的认识），我有些动心了：《转法轮》把我对人生的思考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回答了。但我仍然冥顽不化，一有时间就泡书店，目的就是想要求证：《转法轮》书中讲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修炼这回事？
我翻阅了很多书籍，从人类未解之谜到科技新知，从《道藏》到佛经，从各类辞书到人物传记……反正与修炼有关的一些问题我都翻了，什么“白日飞升”啦，“肉身菩萨”啦，“舍利子”啦，“辟谷”啦……等等，只得出一个结论：修炼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三、走入修炼
有一天，大概是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照例在书店“求证”，回来后又拿起《转法轮》看。看着看着，觉得人活在世上确实应该返本归真，书中都讲的这么明了，现在不修更待何时呢？弟弟回来后，我就叫他教我炼功。由于屋子很小，弟弟先教了第五套功法即“神通加持法”，我坚持完成了四十五分钟的双盘打坐，感觉不是很难。
我那时颈部有一块皮炎，每年春天都要复发。我去药店买了“皮炎平”，准备擦涂。弟弟说，如果要炼功的话，最好不要擦，我就没有擦。当然由于我修炼了法轮功，皮炎从此再也没有复发过。
我以前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戒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从这时起，我决定戒烟，很轻松自然的就戒掉了，真象师尊讲的：“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转法轮》）
很快，我找到了工作，一家北京的编辑部在成都招聘采编（实际就是拉广告），我被录用。这工作要求出差，由于喜欢大西北那种神奇而苍凉的人文风光，所以我选择了西北片区。出差在即，但法轮功的动作还没学会。弟弟一边教我，我就一边做笔记，照着笔记，勉强可以把动作做完。
出差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本来我已找好工作，不准备买报纸看招聘启事了。但那天下午，我听见外面叫卖“晚报”的声音后，还是不自觉的走了出去，交给报贩一张钱，报贩给了我一份报纸，找回我一块四毛钱（那时，晚报零售价为六毛）。我说我给的是十块钱，但报贩说是两块。我觉得报贩是在讹诈，与他大吵大闹，总认为自己给的是十块。这时，弟弟回来了，见我不依不饶的样子，使劲把我劝了回来。我又仔细盘点了自己的钱，发现给报贩的可能是一张二块的，是我错怪报贩了。本来，我对金钱一向就不太看重，觉得“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对自己兜里的钱向来只知道一个大概数目。但这回怎么为了几块钱而如此认真呢？弟弟说，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师父的法身利用这个事点化我。
通过这件事，我初步知道了修炼该如何修，体会到大法师父对修炼弟子的照看方式。
随后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广场，同行的对我说：看，你们炼法轮功的。我一看，广场上大约有三百人在集体炼功，哇！有这么多人炼功。我走近去，有一位年轻的女子正在给咨询的民众解答问题，我听见她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修性，又修命”，旁边也有人在教功。我的动作还不怎么会，就跟着他们学。晚上正好有一单位老年活动中心放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像，我就赶去了。
看完一讲出来，外面已是风雨交加，地面积水很深。我坐上出租车，司机显得心急火燎，好象要急于挣到很多钱，但风雨太大，不是堵车，就是道路不通，就一个劲儿的抱怨，问我选择走那条路。我就劝慰司机说，象这样的天气，有些人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有性命之忧，你呢，最多也就少挣几十元钱，人一生，钱多钱少关系并不是很大，心平气和、平平安安最重要了。我说随便走那一条路都行，结果一路畅通。司机说：“你今天太幸运了。”是的，得到大法了，又第一次参加这么多人集体炼功，第一次聆听师尊讲法，我当然幸运啰。
从新疆转到西安，入住一招待所，遇到一位来西安求医的病人，我突兀的向他推荐法轮功。这人显出一副高度戒备的样子，似乎我要骗他的钱财。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心太急了，没有注意方式方法。过了几天，同室住进了一位宝鸡来的一刊物编辑，晚上，我与他高谈阔论，甚是投机，但没有说到法轮功。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办事了，中午一点多钟才回来。刚上招待所二楼楼梯，就见那位编辑提着包往下走。他一见我，显得非常惊喜。我这才知道，他看了我留在桌上的《转法轮》，只看了几页，就觉得非常好，想看这本书，又不知道哪里有售，就一直等我，实在等不住了，要赶回去，刚下楼，就碰到我回来了，真是太巧了。我知道，这就是缘份了，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他非常感激，要我在书上题词作为留念。我说，李老师（那时，我们大都这样称呼师尊）的书不要随便在上面写字。
这位编辑回去后，我们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联系。后来他找到当地的炼功点，我们的联系就少了。不知这位宝鸡的朋友现在可好？
