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修们一起走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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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将自己在99年之后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记录了下来。此文献给关爱法轮功的亲人和朋友们。

引言

法轮功事件其实并不是起源于99年,早在96年6月中宣部即指示各级开始“关注”法轮功。《光明日报》率先以《警钟长鸣》的文章对法轮功发难,之后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发行、销售法轮功书籍。公安部连续两年,以封建迷信、“伪科学”为由,调查法轮功,并派人监视和“打入内部”。为此各地的公安警察早在99年4月25日之前已经开始收缴炼功书籍,干扰炼功。97年北京法轮功国际交流会交流材料被警方抄走,此后限制不断升级。法轮功学员不断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写信、面谈和给报章、杂志写文章,反映法轮功利国利民,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真实情况,但这未能使宣传和公安部门对法轮功迫害降温。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基层公安部门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关闭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行动。由于国家媒体采取了“不报道”态度,社会上绝大部份不炼功的人士对此变故毫无察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公安局99年4月23日的公开抓捕、殴打学员事件,导致了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去北京上访……

4.25上访

我家住吉林省长春市。1999年初,来我们炼功点学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新学员進来。丈夫和我都是炼功人,家里条件相对好一些,就在家里设了一个学法交流小组,早晨去公园炼功,晚上大家就在一起读书,切磋交流修炼体会。一般总是有十五、六个功友来我家学法。每天晚上6:00点到8:00点这段时间,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

4月25日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下了班,赶紧做饭,生怕晚了做不完,影响大家学法。可那天6:00点钟都过了,却还不见一个人影,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这时,点上的辅导员,王姐打来电话,说天津出事了,抓了45人……,警察放出消息说,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得找上面。王姐告诉当晚不学法了,白天已有很多功友到北京去了。

我的同事小梅也来了电话,显然她也知道了情况,问我有何打算?小梅学炼功的时间不长,年龄比我小一些,不到30岁。炼功前身体有病,神经衰弱十分严重,整宿睡不着觉。炼功后,睡不着觉的情况就没有了,精神状态也完全改变了,像换了个人似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点上炼功,又是同事,所以遇事她喜欢跟我商量,听听我的想法。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很内向、也不是个很能拿主意的人,所以面对突然事件,需要决策的时候,一时还真没了主意,内心有些慌乱,那一刻,心跳也加快了许多。不过几分钟后,就安定了下来。我和小梅商量了一下,认为针对法轮功,最近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报纸上和地方政府对法轮功的认识与我们自己的亲身体会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曾给相关部门写过信,反映情况,但没得到任何回信,积累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再这样下去,可能会误导中央、误导社会,对谁都不好。这次抓人,已经说明问题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了,针对这一事件需要直接去中央信访办反映情况,才能促使天津警方放人。既然已经有很多人到中央去了,中央领导如果能够和我们对话,多去一些人会更利于促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决定一起到北京去,以个人身份向政府说明实情,当晚就走。丈夫下班回来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简单的行囊。他听了我扼要的情况介绍后,决定跟我们一起去。

我们来到火车站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从行装上看,多数都是功友,他们一般也是从自己的辅导员那里听到消息的,也是准备上京反映情况,但也有一些人,看着不象一般的路人,大概是便衣警察。你注意他的时候,他很快将目光从你身上移开,你不瞅他的时候,他又在悄悄打量着你,甚至凑到你跟前来,听你说些什么。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到,有人建议去租大客车。正在徘徊时,有消息传来,说白天坐客车進京的功友,進不到北京去,在半路上就被截下来了。后来有人与北京那边的功友通了电话,告诉说:“暂时先不要急着过去,北京那边已经有学员代表進入中南海,把情况反映到总理那儿去了,等等信儿再说。”大约是9点半左右,北京那边来电话了:“不要去了,问题已经解决。”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都特别高兴。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快,有些叫人不敢相信。

7.20和平静坐

姐姐的女儿,慧佳一个人从国外回来探亲,住在我父母家。她跟她父母一起学炼法轮功,虽然快一年了,但因为是在国外,家附近没有炼功点,所以这次探亲,有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到功点上来,感受一下集体炼功和学法的情形。七月十七、十八日两天是个大周末,我把她接到家里,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白天两个孩子跟我到功点上去炼功,晚上大家在一起学法。我给她拍了几张炼功的照片,为了留作纪念,没想到这几张照片却成了最后一次周末集体炼功的见证。

二十一日清晨,炼功点上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看不到功友们的身影,我意识到:有事情发生了,而且情况严重。“4.25”事件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是一种叫人压抑和憋闷的平静,是一种山雨欲来前的平静,我能感受到环境中聚集着那种令人骚动的、不安的气息。亲人们甚至也开始有了担心,每次聚到父母家,他们都警告说:“瞧着吧,这回没你们好了!你们太傻了,那么多人去中南海,中南海是随便可去的吗?”其实当时法轮功学员并不是想去中南海,而是去信访办。外地学员在不熟悉地形,由警察带路和引导,走到那条府右街上,而后被诬陷报道称所谓“围攻”。那是一个非常阴险、恶毒的圈套。

在那之后,为澄清事实、反映情况,我曾经去过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从那里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眼神就可以看出,问题表面上的解决是一种假相,经过多次运动后的民众,太了解共产党整人的那一套手段了。他们表面上接待我们,实际上记录下来上访者的姓名、单位、家庭住址都是为了将来秋后算帐派上用场。

吃过早饭,到了班上,便看到了小梅和小丽,小丽也是我的同事,在其他炼功点上炼功。她们告诉我,头天晚上大批学员被抓捕,这次是全国统一行动,各地辅导站成员均已被抓。我们感到,形势极其严峻,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根本就听不進去我们的意见,但不管怎样,也不能干挺着,所以决定请两天假,马上去市政府信访办上访。

信访办紧靠着省政府办公大院,到了那儿的时候,那里的前前后后已经聚满了人,信访办根本進不去,大家都在外面站着。为了不影响交通,尽量分散着站在人行道和土路上。听先去的功友说,早晨已经拉走了几大客车人,不知送到哪里去了。下午,外地的功友也陆续赶来了。由于人太多,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有不少人在驻足观看。傍晚的时候,一些早晨被拉走的学员,又返回到了信访办门前,他们说,客车把他们送到出城的零公里一所学校院内,圈了一天。大约晚上7点左右,来了不少防暴警察,手里拿着电棍,把大家强行驱散了。这一天的上访没有任何结果,大家决定第二天继续结伴上访。

因为担心警察第二天早晨会把通往信访办的道路给封锁住,天亮前就要赶到那里去,我住的地方比较靠近城边儿,所以半夜12点,就打车進市里了。那天晚上,天特别黑,我的心情也象没有星光的黑夜一样,不透一丝光亮。天快亮的时候,飘起了毛毛细雨,虽然是酷暑盛夏,这绵绵的细雨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在市府门前,过地下通道的时候,看到对面一群士兵也匆匆而过,显然他们是在为应对我们这些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而忙碌和准备着。我没有时间去想将会面对怎样的一天。外地的学员,压根就没有离开省城,有的是在功友家过的夜,有的就在市区中心露天地里呆了一宿。22日来的学员比头一天又多了许多,天朦朦亮时才看清,人民大街从胜利公园到人民广场这段两侧的人行道上坐满了人,与人民大街交叉的市政府旁边的北安路和重庆路也到处都是学员,从东西向到南北向一眼都望不到头。虽然人山人海,但环境却是静悄悄的,像看无声电影一样,这种现实中的声像结合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空气中弥漫着多种罕见的气氛,威严、凝重、肃杀、爆发……。我就在市政府附近找了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加入到请愿的人群中。

