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芙自述遭药物迫害和酷刑虐待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我叫刘桂芙,来自中国北京,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我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生活充满阳光。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我因为坚持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而屡遭中共残酷迫害。长期被监控、跟踪、骚扰,被派出所劫持拘禁约七、八次,被长期非法关押五次。其中,被非法关在洗脑班一次,看守所两次,劳教所两次。失去自由共计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死去活来的酷刑折磨和摧残,包括长期不准睡觉、遭受殴打、各种折磨和药物迫害等。中共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下面只是我所受迫害的几个片段。

一、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狱医想用药置我于死地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警察詹海威把我打得全身是伤,大便失禁,耳膜破裂,腹部膨胀得像孕妇一样。当我晕倒在便池上时,姓刘的监狱医生为杀人灭口,竟然交给牢头二十片不明药物给我服用。牢头以为是乳酶生,就偷偷先吃了十片,很快她就头晕眼黑,舌头和颈部僵硬,呼吸困难,急忙求医。当姓王的狱医看了剩余的十片药片后大惊失色,让警察马上扔掉。牢头服下王狱医给的药后才缓解了。之后我很快被非法定一年六个月的劳教,投入北京劳教所。

二、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十八个昼夜不让睡觉,施不明药物诱导我跳楼

一进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就逼我辱骂法轮大法师父,放弃信仰。我坚持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恶警徐燕玲一直不许我睡觉,还罚我长期军蹲导致我腹泻脱水了,就改成罚飞,直到我昏倒在地。之后,我被连续罚站十八个昼夜,不许我睡觉。腿脚肿得很粗,膝盖不能打弯,脚皮胀裂流水,连上一趟厕所都极其艰难。

只要我犯困一合眼,全班十八个犯人,还有吸毒犯,就用苍蝇拍、硬物、手脚等一齐踢打我。我的头部被打出大大小小的包,腿被打破流水儿。我的腰被打伤不能直起,只好爬着上厕所。由于不让睡觉和殴打,我经常瞬间昏倒在地,他们就泼冷水,每次醒来我都躺在水里。

她们把我的饭菜里悄悄放了不明药物,不许别人碰我的饭菜,我吃后头晕得很厉害,身体发软,难受、恶心,精神恍惚,开始出现幻觉。他们就开始说我精神不正常了。

就在我被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精神恍惚的时刻,她们诱导我跳楼。宫××一面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炼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同时诬蔑说我多次要自杀。我正告她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决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她们就一边用硬东西猛击我的头部一边高声叫骂。无论我多么痛苦,我心里就是守住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就是这一念让我挺了过来。

十八个昼夜不让我合眼,极度困倦是那样难熬,其它的一切折磨似乎都比不上,每一分钟像熬过十年。最后,我经常瞬间失去知觉,一下子摔进床底下,一会儿又跌到床栏杆上,头破血流。包夹随时看着,想拉住,但是看不住。他们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有人出去找警察,警察李继荣却教唆大家说:是刘桂芙自己不要睡觉的。

此后,每天只让我睡两个小时觉,仍然经常殴打,最后到期不得不释放了我。

回家之后很长时间,劳教所迫害的后遗症经常出现:夜间不能睡觉,白天走路,甚至做饭切菜时,或者骑自行车时,都能突然失去知觉,倒下去昏睡。

出劳教所后才知道我的户口早已被警察注销,意味着我已经不复存在。我是拿着劳教所的释放证重新办理的户口注册。可见警察提前做好了杀人灭口的准备。

三、再被劫入北京女子劳教所:骇人听闻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抄家并绑架我。这是我第五次无故被抓,再次因为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两年半的非法关押中,我一直被全封闭隔离单独迫害,警察与警察的帮凶“包夹”,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折磨我,长期被迫吃各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身心被摧残到了几乎崩溃的境地。

(一)在所谓“攻坚队”遭受的迫害

一进劳教所,我再次被连续坐板、被剥夺睡眠十七天后,被送入专门残酷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攻坚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强行灌入不明药物:

我被单独关押在二十多平米的房间内,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我被一群包夹轮流迫害。恶警宋丽丽逼我服用一种棕色药片,我拒绝。她指使十来个包夹踩住我四肢,吸毒犯牛于红捏着我的鼻子和两腮,将二片棕色药片强行给我灌入。一会儿我就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的都是黑绿色稀便。还不许我上厕所,吐在身上,拉在裤子里,不许换洗。

这样灌药二十多天后,我每天白天被强行灌进二片白色药片。被灌药后我头晕眼黑。宋丽丽得知后,就派包夹每天晚上给我灌两粒红白色胶囊。我被灌药后,立即酸液从嘴和鼻子喷出来,喷到裤子上的液体染红了我的裤子。我说这就是暗害我的证据,宋丽丽就强迫我脱下拿走了。