在西安小寨，我发现有一家专营气功书籍的书店，里面摆了一整排的《转法轮》，说明该书的销量很大。后来，我知道，就是这一年（一九九六年），《转法轮》一书被《北京青年报》评为首都十大畅销书之一。我买了两本，自己留一本，给家乡最好的朋友寄了一本。这位朋友和其妻子也于九九年春开始修炼大法。朋友刚开始修炼，脚上的鸡眼就不治而愈。而他妻子，第一次炼功正好碰上炼法轮桩法，半个小时的法轮桩法她坚持下来了，还出了一身汗。这位朋友的妻子以前是从不流汗的，经常感冒，也就是医学上认为的毛细血管不通，不能排除体内的废物，容易生病。但遗憾的是，不久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在铺天盖地的污蔑喧嚣中，这位朋友夫妻由于怕心就放弃了修炼。好在这位朋友最近有所醒悟，表示不久会从修大法。他说他曾遇到一位老道人，传了他几个健身的动作。这位老道人明确告诉他，他这套东西健身很好，但还没有法轮功好，法轮功是最好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西安，我还去了扶风县的法门寺，那里曾于一九八七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轰动一时。在法门寺旁边，新修了一座很大的佛像，偌大的佛像里面尽是一些赚钱的项目，外面卖的书也是乱七八糟的。这之后，我对寺院游览就没有兴趣了。
我还遇到一件事，也说明了师尊所讲是千真万确的。那天，我去游大雁塔，看到一位老和尚的上眼帘很长，把眼睛都盖过了，看东西时，需要用手把上眼帘费力的卷起来才行。看他参观很仔细的样子，估计他并不是慈恩寺（大雁塔所在寺院）的僧人，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看师尊大连讲法录像时，才知道这种人，皮肤叠起老高，岁数是很大的。我就想，师尊不是一般的人，师尊什么都知道。
四、母亲见证的神奇
在西安一段时间后，我回了一趟家。回去后，才知道弟弟已回过家并教会母亲炼法轮功了。
母亲炼功前浑身都是病，什么头风痛、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胃病……等等，不敢下水田，不能走远一点的路，不敢吃凉菜，每年还没入秋就开始戴上厚厚的帽子。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来就没有离过药，是远近闻名的药罐子，我经常看见她饭前一大碗黑黑的中药喝下去。母亲不仅常年不离药，还经常求神拜庙，以图有个好身体，但收效甚微。
母亲的悟性比我好的多，弟弟跟她一说，她就要炼法轮功。我回去的时候，母亲也仅仅炼了两个月左右法轮功，但她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却很大。
母亲清楚的感受到师父的法身为她清理了附体（一条断了尾巴的蛇，她说是以前拜一个庙带来的）；母亲天目开了，她看见师父法像上有一条金龙，活灵活现、金光闪闪；她感到自己头上有三朵花在旋转（三花聚顶可是过去许多炼功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境界呀！）；从耳朵里出来很多一条一条的像耳屎一样的东西（清理身体）；她觉得身体很轻松，走多远路都不觉得累，而以前走几里路都要歇几次；心情也愉快了，不再唠唠叨叨；可以下水田插秧了；可以吃锅巴了（母亲牙齿自小就不能吃锅巴）……等等。
有一天，我跟她坐在一起聊天，发现她一会儿把腰伸一下，一会儿又伸一下。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觉得肚子里有什么在动，就象是怀娃娃时，肚子里一动一动的。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可知道这就是师父已给她下法轮了，是法轮在调理身体演化功呢。我对母亲说，师父都给你下法轮了，好好炼功吧。
邻居们看见母亲炼功身体好了，纷纷要来学功，这也增强了我对法轮功的信心。我自身的变化在这次回家期间也很明显。当时正值稻谷收割季节，我虽然从学校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很少干农活，但碰上这个时节，也不好意思在家闲着，所以我连续参加了几家人的收谷劳动。我干最重的活，而且不换班，但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让其他人都感到很惊讶，说我“文武双全”。我知道这肯定是炼法轮功所致。要走的那天，我突然拉起了肚子，吃一顿饭都要上几次厕所。我说我要走了，父亲说，你这个样子，有法出门啊？我说，该出门就出门吧，没事的。结果一出门，什么事都没有。
一次又一次，我亲身见证了师尊书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没有半点虚妄。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五、从业余爱好到修炼人生
如果说上面的过程，让我从怀疑到求证再到走入法轮功修炼，还完全停留在业余爱好的层面；那么，到了成都参加集体学法炼功后，我才真正溶入了大法修炼。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从西安回到成都，住在一所学院的招待所。这个学院有个炼功点，早上炼功，晚上在图书馆集体学法。我很自然的参加了这个炼功点的集体学法炼功。在晚上学法时，大家轮流读《转法轮》，然后就是切磋，交流修炼心得。
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听了同修们的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尤其是一位刚开始学法炼功仅两个月的一位大姐，她谈了修炼法轮功两个月来的体会，我听后觉得我太差了，倍感惭愧。我四月份得法，比她早几个月，但她的心性和对大法的认识都比我高的多，这促使我产生了要迎头赶上的想法。
在连续参加了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炼功后，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不再认为炼法轮功是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而是我的人生意义之所在了。