早晨4点来钟的时候,开来了十几辆大客车,武警要往车上抓人,学员们之间,认识的与不认识的,大家就开始手挽着手,一起抵抗警察的撕拽,但后来还是扛不住那种野蛮的踢踹和棍棒殴打。很多人被抓上警车,我也在其中。警车一旦装满了人,就立即拉走。警察的目的是:在早上8:00点钟人们上班前,把市政府门前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带走,神不知鬼不觉,除了法轮功学员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这辆车上的人被卸到南湖小学院内,那里陆陆续续被圈進来的学员能有几千人。警察隔几步设一个岗,在四周把持,外层是学校的铁栅栏院墙。毛毛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凌晨时的乌云渐渐散去,天空晴朗得竟然连一丝云彩也没有了。我们坐在还十分潮湿的沙地上,暑天的太阳晒在大地上潮烘烘、热腾腾的,有洗桑那浴的感觉。我看到炼功点上的小霞和她那4岁的女儿也坐在人群里。人群里还有很多我认识的功友。那一刻,时间象是凝滞了一样,过得很慢很慢,觉得好象过去好长时间了,可是一看表,才只是早晨8点多钟。坐着的姿势,时间长了,人非常难受,年轻人倒还能忍受得了,可对于孩子和年岁大的人,这一天真是非常难挨。

我们一直试图与警察進行沟通,让他们理解学员们的真实想法,大家不过是想向政府反映一下情况而已,并没有任何恶意。后来警察让派出几个代表進到楼里说明情况,过了不长时间,5个代表出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了,情况不会有什么好转。他们说,警察让大家等待下午3:00的重大新闻,到时候一切就有定论了。

到中午的时候,看守的警察有了一些松动,也许是看大家一直都很安静,根本没有反抗和逃跑的意思。后来就允许大家把钱递到铁栅栏外面,买些吃的。也允许有秩序的去卫生间。卫生间是在学校的教学楼里,由警察把持楼口。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厕所的窗子可以打开,直通小学校的院外。这个发现,令我很兴奋,毫不犹豫的就跳了出去,而后又飞快的从外面返回到铁栅栏处,将这个讯息转告给栅栏里被关的功友,希望他们也能尽快跑出来。一会儿,小梅和另外一个功友也出来了。我们必须得尽快离开那里,免得被警察发现,再次失去自由。

坐车回到了市区中心,看到市政府门前的人群,比早晨更多了许多,简直象人挨人那样拥挤。除了法轮功学员,还夹杂着许多游人,逛街的人,单位派来找自己职工的人,来找自己亲人的法轮功家属……这时,学员们坐得较早晨分散了许多,警察也不再往车上抓人。能看到百贸大楼后院的空地处,有很多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在列队,似乎在等待着一场更大的行动。身后有人拽了我一把,原来是炼功点上的小高,她把我们领到街口附近的一家小店。这是一个功友开的裁缝店,店铺虽小,但那里让人感到安全,店里有一台小电视,正在播放着各大城市法轮功学员上访的画面。其它城市的情况也跟我们这边的差不多,街上到处都是人,有点象六四时的情形,那一天时间过得真的是好慢好慢。

三点钟的新闻广播,我们是在街上听到的,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如晴天霹雳,当头挨了一闷棍。中央对法轮功進行了所谓的“定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一直徘徊在市政府门前,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想离开那里。大约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街上出来了大批防暴警察手里拿着电棍,在高音喇叭的配合下,开始驱散人群,人群似潮水般的,由一个街流向另一个街,又从另一个街,涌回到主街上。持续了有一个多小时。“潮水”渐渐的平息,人群逐渐的退去,逐渐的消失……。这一天在我一生中是最难忘的也是最沉重的一天,整整24个小时,没睡觉,基本上也没吃什么东西。我深信颠倒的事实最终一定会扭转过来,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没想到,这个过程这么漫长,“7•20”才仅仅是迫害的开始。

同修聚会,警察破窗而入

“7•20”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电视、广播、报纸所有的媒体整天除了谩骂、歪曲、攻击法轮功的报道,没别的玩艺儿,很多老百姓渐渐开始相信媒体的话,信以为真了。很久没见到功友,心里憋闷的慌,那天赶上周末,不上班,我打算到炼功点上转转,说不定能碰上功友。我们炼功点是在一个公园门前的操场上。这里以前每天早晨都有上百人炼功,现在冷清得见不着几个人影了,公园里面倒有几个锻炼身体的人,有的在跑步,有的在走圈。看到远处有个人在向我招手,是我们点的辅导员。她见到我特别高兴,告诉我正好有几个功友想聚一聚,但人不能太多,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

丈夫送我出门,嘱咐我要多加小心,及时往家里挂电话告知情况。功友家住在市区的一栋楼房里。陆陆续续来了二三十个功友,把一间小屋挤的满满登登。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头一次见面,但大家在一起十分亲热,象是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有个功友,刚从监狱关押了近一个月被放回来,她给我们讲了她在里面的情况。实际上她只讲了几分钟,就听到外面有人急促的敲门,大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都坐在那里,没去开门,不一会儿,电话铃也响了起来,谁都没有去接,电话铃一直响了很长时间。我还来不及想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到前阳台玻璃被砸碎的声音,有人从窗子跳進来了,竟然是四、五个警察破窗而入,進了屋,他们把大门打开,又進来一大堆警察。我赶紧趁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我,就飞快的用功友家的电话,将出事儿的情况告知了丈夫。大家被带到市警察局,录了笔录,又分别被送到各管辖区的派出所。他们认为我不能算他们所谓的“重点人物”,就放我回家“监视居住”,而另外一些功友被送到拘留所刑事拘留。那天我回到家时,已是深夜11点钟。

北京之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的生活上受到了较从前更多的限制:警察经常来访,也经常把我叫到派出所去接受宣传教育(洗脑),并联合街道、单位,还有家属三方,搞所谓“联保职责制”。我必须同时向三方做出保证:“不炼功、不上访、不聚会”。一旦有了违反保证之事,拿这三方是问。家属这一方,丈夫倒不会给我施加任何压力,街道和单位却是积极配合警察工作,不断找我“谈心”,帮助做“转化”工作。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只要别人说的有道理我就会接受他的意见。但是不管是街道、单位还是警察,他们都拿不出什么道理来真正说服我,也讲不出到底为啥不允许炼功,这功到底有啥不好。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劝我说:“咱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不叫练了,咱就别练了,也算是给我一个面子,看在支持我工作的份上,就把保证书签了吧!”街道主任来家里也是这一套:“看在我老婆子,一趟一趟来你家不容易的份上,就把这保证书签了吧!你不签,我无法向上级交待。”甚至公公也时常对我说:“我年纪大了,经受不起任何冲击,你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人家叫干啥就干啥,啊~!听话!”好象所有的人都被绑在一起,哄你、骗你、胁迫你,让你屈从、让你为他负责、对得起他。可是却没人考虑,这样做能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能否对得起经受苦难的同修。在这个事件中无辜受害、被冤枉的恰恰是我的师父和同修,难道不应该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吗?我是95年开始炼法轮功的,从中受益极大,也知道法轮功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我最应该,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但在“7•20”以后,我始终沉默着,因缺乏勇气而沉默,因屈服于恐惧,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屈服于自己的懦弱,不但没有站出来说话,甚至还签了一个不上访、不聚会、不炼功的所谓“保证书”。对此我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在苟活,活得没有尊严。我常问自己:面对谎言保持沉默,这样做对吗?这样做符合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原则吗?而且在恶势力面前,还随波逐流,自己也在说假话,这能算是个真修弟子吗?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我今生不会放弃修炼,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修炼人,那么就必须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首先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我决定向政府去说明真相,既然省市级的信访已经对法轮功关闭,我打算直接到北京上访,去为法轮功申诉冤情。