在药物迫害下,我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迟钝,出现幻象。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经常会突然眩晕,摔倒在地上。这时,他们就给我加倍灌药。

他们药物迫害的方式是,先剥夺睡眠,殴打,把我折磨得出现困倦、头晕、呕吐、难受,起不来等等症状,就强迫我吃所谓治疗这些“病”的药物。吃药使我出现更多异常反应,她们就又增加所谓治疗那些异常症状的药物,以此类推。

2、坐板酷刑加长期剥夺睡眠

我被长期限制坐姿,每天坐二十一个小时,一动不许动地坐在脚尖刚挨地的硬板凳上,嘴里经常被塞满了蘸上粪水的抹布或擦过地的脏卫生巾等。双腿不许露缝,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身体挺直,两眼固定盯一个地方。包夹看见我眼珠一动就打,用尺子打手。犯困一闭眼,就被往头上、眼睛泼水;被用尺子戳我脊椎骨缝或用凳子砸我膝盖,不让我睡觉。

每天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坐二十一小时,臀部被坐烂,屁股和血水、分泌的污物一起粘在裤子上。坐凳子就象坐在玻璃碴上一样。腿浮肿到大腿,腰肌被殴打受损。

其余三小时,我被限制睡姿,包夹还用各种方式捣乱不让我睡着。

3、制造一切生理痛苦,残酷虐待

每次被限定只有两分钟洗漱时间,我必须迅速揭下粘在屁股上的脏裤子,揭得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还没洗完,水龙头就被关上了。屎尿、污血沾满内裤,也不许换洗,恶臭的令人窒息也不许换洗,包夹闻到臭味就打我。

包夹不许我说话,我做任何事都必事先报告:每喝一口水打一次报告;咳嗽、吐痰、搔痒,也得申请,包夹不批准就不可以。几个月不许洗头,头发里爬满虫子,也不许挠痒。

高温三十八摄氏度的夏天,把窗门关严严的,挂上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还不许我脱掉被绑架时就穿着的冬衣,捂着我。很多折磨我的包夹都闷热得中暑了,他们还是捂着我。而到了冷天、阴天,恶人又把电扇全都打开吹我。总之,百般刁难我、折磨我。我常常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我心中有大法,终于正念挺过来了。

他们不给我正常的饭食,故意让我饥饿。有时给我吃扔到厕所里的包子皮。稀饭和菜汤被包夹故意撒在地上所剩无几。有时故意让我吃很多大油,让我拉稀又不准上厕所。有时不让我喝水,或攒一些壶底积了很多水垢的水让我喝。我很快瘦成皮包骨,包夹叫我“木乃伊”。

宋丽丽为使我“转化”,叫我丈夫跟我离婚,来配合他们做工作。我丈夫刘保国拒绝,就被剥夺了探视我的权利。

(二)在集训队禁闭室所受的摧残

我被迫害的消息被海外媒体披露后,北京女子劳教所将我从攻坚队转到集训队,继续单独隔离关押。实施药物迫害,长达两年多。

1、令人发指的药物迫害

在集训队期间,我仍然被逼天天吃药,仍然是针对吃药后出现的更多异常反应,就被逼吃更多的药。逐渐增加到一把一把地吃,主要是治疗精神错乱和分裂方面的药物。还逼我签字。我拒绝吃药,他们就一起加大剂量灌药。我大脑一阵阵空白,反应迟钝,经常虚脱。医生都很吃惊:我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

我被他们吃药逼得要崩溃了,就抵制、揭露迫害,警察说我“大疯子”,就快成精神病了。他们四次把我关在更加暗无天日的禁闭室里。我最后一次被关在禁闭室长达五个月左右,多次被迫害得要窒息死亡。离开禁闭室被解教释放前,我已经被迫害得四个月完全不能睡觉,警察加倍给我注射两针药剂和服用四片安定药片也不能使我入睡。最后一个月,我完全无法进食,呕吐不止。这期间,更是被逼大量吃药。每次都被检查,药吐出去没有,如果药被吐出去了,一定被补上。

2、集训队禁闭室的精神迫害

集训队在劳教所内一个偏僻的地方,不引人注意。而禁闭室是在集训队内一个更加隐蔽的后院。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

禁闭室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挨着床一个便池。在里面不知道白天黑夜,什么都不知道。冬天,禁闭室是冰窖;夏天,禁闭室是蒸笼。有时,包夹在里面折磨我,长期不许我睡觉,限制坐姿、睡姿,打骂、虐待。最后一次五个月我是被单独关押在里面,任我死去活来,让我见不到人影。