随着修炼的提高，考验也接踵而至。我在大约五个月时间里，为北京那家编辑部签了二十几万的广告合同，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业绩。可还有近万元的提成编辑部迟迟不给，几次催问，老板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我手里还有这家编辑部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和空白函件（可任意制作各种公函），要在以往，我会利用这些资源，直接到企业收取现金，找回自己的损失。但现在修炼了，那就应该从修炼的角度看问题了。师尊说：“是你的东西不会丢，不是你的东西也弄不来，弄来了也得还给人家，有所得必有所失。”（《法轮功》）我想，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可能是我以前欠了那人的债，现在该还了；也可能是师尊借此考验我的心性，要我放弃对利益的执着。
慢慢的，通过学法、背法，我的心理平衡了，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从中，我体会到大法的威力，修炼确实能提升人的心性境界。
我把剩余的空白介绍信、函件及工作证寄回编辑部，另找了工作，就在成都稳定的工作、修炼，直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
在成都的那几年中，我每天早上参加集体炼功两小时；中午在办公室学法、抄法两小时；下午下班后参加集体学法炼功两小时；回去后再学法两小时；周末一般都参加户外集体炼功洪法活动。每天除了上班，基本上保证了八个小时的学法、炼功时间，为“七•二零”后反迫害、证实大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时晚上参加完集体炼功学法回去，双脚飞快的蹬着自行车，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心里却乐融融的，既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累，恨不得一下子就回到住处，好再拿起大法书看。那真是如饥似渴啊！现在回想起那几年的精進状态，还时常感慨不已。
随着学法炼功，我对大法的认识也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当初的业余爱好，完全转变到修炼人生了。我知道我离不开大法了，即使给我多少亿的财富让我不修大法也不可能了。
六、走出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早上，我刚到炼功点，就发现周围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但我们没理会那么多，照样炼功、教功，那几天来了几个要学功的新学员。炼完功后，我和另外两个同修正收“法轮大法简介”横幅，几个便衣一拥而上把我们带到派出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叫我们看电视，才知道恶毒的造谣诽谤开始了。我当时很坦然，一点也不动心，只知道考验来了，但这对我来说已不是个问题。我平静的给派出所的警察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电视中漏洞百出的造假，警察无言以对。最后，警察要我写一个不炼功的保证，被我拒绝。我说，电视播出的所有通告中都没有不准炼功的规定，就算是规定了，我也要炼。警察没办法，向上级请示。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到晚上八点半左右我才离开派出所回到住处。自此，公开的学法炼功环境便被破坏了。
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当然动摇不了我。但作为修炼弟子，面对恶毒攻击大法视而不见，呆在家里偷偷炼功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直到有一天，在听了一位同修的交流后才明白，我们应该走出去，向政府及各界民众说明真相，证实大法。
于是，我向公司老总请辞。老总说，你不用辞职，就算请假，随时欢迎回来。我就与同修妻子及弟弟、弟媳等一起踏上了進京护法的路。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很快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心态祥和的填了上访登记表，后被带到当地驻京办，再后来，被当地国安人员带回非法关押。在回去的火车上，警察刚开始还跟我们辩论，但后来他们就无话可说了，火车上的乘务员笑他们没理了，说不出话了。这一次我们主动出来证实大法，心态纯正，整个过程效果都很好。我们逢人便讲真相，有人（包括警察）问什么就回答什么，大法本身没什么可隐瞒的，就怕世人不了解。最后，我们被非法关押近五十天后回了家。回家那天，公安局长见无法改变我们，就说，你们回去后，在家里怎么炼都行。
后来，我再次来到北京，见到几位同修，他们给了我一个代理网址，说可以上明慧网。我觉得单位的电脑已联了网，就回到成都，继续在单位上班，通过代理服务器上明慧网。但很快，这个网址就被封锁了，需要自行寻找代理才能上到明慧（当然，现在上明慧网早已不需要自己去寻找代理服务器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等几款翻墙工具，使用起来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双击一下软件就可突破中共的网络防火墙）。我就到书店专门翻阅有关代理服务器方面的内容，并照着书一步一步申请了海外英文邮箱，与明慧同修取得了联系，开始向明慧投稿，揭露当地迫害真相，下载有关证实大法的文章打印，并通过邮政向各级官员寄发。那时，寄信不象后来管的这么紧，可以寄发大宗邮件而无需每封贴邮票，有时以某单位的名义一次就寄发数百封真相信件。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与另外两位同修在一起学法时遭国安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送到四川境内一监狱遭受迫害。