正好赶上十月一日放长假,炼功点上另一同修也有去北京的打算,我俩就结伴而行,这样互相间也好有个照应。同修做事有主见,有她同行,心里踏实了许多。

直接往北京走,担心路上会有阻碍,听说去北京的列车上,追查堵截法轮功上访的很严,很多人被中途截住。我们买的是去石家庄的车票,在天津下车,再转乘公路客车進京。到天津的一路上很顺利,没遇上任何麻烦,没想到从天津到北京的那段公路是当时最艰险的一段行程,为堵截法轮功上访人员,一路上竟设了三层关卡。出天津口,入北京口,中途站点,警察三次让停车,检查大家的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一律下车,有身份证的,若不是北京和天津人,就重点盘查,讲不清或被怀疑進京意图和目地的也一律下车。有一位老年妇女,说是進京看儿子,被请下车去了,她很生气,但又不知怎么办,边往出走边说:自己是头一次出门,下车后可咋找到家呀。同修飞快地朝我使了个眼色,还暗地里用手指在我的掌心儿写了一个字──“稳”,我也会意的瞅了她一眼,同时心里已想好了应对警察的话。同修说到進京看病去,我则是返校的学生,就这样我俩双双闯过了检查这道关口。

到北京时已近中午,同修用插卡电话,和功友取得了联系,约半个小时后,来了三个功友,都是老乡,先于我们一天到的北京,住在一个当地的功友家。大家在一起吃了一点便餐,然后到天安门附近转了转。看见正有六、七个人被一名警察带着,离开广场,朝路边停着的依维柯警车走去。这些人,一看便知是法轮功学员,年龄参差不齐,多数是妇女,只有一名男士。眼瞅着他们被带走,我心里很急,恨不得朝他们喊:“快逃走,不要上车!逃到人群里去。”当然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喊声,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发出声来。那一刻,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挺身而出,和那些被抓走的同修们站在一起,我有些沮丧。同修讲:上午时,他们已经到广场来过一次,看到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穿着白色连衣裙,在广场里打坐炼功,不到一分钟后,就被警察从地上揪起带走了,女孩一直很镇静。

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打了两个车,天黑的时候来到他们的住处。这是一个十分破旧的四合小院。主人是一个离了婚的女同修,带着一个7岁的女儿,跟母亲住在一起。我们的到来,让主人非常高兴,原本光线很暗的小屋,顿时增添了不少生气。她找来了附近的几个功友,大家在一起切磋和交流了各自对这场迫害的认识、看法和做法。同修讲的一些经历,真让人感动,简直都可以成为小说素材了。我想,将来也许有一天,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法轮功学员,曾经所走过了一条极其不平凡的路,那样的了不起,那样的惊心动魄!

由于信访办已经被警察把持,看来只有去天安门广场了,那里是国家的心脏,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到那里向公众表达意愿也许还能引起关注,除了那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去处了。第二天早晨,便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里面停着几辆依维柯警车,车窗的窗帘都是拉着的,人看不到车内的情况。广场里到处都是便衣。这些人跟普通的游客不一样,稍稍留意就能辨认出来。大多都穿着黑色便服,皮鞋尖细发亮,留着板寸平头,个子在一米七六至一米八零之间,身材标准,不胖、不瘦。基本上是俩人一组,一前一后,相距不到三、四米的样子,眼睛看人有点发贼,确切地说透着某种凶光。一旦发现有人可疑(怀疑是法轮功),便上去盘查,有的直接被带走,有的被翻包,翻到有法轮功书籍的立即拿下。那天的感觉很奇特,身处宽阔的广场上,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想起电影《逃离索比堡》里列车载着犹太人去集中营的情景,那段主旋律也在耳边回响,那是一段极其优美的音乐,但一旦跟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当我再听到它时,就会感到很瘆人。从99年7.20以来,天安门广场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抓,这些人都是普通的民众,安分守己的百姓,警察在正义的名义下残害着善良,在朗朗乾坤下,制造着恐怖。这是真正的“阳光下的罪恶”。

远离广场中心的纪念堂一侧,有一小块休闲场地,里面设有一些长椅,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小广场里有几伙人,象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跟游人有很大区别,衣着朴实,目光温和,不东张西望,脸上基本没太多表情。和我同行的一个同修试探着象是自言自语,念了师父写的两句诗文,一男子跟着诵出了后面的两句,两人相视而笑,看到同修感到非常亲切。男子告诉我们,与他一起来的同修走散了,头天他在广场上喊“法轮大法好!”被抓進天安门派出所,一顿暴打之后,他还是没说自己的姓名住址,后来警察就把他放了,他准备再去广场上喊。同修说话时,目光瞅着远处,语调平和、没有哀伤、没有惆怅、也没有失落,好象述说的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面对同修的刚毅,我感到自己内心还缺少足够的勇气直面邪恶,还有太多的牵挂和执著放不下。我打算先回家去,等心里准备好了,再回来,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因为十一的假期就要结束了,为了不耽误赶回去上班,就买了飞机票,这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近中午时飞机停落在跑道上,下了飞机便直奔单位。刚到办公楼门前,就遇上了小梅和小丽,她们俩见到我,很吃惊,然后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原来她们以为我被抓了,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上,认定我一定是出事了。这会儿,看见我还是好好的,心里的担心一下子放下来了。

家人知道我回来了,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但他们知道,要想改变我的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的亲属都到家里做我的工作,帮助我“转变思想”。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我也就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了,过去我没在他们面前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无法改变他们,也不想使他们的想法强加给我。可想而知,这次与家人的冲突有多么激烈,全家老少上下十多口人,只有丈夫和女儿理解我。父母和亲人们主要是怕我吃亏,他们被共产党搞运动,整怕了。他们给我讲的都是“明哲保身”的理论,我则给他们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无完卵”;“唇亡齿寒”的道理。最后他们也否认不了:共产党迫害善良,必将导致社会道德的败坏,这场运动将对社会生活造成深远的影响,涉及到子孙后代福寿安康的长远利益。激烈的思想交锋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正念,放下了思想包袱,压力也减轻了许多,再一次去北京的机缘逐渐成熟。大家约好,在10月26日那天(即法轮功被中共定成 “×教”的日子),到天安门广场去打横幅、喊冤。

为了不招眼目,大家分散行动。小丽和我提前两天出发。那天,天上飘着清雪,临行前,丈夫从班上匆匆赶回家,为我们送行。小丽走出门后,丈夫拥抱了我一下,我的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但我没有说话,急转身走出门去,没再回头。这是一个多么温暖叫人依恋的家啊!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到了北京,我领着小丽还是找到上次那个功友家住下。第二天,小梅和她的先生也到了那里与我们汇合。去功友家的路上,中途转车时,总要路过一家地下室小餐饮店,门口挂着一张小黑板,上面写着“法轮功习练者不得入内”。每次见到这块黑板,心里非常难受,中国人在恶党播种的仇恨中生活,这是多么深重的悲哀!