白天,禁闭室内的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音响,吵得我一刻也不能安静,烦躁得要发疯。我被迫害得不会睡觉了,头痛难忍,经常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痛不欲生。又困得要命,憋得难受,经常感到窒息。有时我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我长时间趴在地上,才能感觉有些缓解。感到自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

3、一个月内六次验血,多次检查器官

在最后一次被关禁闭时,我曾在一个月里被抽了六次血液,血液被抽出后,医生嘱咐:“赶快封起来送走”。

我还多次被突然带去公安医院检查器官,做胸肺透视,验尿等。最后那次我突然被带去后,给我做B超时,问我,憋不憋尿?我不憋尿,警察就命令我一连喝了六杯水,然后命我在通道里走来走去,再喝水再走动,加速排泄。做了B超后,我看到警察们异常地高兴,结果在称体重时,发现我在十几天里少了十五斤体重,怀疑我得了癌症。

在被多次抽血和检查后,我就吃不了饭了,吃了就吐,一直到被释放。

他们验血和检查身体器官,绝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手段迫害我的身体。那么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别有用心。后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被媒体披露后,联想起他们对我奇怪的验血和检查,我才觉得很害怕。

(三)造假掩盖迫害 欺骗国际社会

我被迫害的消息在海外媒体曝光后,劳教所为掩盖迫害想了很多办法。

国外记者来访、上面来人检查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我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还让我多睡会儿。原来故意饿着我,吃不到菜,而那一天却很丰盛。警察照像、录像给外面人看。参观人走后,我照样被虐待和体罚。有一次,突然不再限制我坐姿,让我坐着看书,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我一看又是造假,就大声揭露警察对我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他们吓得赶紧把我架走。

劳教所从各队抽调相貌近似的人以便冒充我。这是劳教所惧怕我在国际调查人面前揭露迫害而想出的招术。他们安排相似的人跟我在一起,模仿一举一动,学说话,千方百计套问我的个人亲友情况。包夹说,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被减刑回家了。

有一天一大早,我就被转移到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我象征性体检,不仅意外地不铐我,还假惺惺地搀扶着我。后来把我带到所长室谈话,我就揭露宋丽丽等恶警对我的迫害。之后我被送回了集训队。我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警察正重新钉“集训队”的门牌。后来我才听说,国际来人调查劳教所虐待我一事。他们原来是想销毁证据。晚上,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装起来了。

四、死里逃生

经历了两年半的单独密闭关押迫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我被非法劳教期满,已经奄奄一息,警察不得不释放我回家。出所时,我已经不能行走。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还长了很多老人斑。连熟悉我的户籍警察和老邻居都认不出我了。

刚出劳教所大门,派出所警察王海鹏就直接收回了我的解教通知书,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绑架我。
我在中午十二点多被送到家,根本不能进食。我先生见状流下了眼泪。不料,警察在下午二点左右就到家中抓我,准备送我到所谓“法制培训中心”(中共当局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而设立的洗脑班,为欺骗民众而美其名曰“法治培训中心”,实为私设监狱。)继续迫害。家人强烈要求允许我住院治疗。警察见我真的快死了,才没抓我。

我出院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监视。最后一次,一大群警察上门要绑架我,我侥幸逃脱后,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被迫流亡海外,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辗转来到美国。

感谢和呼吁:

我亲身遭受了中共对法轮功不断升级的残酷迫害,至今身体还有被迫害的后遗症。但是,今天我能正常地活着,就是个奇迹。我怀着不尽的感激。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坚定的勇气和信心,给了我战胜邪恶的超常的意志和力量!

感谢海内外所有为营救我而呼吁、奔走的善良的人们!感谢向劳教所打电话制止迫害的素不相识的人们!感谢人权组织对我的援助!特别感谢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位议员!他曾经亲自致信中共司法部,呼吁释放我。特别感谢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先生!他曾经到中国调查我和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没有这么多正义之士对我生命的关注,迫使中共减轻了对我的迫害,我恐怕早就被中共虐杀了。

我很悲痛,我的许多熟悉的善良的功友被中共迫害死了,像于宙、杨小晶等;我的许多功友至今失踪多年,像黄雄,可能早已经被中共所杀。我的许多功友,像张连英,许那、曹东还有我的姐姐等等,他们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遭受残酷的折磨。

中共的迫害仍在继续,请联合国帮助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信仰迫害。请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帮助制止这场对良知的迫害。请善良的人们认清中共迫害的邪恶,帮助受难的法轮功学员。

在世界正义的呼声中,会有更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避免被虐杀。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对中共的邪恶说“不”,迫害必将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