七、狱中的善与恶
在监狱，狱警们用尽各种明的、暗的招式想迫使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弃大法修炼，每天派两个人寸步不离的跟踪监视，不许与包夹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说话，不许与家人会见和通信，几天几夜不许睡觉，强迫观看污蔑大法的录像、书籍，体罚、暴打……在我到此之前被劫持到监狱的一批同修中，就有牙齿被打掉、肋骨被打断的。我本人在一天中曾被数十人三次群殴，被倒提着双脚在粗糙的地面上拖行……这些情形在此就不一一述说了。
刚开始，几个包夹对我们很凶，想在短时间内“拿下”我们，即让我们在所谓的“悔过书”上签字，他们好得到减刑的奖励。我给他们讲真相，还给他们背诵师父《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等经文。听了上面这篇经文，有个包夹内心有些震动，说，你们师父什么都知道。此后，他每天晚上利用所谓监督我们“学习”的机会和我聊天，讲他的一些经历，还给我透露了许多诸如每次打法轮功（学员）都是警察授意的、某某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在一间屋子几天几夜不准睡觉等迫害内幕。
有一天晚上，我给他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来龙去脉时说，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不准炼法轮功。他听了连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一举一动，确实没有不准普通民众炼法轮功的规定，只有对党员团员做了规定。虽然这个规定本身是违法的，但也只是对加入了党、团组织的特定人群的一种纪律约束，而不是普遍实用的法律。如果一个人退出了党、团组织，那他炼法轮功从现行政策法律来看就是合法的。他不相信，找了所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相关文件来看，都没有找到不准修炼法轮功的任何依据。他说，确实没有这个规定，太不可思议了。
在各种手段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狱方从别处抽调另一个警察来对我们進行所谓的专管。他每周给我们出一个题目，要我们写成书面材料。我发现他对大法想了解的更详细一些，对我们写的材料都在认真的看，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讲法轮功真相，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次都写了五六页以上。
几周后，这个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很多问题，为什么炼功啊，炼功有什么好处啊，法轮功书中为什么又有佛教的东西又有道教的东西，为什么师父不用神通传法啊，哪里有神啊，为什么不吃药啊，为什么不把本•拉登的问题解决了啦，等等等等。我给他讲了差不多整整一上午，他心中的疑问消去了不少。
我对他说明了下面一些要点：
不管你相不相信修炼，但修炼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从全世界现在通行的公元历法，到各类节日、假期，从音乐、舞蹈到建筑、绘画，从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到法律的制定……要追根溯源，都与信神敬神、修炼或宗教密不可分。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尽管有个别人不相信神的存在，但作为一个民族，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不信神的。全世界六十多亿人中，近五十亿人相信神的存在，纯粹、彻底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
相信神的存在并不妨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恰恰相反，信仰有神的人思想境界更有助于科学研究，世界许多大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都相信神的存在，西方有许多国家的总统都是宗教信仰者。有人曾做过研究，自诺贝尔奖诞生以来，获奖者93%以上相信神的存在。
从社会效果上来看，相信神的人，能自我约束，对于人类道德的维护和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不相信神的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只注重眼前利益，什么事都敢干，这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
法轮功师父传法是用人类的语言，而且是最浅显的现代汉语讲出来的。书中提到佛道的一些名词，不是抄袭，而是站在人类已有的对神佛的认知基础上，讲更高的宇宙法理。就象人们上学一样，大学课程是建立在中学课程基础上的，中学课程是建立在小学课程之上。如果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直接给他讲大学的课程，他肯定是听不懂的。