为了能顺利進入广场,我在附近的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一管口红,一支眉笔,画了一点淡妆(在警察的眼里,炼法轮功的人一般不化妆)。大约1点钟左右我们進了广场。几乎没做任何迟疑,立即就将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展开,我们对着围观的民众大声说:“我们是法轮大法学员,今天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的师父是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周围立即响起了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有警察向我们飞快的跑来,为了能获得更多一点时间,我拼命的朝着背离警察的方向跑去,并用力的高喊“法轮大法好!”不到半分钟,警察就把我抓到车上,在撕拽过程中,衣服给撕开一个大口子。

车上已经有好几名被抓的学员。其中一个人头上正流着血,我想为她擦拭一下,没等我从座位上完全站起来,就被警察吼住:“坐下!”另一个学员还是不顾一切的站了过去,准备帮助流血的学员,警察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她的脑袋摁到车座底下,半天没缓过气来。汽车载着我们离开广场时,我撩起窗帘,朝窗外望了一眼,偶然间发现小梅的先生挤在人群中,我为他能逃脱被抓捕而感到高兴。

我们暂时被关在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的后院内,那里已经关了好多人,估计在二百人以上。小梅也在里面。有些人不停的跟警察在讲道理,苦劝他们不要这样对待百姓,还有些人一起背诵师父的诗文。这里有年岁大的老人、有壮年男子、也有年轻妇女,还有带着十来岁孩子的母亲。有一个同修头上一直在流血,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

后来,来了四辆大客车,要将这些人运到北京附近的看守所去。小梅和我紧偎在一起。客车载着我们行了很远的路,来到一处看守所,但因所内已无空余房间,不得不又开往更远处的看守所。客车在一处新建成的狱所内停留了一会儿。

大家暂时被关在铁栏内的牢房里。我发现有一个功友,脚上没穿鞋子,她说是在广场上被抓时跑丢的。俩三个同修围着她,让她踩在自己的脚上取暖,十月末的天气已经是深秋,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是很冷的。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我将手机的芯片取出,撅折扔掉了,免得过后被警察收去,给其他功友造成麻烦。汽车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跃过一岭又一岭,最后终于在一个离北京很远的看守所院内停下了。这时已是傍晚6点多钟。学员们被列成一排,站在高墙铁门的院子里,警察挨个给学员登记,在背上编号。有个带着11岁女孩的女同修,说什么也不让警察在自己的背上写字。警察急眼了,進屋取出电棍,照着她的胸部咔咔放电。女孩紧闭双眼,依在母亲的怀里,女同修十分镇定,不怕也不躲闪,就听她轻轻说了两个字:“卑鄙”。警察有些尴尬,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的走开了。我为同修的刚毅而感动,叹服她无畏的勇气。我对强者的概念又有了新的一层理解。

院子里还有一个人,非常引人注目,一个背驼成九十度,满头银发的老奶奶,默默的坐在一张椅子里。她是什么人?怎么会坐在这儿?一个年轻的警察回答了我的疑问:“那是个疯子,八十多岁的年纪,不在家里享福,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喊什么冤。”老人的形象在我心里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我对老人家升起无限的敬意。后来听说,那个老奶奶已经86岁了,和那个带孩子的母亲当晚就被释放了。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无畏和正义的力量。

警察急于想知道每个人的姓名、住址,以便尽快的把大家遣送回当地派出所,以减轻北京地区的压力,当时北京附近的各个看守所都已人满为患。大家知道,说了地址和姓名,只能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谁都不说。警察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挨个把每个人叫到屋里刑讯逼供。很多人,不管怎样被逼迫,始终就是不说,保持沉默。电棍发出蓝色的弧光,警察不怀好意的淫笑着,听着电棍发出的劈劈叭叭的声响,我心跳速度加快,不想让警察看出自己的紧张,但那一刻,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最后,我还是报了姓名和住址,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难过。晚上10点多钟,他们把我送進牢房,20多人呆在一铺离地一尺多高的床板上,没有铺盖,大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小梅和另一个同来的同修也在里面,她俩向我讲述了警察刑讯逼供的经过,小梅被烟头烫脸;另一同修则被电棍电脖子,警察的可耻行为让我感到愤怒。

天亮的时候警察过来喊我们仨个人的名字,省公安局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们拉回北京,于当晚和另外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遣送回省城。他们买的是卧铺的下铺票,坐卧铺并不是因为舒适,而是为了押送方便。押送我们的警察,相对来说比较和善,为了不太招人眼目,他穿的是便服,也没给我们戴手铐,即使是这样,还是引来不少人的侧目。列车到站后,两人一组被戴上了手铐,一辆市警局的客车已等候在出站口。有一个年轻人,打我们从站口出来,就一直跟在后面,注视着我们,那目光有些异样,不象是个看热闹的人。坐在车上,我忍不住又朝他望了一眼,他飞快的向我做了一个V型的手势,原来也是个大法弟子,用手势表达了他的敬意和对我们的鼓励。我心里涌起一阵热流,感受到,一个弟子受难,其他的弟子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为置身于这样的群体中感到欣慰和自豪。

在市公安局停留了半天,每人被审问了一遍,做了笔录,就各自被送到所属的派出所了。丈夫和大姐已经在那儿了。看来小梅的先生已将情况告知家人。不长时间,母亲和二姐也去了,还有好久不见面的表姐夫也来了。表姐夫是来疏通关系的,他和派出所的所长认识,而且关系不错。所长答应他,只要我肯说不再炼功了,马上就可以放人回家。

身陷囹圄

两名警察押送我去看守所,到那里时已经是傍晚。看守所的院墙有五米高,上面是能通电的铁丝网。入牢房前,要進行全身搜查,连背心裤衩都得脱去,这种地方就是想尽办法来羞辱人。牢房实际上是没有门的,只是一道铁栅栏,外面能看到里面的情况,里面的人也能透过栅栏看到外面的警员背着枪来回巡视。進了牢房,扑面而来是一股热气,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拥挤着三十五、六个人,而且还在不断的往里進人,每次進人,号长就嘟囔一句:“别進了,没法睡觉啦!”。

我去的那晚,先后一共進了三个人,两个是法轮功,一个是一般罪犯。里边的人说,一看就知道我是法轮功,和一般罪犯不一样,炼法轮功的人,情绪稳定、安详;一般的罪犯都是神情沮丧、一副落魄的样子,身上往往还带伤。我问,为什么会有伤呢?旁边的人悄悄告诉说,普通罪犯,入牢前都会被暴揍一顿,而且不能声张。他们是不打法轮功的,至于为什么不打,说不清楚。

这个牢房里一共有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小青是来的较早的一个,因为发真相传单被抓進来,已在里面呆了二十多天了,她估计自己很快就会被送去劳教,嘱咐我,如果能不被劳教先出去,帮她把因上北京借同事的钱先还上。她给我们讲了两次徒步上北京的经过:有一次已经走到几十公里以外,被家人抓回,后来家人把她送進精神病院,她被折磨的实在受不了了,就给家人写了保证,不再去北京。彤彤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还没结婚,也是发资料被抓進来的。在我入牢的头几天,警察提审过她一次,整整48个小时,不断的给她用刑,让她说出资料的来源,她咬着牙挺着。她说,有两次真觉得要超出承受极限了,但后来还是挺过来了。她对打她的警察也没有太多的怨恨,就是觉得很可怜,甚至最后还朝那警察笑了一下,对方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可想而知,她那张被打得变了形的脸,朝人家微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跟功友说了一会儿话,就到了洗漱时间了。牢房里的作息时间是:一天吃两顿饭,早餐:早8:00点,晚餐:下午2:00点,晚8:00点上床睡觉。除了吃饭、睡觉、洗漱之外,多数时间是坐板(坐直,不许说话),也有闲坐的时候,闲坐时可与同修和其他犯人聊会儿天,说会儿话。大家轮流洗漱,这段时间,是比较放松的。

洗漱的时候,也顺便观察了一下牢房的格局,沿着窗子的两侧,是两铺高半尺的硬板床,白天用来坐板、当饭桌,晚上在上面睡觉,两床铺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过道,可以来回走人,东面的是个大通铺,从南墙到北墙,尺寸约:190cm×350cm;西面的是个多半截小床铺,和家里双人床的尺寸差不多,约:190cm×200cm,另外的靠近铁栅栏的三分之一空间,设置成了一个小卫生间,用来洗漱和上厕所。我对床铺的尺寸之所以非常敏感,是因为睡觉对我来说,是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种折磨跟上刑差不多。我被安排在小床铺上,一张双人床大的面积上躺了11个人。每个人都得立卧,不能平躺,而且一颠一倒,互相抱着对方的脚,腿不能蜷,必须伸直,头朝一个方向的人,卧的方向也需一致,个人不能随意翻身,要和大家统一行动,二个小时翻一次。里面的人把这种睡法叫“睡刀鱼”。上厕所时,身体的不适得到短暂的缓解,但回来时就找不到躺下的位置了,要在守夜人的帮助下,从两个人之间硬挤進去,叫“扎铺”。守夜人就是晚上不睡觉,三人一组,2小时为一班,立在地中间监视大家。法轮功的学员不让守夜,守夜人都是其他的犯人。由于几天来的劳累、困顿,那一宿我睡的还挺实。

第二天醒来,人象散了架子似的,心、肝、脾、肺都错位了,浑身疼痛。早餐吃的是窝头、白菜汤。吃菜喝汤时,饭勺不够,几个人合用一个。饭菜做得粗糙、简单、十分单调,吃起来毫无滋味。普通犯人,可以让家里给存些钱,另要一些加菜(小炒、咸菜之类),法轮功的则不允许。吃了饭,一天的内容就是在床上坐着:或是端坐(坐板),或是散坐(闲坐),端坐的时候多一些,坐到吃下一顿饭,吃完饭,接着坐一会儿,然后洗漱睡觉。人若要一点不运动也是件很痛苦的事:一方面,吃的东西不消化,另一方面,不排泄。在看守所呆的二十多天里,我只便过一次,上下不通象被堵住了一样,人难受得很。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多数是因发真相资料被抓的,有两个是在去北京的路上被截回来的,有一个是去功友家送资料,因功友丈夫告发被抓。年龄大的有五十多岁,年龄小的才18岁。牢房里的杂务,洗碗、刷筷、储水(定点给水)等一般都让法轮功学员来做,号长喜欢让法轮功的人给大家服务,她们干得既快又好,还毫无怨言。

看守所是不允许家人探视的,生活用品一时也无法送進来,牙刷都是跟功友十几个人合用一个。最困难的就是缺少手纸,一个月给几包纸,大家分着用,根本不考虑妇女来例假时的额外需求。入所后的第二天,就来了例假,而且哩哩啦啦没完没了,持续了二十天,一直到离开看守所。为了节省用纸,毁了多余的内衣当手纸用。

白天坐板的时候,四周很安静,没有书,没有音乐,没有语言,身体也不能动,只有脑子可以思考。有时想起孩子和丈夫,不知他们怎么样了,一切还好吗?多数时候,忆起以前背过的师父写的诗文,其中的《洪吟》〈无存〉,特别喜欢反复咏诵。

有个叫丹丹的普通罪犯,很喜欢师父的诗文,常让法轮功的人教她背诵。丹丹18岁,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她是因为与其他人合伙贩运摇头丸(毒品),被抓捕進来的。刚進来时,很消沉,后来接触了法轮功的人,慢慢的开朗了许多。丹丹的亲友为她存了一些钱,她买了一袋苹果,常常分给大家吃。丹丹有着很善良的心,如果能早一点接触大法、早一点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不会沦落成为罪犯这一地步。师父讲过:“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一个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他都不相信!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用宇宙特性去衡量,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丹丹压根也没有想过贩毒是犯罪行为,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接触的和宣扬的都是那些如何追求物质利益满足,拜金、拜物的思想,人们也随着潮流在推波助澜,一个本性纯真的孩子,没有人教给过她正确判断事物的观点,没有人及时警醒她身临险境,没有人及时拉她一把,使她堕落成罪犯,这不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吗?

还有个姓徐的犯人,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印象:四十多岁,脾气性格极其温和,她的外貌有点象我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因此我对她在心里就有些亲近感。她自己讲,因为拣了工厂的废铜烂铁,被人家给弄進来了。能够看出,她的生活很窘困,没有一件好的衣物,背心裤衩都不是棉质的。她要为我缝一个枕头包(睡觉时,穿的衣裤迭在一起当枕头),这样可把衣服装起来,睡觉时不易弄散。找了半天也没找出合适的东西来做这个包,最后我让她毁两个我用过的短裤来做,她犹豫了一下,征得我的同意,自己留下了那两个短裤,用她的背心做成了这个小枕头包,我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中国底层的民众生活的太苦了。

辖区派出所的警察过来问过我两次话:“还炼不炼了?”没什么其它内容。牢里也统计过两回,看看有没有法轮功说不炼的,不炼了,签了名,立刻就可以放人回家。普通的犯人理解不了:可以回家偷偷炼,为什么不骗一骗警察呢?回家多好,干嘛在这儿遭罪?在他们眼里炼法轮功的人真是傻透了。

一天傍晚时,送進来一个新人,见了她,我心里一阵高兴,是我上北京时认识的一个同修。我喊了她一声,管教听到了我的喊声,立即将她调换到了另一间牢房,我后悔自己的鲁莽和沉不住气。她来的第二天,提审的时候碰到小梅,说那个同修跟她一个牢房,進来就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我将这一消息转告了同室的功友,大家考虑应该声援同修,也开始绝食。绝食使狱警非常紧张,想尽办法让大家停止绝食,伙食方面得到了一些改善,也允许了家属给存钱,吃饭时可另加菜,同时让非法轮功的人劝说大家吃饭;另一方面,还采取了强硬的手段:警察威胁要给我们灌食,白天开始全天坐板,不再有闲坐的时候,这使其他的犯人怨气很大,说我们连累了她们,让她们跟着遭罪。为我缝制枕头包的徐也被狱警借故砸上了脚镣,她被砸镣后,哭得很伤心,所有的刑事犯都说她在为我们受过,以前没有发生过被砸脚镣的事情。我们清楚恶警的险恶用心,在挑起矛盾和增加怨恨中,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有些功友停止了绝食,我仍坚持了下去。虽然暂时不能减轻徐的痛苦,但我内心真诚的为她祈祷:“愿她此刻所承受的苦难,换来未来美好的福报”,绝食到第五天的时候,狱警通知我收拾东西,送去劳教。