法轮功不是宗教，没有组织，没有庙宇，不收费，不登记名册，来去自由，有别于以往的任何宗教修炼。修炼法轮功的人，身体很快得到净化，心性很快得到提升。修炼法轮功不需要出家，修炼者既可尽到家庭责任与社会义务，又能在复杂的社会中修炼，无论是形式还是其精神内涵，都是最好的。为什么短短几年有这么多人修炼呢？肯定很好嘛。这是末法时期，师父亲自下世传宇宙大法。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以我个人的理解，大法确实内涵很大，法力很大，是宇宙存在的根本之法。
法轮功修炼对个人、家庭、社会及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就拿我个人来说，学法炼功后，明白了做人和修炼的道理，处处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出门在外，家人不再象以往那样担心；为单位采购，老板也非常放心，他知道我们炼法轮功的不会收受任何回扣。
我向他澄清了几例我所知道的中共媒体造假的真相，并从中共栽赃法轮功的一千四百例的比率（0.0002‰）跟社会自然死亡率（6‰）的对比中，看法轮功修炼的超常。
这个警察对我说，看样子，你喜欢用数学说话，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他要我放开一些，不要封闭自己，多看一些其它书。我说，我可以看其它书，我并不封闭自己，但我看其它书，看的越多就越坚信大法。
这话千真万确，其它书看的越多，我就越坚信大法。走進大法之前，由于悟性不好，我是求证过的；修炼之后，就从没有怀疑过，而且越修越坚定，其它方面的书确实看的很少。记得是一九九八年，在我准备把以前买的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书送人之前，想再看一遍老子的《道德经》。我刚看了几页，眼睛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右眼角就流黄水，很难受。我当时不悟，过了几天，又把《道德经》拿出来看，眼睛又开始流黄水。一同事提示我说，是不是你们李老师叫你不要看了，我才恍然大悟。这次与那位警察交谈以后，我还是找了几本书来看（那个监区有个小图书室，有时开放），为的是寻找進一步向这个警察讲真相的切入契机。
随便翻了几本书，很容易就找到讲真相的契机和反证法轮功正确的依据。一本生活类杂志讲了深圳一女子由于男友的抛弃而自焚的故事，我由此向那位警察讲清楚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天安门自焚案是百分之百的造假，而且是十分低劣的造假，画面中穿帮的地方很多，许多地方完全违背医学常理甚至基本生活常识：王進东的衣裤都已被烧破，但他两腿之间装着汽油的雪碧瓶不仅没燃烧，竟然还没变形；大面积烧伤病人应该在无菌病室隔离，烧伤处裸露，但自焚伪案中的人却被裹得严严实实；气管被切开的小女孩刘思影能声音清晰的接受采访并唱歌（就在写此文时，媒体报道一则消息，也可佐证烧伤病人气管割开后是不能说话的：2010年4月22日，四川著名风景区峨眉山“天下名山”牌坊前发生一起民众以自焚方式阻止当局强拆的事件，多人被烧伤。有记者拨通伤者程建忠妻子周群芳的电话，她说程建忠因吸入烟尘，气管被割开插了管子。程建忠要求与记者通话，但电话里只传来“嘶嘶啦啦”的声音）；采访记者既不戴口罩、也不穿卫生服；广场巡逻警察在一两分钟之内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还有人从容的摄像，远景、近景、特写……再说，炼法轮功是不能杀生和自杀的，全国、全世界有很多人炼法轮功，其他地方怎么没有出现炼功自焚的现象呢？这完全是江氏集团为了散布仇恨、挟持更多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导演的一场伪劣的表演。
一本杂志报道了卫生部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两百万人自杀未遂，我由此向他讲了大法修炼者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大法书中有关不杀生、不能自杀的论述。
看了《庄子•秋水》中惠子相梁的故事（惠子在梁国当宰相，有人告诉他，庄子到梁国来，想取代他做宰相。惠子听了非常害怕，在国都搜捕了三天三夜。庄子依然前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鸳雏，从南海飞到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只猫头鹰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见鸳雏从上面飞过，以为要来与它挣那只腐鼠，就用翅膀捂住腐鼠，仰头发出“吓、吓”的叫声），和西方谚语“羊群再多也是羊”，我向他讲了法轮功没有政治目的，修炼者不看重世间得失的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为了完成省监狱管理局下达的所谓“转化”指标，抽调几十个狱警和刑事犯人，组织了一个封闭式的“转化”班，美其名曰“爱国主义学习班”。上午强迫法轮功学员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或请一些人来讲课，下午是体罚式军训，晚上是文革批斗会式的所谓讨论，有的同修则被罚通宵抄书或通宵罚站。每天吃饭前，要唱歌颂中共的革命歌曲，要呼喊污蔑法轮功的口号，当然，我们都不会唱也不会喊的。
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学习班”，营造了一个非常邪恶与恐怖的环境气氛。有位同修面对包夹的挑衅攻击，说了句“你不要太猖狂”，结果该同修被关禁闭，说是殴打他人。有天晚上的后半夜，一位同修被几个警察用电棍电的昏了过去，醒来后又被接着电，有个警察对他说：你受不了就撞墙吧，我们摄像机、照相机都准备好了，撞死了，大不了又是一个法轮功炼功走火入魔了。这一切，就在宿舍外面進行，故意让里面的法轮功学员知道，以造成一定的恐怖气氛和心理压力。