在送往劳教所的押送客车上,见到了小丽、小梅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功友,这一批一起送去二十多人。我被劳教了2年。

由于五天来的绝食绝水,身体有些虚弱,刚進了劳教所的大门,心里突然发慌,头冒虚汗,眼前发黑,我赶紧蹲下去,以免倒地。护廊(被关押人里选出的值班人员)也是个法轮功学员,为我沏了一杯奶粉,劝我喝下。

我去的大队有四个小队,小队的管教姓毕,二十八、九岁,脾气很爆。進队前,都要先被她叫到管教室,受一番审讯。她问话时,你若回答慢了,或是答的不令她满意,便开口大骂,甚至还用电棍威胁你,那阵势,只能用凶神恶煞来形容。这里的管教人前人后完全是两张画皮。

当我站在走廊等待入队的时候,有个管教,走过来,让我冲着墙去读贴在墙上的公安部发布的“六禁止”通告,我没有读,只是朝墙站着,眼睛瞅着别处。她被我的沉默激怒了,狠狠的在背后踢了我一脚,我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她更加恼怒,甚至还要动手打我。有人告诉她,我已绝食好多天了,很虚弱,可能随时都能晕倒,她便罢了手,悻悻离去。

我们住的监室是楼房,结构是北侧为横通走廊,南侧是管教室和犯人居住的房间,小队在二楼,一楼设有盥洗室,二楼走廊尽头设一卫生间,卫生间较看守所大,有改善,但上厕所受严格限制,一天只能定点上三次。犯人居住的房间很大,睡觉和干活都在房间里,四十张单人床从东到西,排成五列,每列八张,上下两层铺。小队五十来人,除了两名普教人员,一个容留,一个吸毒,其余全是法轮功学员。当时全劳教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有接近千人。

進了小队,管教向小队的班长交待:“立即‘转化’,不‘转化’,今晚都别想睡觉!”说完就离开了。马上围上来七八个人,开始做“转化”我的工作。我感到一种看不见的恶势力正在压迫着我,内心拼命的挣扎着,想摆脱恐惧,但总还是隐隐有些担心。晚饭后,大队的姓尚的宣传干事传我去管教室训话,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用亲身经历驳斥了报纸和广播中的谣言,讲述了上北京的动机和目的,她最后也没说啥,就让我回小队了。队里的人说,我很走运,遇上尚干事值班,否则换别的管教,一定会吃电棍了,据说尚干事曾经看过书,也练过功,不象其他人那么凶恶。

回到队里,另一个和我一起進小队的同修告诉我,她已经想通了,应该“转化”。我吃了一惊,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转变的这么快?我开始也想认真听听她们做“转化”的说辞了。其实那套理论十分荒谬:让人说假话,弄虚作假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在修炼。这种下三滥的东西,如果是在正常的环境中,一眼就会被看穿,但在那个环境中,由于人的执著放不下,有人甘愿受其蒙蔽,有人最后走向邪悟。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确实掺不得半点虚假。我当时带着很多人心,恐惧已使自己理智不清、思维混乱,潜意识中又有不想面对残酷现实的想法,希望能找到解脱办法:既能维护做人的尊严,又不必遭受酷刑折磨,而这套“转化”的歪理邪说正好迎合了人的这种圆滑心理,所以宁愿相信它,也不愿意用理智去思考它是否经得住推敲和检验。这一跤摔倒了,真是摔的鼻青脸肿的,把自信心也摔没了,很长时间没有勇气再从新面对修炼。

我们小队有个進来最早的学员,是中学老师。曾一度在酷刑和超极限的压力下违心的写了“转化书”,清醒后,找所长和管教声明“转化”作废,管教为了报复她,给她加刑8个月,每天让包夹看着她,不许任何人跟她接触,也不许她和任何人说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亲人来看她,有一次她的孩子来信,管教逼着她念给大家听:当她念到孩子想念妈妈时,她流泪了,我知道她内心一定很苦。还有个其他小队的同修,有时上厕所能看见她,脖子上缠一圈纱布,别人说,那是电棍电的泡,用纱布挡着,不让人看见。

劳教所的苦不同于看守所的苦,每天睡眠很少,仅五个小时左右,因不能及时上厕所,口渴的时候不敢喝水,常常憋尿。跟管教共用一个卫生间,一旦听到护廊喊:“管教上厕所”,不管便没便完,必须立即提起裤子,站到一边去,背对管教,将厕所让出来,赶上大便干燥,又刚好便出一半的时候,那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冻萝卜白菜顿一锅、咸菜就着馒头、苞米大楂粥。每餐给十分钟,劳教所里的馒头很特别,黑不黑白不白,吃到嘴里苦渗渗,有股霉味儿。上厕所一般是四分钟左右,一组人排队去,任何人都不能单独行动,三个人组成一个包夹,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转化”后的人跟包夹内的人小声说两句话也允许,不“转化”的就没有这个自由。吃饭、睡觉、上厕所时间之外,剩下的十七、八个小时便是奴役劳动时间,特别累的时候,干着活都睡着了,电烙铁把手给烫坏了。偶尔活儿不忙时,也安排一会儿学习,听那些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和读一些学员写的悔过书。有一些特长的人,安排为管教干活,有给管教洗衣服的,有给管教织毛衣的,也有给管教做饭的。

入所不久我又被转到另一大队,这个大队的活儿是粘一种小鱼(手工艺品)、给小鸟粘羽毛和折书页子(打印社装订图书的一道工序),折书页子包括楼上楼下扛页子纸(很繁重的体力活儿),有时也干些临时性揽到的活儿,为警服钉扣子,拆线头。不论是粘小鱼还是粘小鸟的羽毛,都要使用一种胶,满屋子都是那种酸酸的怪怪的气味儿。干活时,地当间儿放一块案板,大家围在四周,整天偎在地上,身上脏兮兮的,正常情况下,一周给半个小时洗衣服的时间,但活多时,一个月才能洗上一次。在一个半月里,洗过两次冷水澡,活儿能干过来的时候,给洗衣服的时间就稍长一些,四十分钟,抓紧的话,洗完衣服就可洗个澡。北方的三九天里用洗冷水澡,对我还是头一次,没想到冷水洗澡,也能使满屋子热气腾腾,最后整个水房,洗澡洗得对面看不清人,竟是这样的效果。

洗衣服时,有两个比我年龄小一些的同修玉玲和雅平经常帮我,她们可能觉得我不太会干家务,她们那种淳朴、那种善良使我历久不能忘怀。雅平长着圆圆的杏核眼,说话声音很有磁性,看人时眼睛里总含着笑意,性格象水一样,那样美好,不太说话。她是因发真相资料被抓来的,劳教一年。可惜我离开劳教所时,没能留下她的通讯地址,跟她失去了联系。

玉玲家是在山区,老公也是个炼功的人,因去北京上访被抓,关進监狱,家里本来在农村里是属于富裕户,有一些农机、农具,但生产队借限制他们炼功为由,把家里有用的、值钱的东西都给搜走了,春耕之后,担心她也去北京上访,就把她抓来,送劳教一年,家里还留下个9岁的女儿,暂时寄养在亲戚家。玉玲小学文化,爱唱歌,有些走调,但只是唱给自己听,自娱自乐。她还说出去后邀请我到她家里去做客。

临近新年的时候,所里要举办一个文艺联欢会,让各大队准备节目。劳教所做任何事情,任何一项活动都有它的宣传意义,都是为宣传目的而为。比如说:早晨叠被须按军队的样式,叠成方方正正的,棱是棱,角是角,叫做抠被摞;床单、被罩由管教人员自己花钱,劳教所给统一买成白色的,这样看起来整洁。有几次电视里也对这里雪白的床单、“优美的环境”進行了大肆渲染,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次搞联欢,是电视台要来人录像,让观众们体会一下,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如何在“春风化雨般的关爱”下,被转化成“正常人”,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对“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感激涕零,同时也让人们感受一下劳教所里的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甚至能让人“乐不思蜀,不愿意回家”。

我看到那些节目彩排的时候,有些人竟声泪俱下,在迫害与压抑中说着泯灭良知的话。难耐的压抑让我无法抑制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任其流淌。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虚假的现实中,从那天开始,我的主意识好象清醒了,内心的疮口从此也被撕裂开,汩汩流血,这血液凝结后变成了烙在心灵上的红字,永远都抹不去,擦不掉。谁都希望有个美好的未来,而那些邪恶之人却用无比残暴的手段在断送着这些曾经是修炼者的未来。彩排的结果,我们的节目因演得不好,被拿下。

小梅和小丽的家人都在为她们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我们先后在那年的除夕,离开了劳教所。

正视自己的灵魂

被“转化”这一事实,象一根刺一样,扎在身体里,叫人时时感到痛苦,这根刺不拔出来,那个苦就一直延续着。刚回家那段日子,我不愿意见朋友,因为已经没有从前那种做事端正很仗义的感觉,在亲人面前说话更是没有底气,特别是面对现实问题时,我很难谈出自己的观点,他们只需轻轻一句:“你再对,不也是‘转化’了吗?”立时自己就很泄气,没有话说。不管是主动“转化”,还是被动“转化”,只要是“转化”,就是耻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从新修炼,也不愿跟功友来往,国外的姐姐来电话,我总是尽量回避谈及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实际上也就是不愿意再面对伤害。说到伤害,人们都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很难将自己的屈辱揭示出来,以免带来更多的痛苦,但是这种不暴露,却给邪恶也保护起来了,使它逃脱了公义的制裁和道义的谴责。后来,我认识到了,揭开疮疤,会很痛,但是不揭开,毒素永远存在里面、永远都不能使疮疤真正愈合,这个痛是永远不能结束的痛。我决定不管是屈辱还是羞耻都要面对,要正视自己的灵魂。做错了就是错了,不能掩盖,掩盖只能欺骗自己。我上网写了严正声明:“……由于自己的软弱和正念不足而苟且偷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是一个修炼者的耻辱,声明在劳教所里所写所说的一切全部作废。”写了严正声明后,自己又从新振作起来,决心走好未来的路。

重新找工作

被捕前,我在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工作。被捕一个月后,单位就把我开除了。出来后,先后找过几个工作。开始时,找工作比较困难,一说是法轮功学员,人家就给拒绝了。后来有个老文字编辑告诉我:“应聘的时候,不要提炼过法轮功,表面上不说,但社会上,还是很歧视法轮功的。”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私人企业,做综合项目管理员,工作内容不多,压力也不大,干了几个月。后来公司迫于形势要求,让每个人签字表态,支持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我对这一做法非常反感,拒绝签字,就辞职了。

经过一两次失败之后,再应聘的时候,我就不再回避自己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也逐渐了解了一些真相,歧视法轮功的人在逐渐减少。

电视插播全城大搜捕

2002年3月5日的长春电视台插播事件,在国内的影响,引起的震撼极大。人们对插播的技术感到震惊;对法轮功学员的胆识感到震惊;对插播的内容更是感到震惊。第二天公汽上的上班族、单位里的同事、还有街坊邻里之间都在议论这件事。插播的内容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经播出过的“天安门自焚案”。法轮功学员只是将镜头播放速度放慢,对其中的一些疑点提出质疑和分析,让人们自己去思考。以前,由于人们内心有种莫名的恐惧,很多人不敢接触法轮功真相材料,还有些人甚至不希望了解真相,这样在被胁迫搞些支持政府镇压的签字时,就免得良心有不安的感觉。正是人们的这种心理,才使邪恶之徒在行恶时,毫无顾忌、肆无忌惮,才使迫害在全国范围内,如此惨烈。仅长春电视插播这件事上,就死去了8位大法弟子。插播打破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使了解了真相的人们削减了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人出于好奇心,想听听法轮功人对于“自焚”是怎么说的。人们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割开的气管能否清晰的发声?警察需要背着灭火器巡逻吗?(瞬间拿出20个灭火器、一个灭火毯);装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会完好无损吗?喝下半瓶汽油的人能不中毒吗?谁能在突发事件中,从容不迫的拍到这一组难得的镜头?王進东的打坐姿势为何跟法轮功教功带上的姿势不一样?等等,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想明白这一连串问题后,自己就会得出结论:政府是在撒谎,撒弥天大谎!插播事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让邪恶气的发狂,为了报复,警察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仅长春地区,几天之内就抓捕了5000人。当时从上面传下来一句话:“杀无赦!”一时间,法轮功学员陷于红色恐怖之中。

我意识到警察一定会来家里,只要在他们掌握名单上的人,谁也落不下。我再也不让警察把我抓走,决不能再落入魔掌之中。亲人们觉察不出我又一次面临危险,我也不想让亲人们为自己担心,所以不动声色的跟警察周旋着。那时正好还在私企工作,白天在班上上班,晚上下班后领着孩子去逛街,在街上吃完晚饭,10点来钟回家,進屋不点灯,直接上床睡觉,即使这样还是没有避开警察的骚扰。警察来的那天已经是半夜近12点钟。哐!哐!哐!砸门的声音在深夜传得很远,最后砸不开门,警察就用一种硬物撬门,那种刺耳的声音让人感到极其恐怖,幸好孩子那天刚睡着不久,睡得很沉,如果她醒来,发出一点动静,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天,看到门口贴的广告纸被烧掉了,只剩下一块残留的黑角。后来听说我们点上的一个同修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被警察带走,我在劳教所里认识的一些提前回家的同修,也在那次抓捕中,又被抓回了劳教所,我们炼功点的同修被劳教了一年半,打折一根肋骨。为了不使孩子内心感到恐惧,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我决定离开自己家,暂住到父母家去,这一走,那个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后来搬新家我也没能再回去过。

再临险境流亡外地

插播后不久,我就失去了工作。没马上再去找新工作,暂时呆在家中。有时到功友家去走走。阿芳是我同学父亲的研究生,在我同学结婚时认识了她。后来她也学了法轮功,我们就有了来往。

那天,我又去阿芳家。阿芳家是二层楼,我俩在楼上读了一会儿书,听了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听到有人敲门,水莲(阿芳表妹)就把门打开了。楼下的声音很嘈杂,阿芳下了楼去,一会儿,屋子里安静下来,好象所有的人都走开了,我意识到情况不妙,必须尽快离开房间。出了楼就有了安全感,想迅速离开那里,忽然又觉得不妥,阿芳的资料、师父的书籍、讲法带都没有妥善转移,恐怕会给她带来麻烦,还是先等等,弄清情况再说。我在小区的花园里等了一会儿,水莲回来了,她说警察来向阿芳了解她炼法轮功的事儿,正在派出所问话。水莲受阿芳的影响,也经常看些大法的书籍,同情和理解大法弟子,我问她是否清楚阿芳的资料书籍存放情况,需尽快将其转移到安全地方,于是我俩進屋整理那些资料,准备赶紧转走,没想到警察很快就返回来了,这一次我被堵在屋里,没能走脱。