前面提到的那个警察，也是所谓学习班的攻坚组成员，但他对于此事并不象其他警察那样热心。有一天，他给我一本污蔑法轮功的书籍，我接过随便翻了几篇，给他一一指出文章的谬误之处，说：这些文章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歪曲栽赃；不是张冠李戴，就是无中生有，我越看这些所谓的揭批文章，就越相信法轮功。这个警察就把书收回去了，说，那你就不要看。
其实在监狱里，其他刑事犯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除了几个死心塌地的帮凶之外，私下里都很喜欢与法轮功学员接触，并乐意帮助法轮功学员，比如帮着传递师父的经文，向外传递信件等。他们对狱警的胡作非为、敲诈勒索恨之入骨，但为了获得减刑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敢于抵制迫害和敢于说真话佩服不已，对法轮功学员之间那种默契和相互帮助羡慕不已。所以只要是师父写的篇幅较小的新经文发表后不几天，不同监区的同修都会看到新经文。监狱里还有一位年轻警察，能上明慧网，有时候他见到法轮功学员，会微微一笑，说：“你们师父又发新经文了。”
有一个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的犯人，在听了我给他背诵的师父写的《做人》之后说，你们师父说的太好了。
记得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的一天，一位来自雅安的刑事犯告诉我，有三十几个外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抓了。我知道这是国外的同修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就问他是如何知道的，他说有人从收音机收到的。我叫另一人帮我设法买一个收音机進来，他说不用买，他有一个，我拿去听就是了。于是，晚上睡觉后我就在被窝里调收音机，主要是收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由于中共的电磁干扰，收听效果时好时坏，但总算能听到一些。在那封闭严酷的环境里，自由亚洲电台节目中有关法轮功的资讯，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前几天，我给没修炼的父亲买了一款收音机，希望他能多听自由亚洲和希望之声电台的广播，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蒙骗了。
八、广传真相救世人
结束了监狱的非法关押，我回到家中。这几年间，由于迫害，妻子流离在外，弟弟、弟媳也被非法判刑、劳教。母亲在家又要忙农活，又要帮我们带几个小孩，但她却异常乐观，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令周围的人们都刮目相看。有时候，母亲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安顿好几个小孩后，还要走几十里路出去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悬挂“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横幅，回来时往往已是晨曦初露了。而且，从没上过学的母亲还能够独立阅读所有师父的经文和《明慧周刊》等资料。如果不是超常的法轮大法，这一切能做到吗？
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来到外地打工。外面的同修这几年做了许多证实大法的事，但我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三年之前，有一种跟不上正法進程的感觉。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慢慢适应过来。
二零零四年底，全面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为人们進一步了解真相扫清了障碍。此后的几年，我一边上班，一边与同修们配合，做真相，传《九评》，促三退（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协助建立家庭资料点，帮助安装新唐人卫星电视，传播神韵晚会，在师尊的呵护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严酷迫害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收入，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各种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并不是想求得世间的名利，更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这是生命通向未来的福音。
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由李洪志老师公开传出以来，至今已十八年了。面对中共长达十一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就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也不断有新学员走入大法修炼，我的同事中就有一位女士于二零零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从童稚小孩到耄耋老人，从青年学子到商贾巨头，从乡村民妇到大学教授，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世界每个角落。我们对大法的正信，绝不是一时冲动和盲目信从，而是修炼实践与理性认识的升华，是世间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