警察将我们仨人带到派出所,水莲后来被放回去,阿芳和我被铐上手铐,分别关在单间里等候听讯。有个看着我的小警察,农村孩子,十八、九岁,心地很善良,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晚上睡不着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心里难受”,还向我讲了,一次同事和他开玩笑,用手铐将他铐在暖气管上,他用环形小铁棍轻松打开手铐的事。他讲起来象似无意,我听着倒是有心,也许他是在暗示什么,我心里一直在想着寻机逃走,他的话让我有了点信心,也许能找到机会。我们被送到市公安局,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审讯。问了家庭住址、先生的姓名、单位等一些问题,以及炼功情况,我都一一回答,警察主要想了解我与阿芳是怎样认识的,到她家去干什么,是不是知道那里是资料点,她的资料都发给谁,她都跟谁联系……。我回答警察:“到她家只是串门,其它事都不清楚。”警察威胁我,不好好交待,会动刑。问了半宿,他们并没做任何笔录,自然也没让我签字,后半宿留下两个看守人员,大家便去睡觉了。正值夏天,屋子里有很多蚊子,警察被咬得难受,找来了蚊香放在桌子上点燃,也让我站到靠近桌子一旁。那两个看守的,一个在屋里,一个堵住门口,打起了呼噜。我看到桌子上有根油笔管,试着用它去捅手铐的锁眼(我仅是单手被铐在椅子上),但油笔管不够粗,质地又软,使不上劲儿,怎么也捅不开,这种方法不行,只好放弃。我试图将手从铐中脱出,但铐得太紧,手都弄肿了,也脱不出来,我认定时机不成熟,那一宿不再做任何逃跑的努力。事过之后回想,即使当时脱开了手铐,也很难从警察身上越过,而不被发现,一旦他们发现我有逃跑的动机,那么逃跑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关押阿芳的那个房间,那是个套间,阿芳在里间,我在外间,由三个警员看守我俩,因为是周六,他们只是换岗值班,那一天没做任何审讯。阿芳的丈夫联系人很多,关系网很广,警察局里也有不少熟人,他们给送来了吃的,但我却一点也吃不下。中午过后,换来一个年龄较大的警员,这个人很面善,说话比其他人和气许多,上厕所回来时,我趁机让他将手铐铐松些,他照做了,而且还把手铐从后面的姿势改成铐在前面。因是对着楼梯口的房间,门开着时,屋里的过堂风很冷,我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裙和坎袖背心,被风一吹,冷得直发抖,这位心善的警察又到里间屋给我拿来一个小薄被,盖在身上,还劝我能睡就睡一会儿,头天晚上已一宿没睡了。我闭着眼睛,脑袋里乱糟糟,心也有些发焦,根本就睡不着。想着丈夫出差好多天,今天该回家了,到家若见不到我,一定会着急的,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警察不允许。

我的头有些痛,想起师父的话“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试着集中注意力发正念:“不允许任何邪恶对我迫害!”心慢慢的静下来了,头也不那么痛了,我突然感到被铐住的手竟能从铐子里轻松的脱出来,心里一阵狂喜,逃跑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沉住气,等待时机,成功有望。我看了看墙上的钟表,才3点多钟,需要再等一些时候,到天刚擦黑,还没换班之前,再晚也不行,换了值班的,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又不好说了,这期间还不能去上厕所。我闭上眼,显出很困倦的样子,三个警察都到里间屋看电视,玩游戏机了。快到六点的时候,有些人开始去吃晚饭,天也渐渐黑下来,我觉得差不多是行动的时候了,里面有个小警察很喜欢到隔壁房间聊天,我心里想,等他再出来,最好是不要关门,把门敞开,这样我行动起来,里屋的警察不易听见动静,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果然一会儿,他又要到隔壁房间去了,门被他大敞四开,我毫不犹豫,一个箭步窜了出去,一步跨两凳、三凳那样朝楼下飞奔,刚下了一层楼,迎面就上来一个警察,他还没有反应过劲儿来,我已经从他身边跑远,到了楼下院子里,就听到上面有人喊:“法轮功的逃跑了!”冲出院子,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立手招来出租车,瞬间便隐没在茫茫的人流中,我知道警察不大可能再抓到我,但为了保险起见,让司机拐了几个小胡同,并留意后面有没有跟踪的车辆,然后去了我父母家。手机、手表、皮包都被警察掠去,身上没有一分钱,上楼管母亲要钱交了出租费。父亲见到我有些诧异:“这么晚到家来有事吗?好象还慌慌张张的。”看来父亲不知我的情况,我朝他笑笑,没有多说,让母亲陪我到姐姐家去,我换了一身母亲的衣服,在路上简单的把这两天里的经历向母亲讲了一下。母亲和姐姐们头天晚上就知道我被抓了,因父亲年龄大了,暂时瞒着他。我女儿曾经跟我去过阿芳家,晚上我没回家,她通过小区的保安了解了阿芳家发生的事情,并将情况告诉了姥姥。当我敲开姐姐家门的时候,女儿正好也在姐姐家,她们看到我,惊讶的半天说不上话,马上给丈夫挂了电话。丈夫是下午3点钟才刚刚到家,这会儿见到我,真是有点象救出人质的感觉,失而复得的高兴和欣慰溢于言表,甚至开始时有点不太敢过于表现这种快乐,生怕又会得而复失。

大家决定让我先到远亲家暂住几天,一周后,考虑还是离开家乡更好一些,便去了南方。丈夫和女儿送我到沈阳车站。坐上火车一直南下,来到一个对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外甥女小娟到码头接站,到她家是晚上10点左右。小娟小我两岁,自己带着女儿在家里过日子,丈夫在外地做工,我去时,她妹妹正好也带着孩子在她家串门。虽然长途坐车,但我一点没有疲劳的感觉,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姐俩都说:“原来法轮功不象媒体说的那样啊!”后来小娟跟我学会了炼功,有时间的时候,就炼一炼,她说炼功的感觉真好。在小娟家度过了这一生中很特殊的两个月,因为劳教的解教期到了,便告别了小娟,给她留下一本师父的书《转法轮》,结束了流亡的生活,回到家乡。

尾声

回到家不久,找到了新工作,开始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网络上的和新工作岗位上的,有时给朋友们讲起同修的故事,他们觉得那些故事很好,但离他们有些遥远,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朋友希望我也能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谈到我自己,我十分惭愧,几经内心挣扎,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的这一段生活写下来了。动笔写这段经历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我是法轮功学员中极普通、极普通的一员,我的遭遇,在法轮功学员中,不是特殊的个案,类似有我这样经历的法轮功学员千千万万。迫害从九九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很多法轮功学员,生活仍处在在极其困苦之中,有的一直被监禁在狱中,有的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已经离世,留下孤儿、老人无人赡养。

我希望我的这段生活能让人们更多的了解这场迫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之广、程度之深、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也希望人们在对人性善恶的思考中,能辨别是非,拆穿谎言。愿一切正义的人士帮助我们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我真诚的祝愿所有的有道义、有良知的人们有美好的未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人们已经或正在看到,严冬将过,春天不会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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