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邵长芬和邵长华姐妹俩骑摩托车去汤池乡河深沟亲戚家串门，在她俩离开亲戚家走到门口时，被河深沟的书记王宝臣堵住门不让走，并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绑架了她俩。于十二月十九日前后，邵的家属先后接到振兴区法院两次电话告知：邵长芬、邵长华在本月二十三日开庭，但没有具体时间，家属几次去法院询问也没有得到准确时间。直到二十二日律师来，才知道庭审时间由二十三改为二十四日九点四十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九点四十分，在振兴区法院，由陶振华任审判长，非法将两学员庭审。两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二十四日早八点多，要求进庭旁听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和社会民众，陆续来到法庭。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和以往历次的法轮功学员开庭都不一样，法院周围看不到一辆警车，也看不到以往的警察和便衣，也可能被刺骨的寒风吹灭了。进庭的过道上也没有众警察把持。只有一个“指路的”人在询问：“上民事庭？还是刑事庭？民事庭往后院走。”庭审的现场，也不象以往坐满了街道等指定的人员，而坐的是几十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
上午九点多，邵长芬、邵长华和两位律师来到法院，审判长陶振华宣布庭审开始。公诉人宣读完对法轮功学员邵常芬、邵常华的起诉资料后。两位当事人先后都向法官提出异议，表示整个被绑架的过程与公安机关的记录，包括证人证词都不符，并称公诉人所宣读的资料完全是诬陷，与事实不符，对此，法庭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邵长芬和邵长华一直强调：“我们是去亲戚家串门，我们在一起就是唠家常。”律师也强调：“当事人都是小学文化，在唠家常时谈到身体健康情况时，自然谈到炼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功效。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权，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犯法行为。”
律师质问公诉人：我的当事人被绑架后，开始公安机关做出拘留十五天的裁决，邵长芬、邵长华被送到丹东拘留所；可就在被绑架的第六天后，也就是九月十五日，又改为劳教一年半，邵长芬、邵长华又被送到丹东看守所；两天后，也就是九月十七日又改为非法判刑。这简直就是闹剧，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对一位当事人同时做出三种裁决，并前后自相矛盾，依照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的裁决要么是拘留，要么是劳教，要么是判刑。怎么可能在被绑架后的几天内对其同时做出三种裁决，从这一点上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对这起案件适用法律的随意性与不严肃性，拿法律当儿戏，属于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公诉人无语。
律师再问：“对我的当事人所做的教养和判刑的两种裁决，间隔只有两天时间，请问：你们有解除劳动教养的手续吗？”公诉人回答：“有，是汤池派出所的”。并拿给律师看。律师质问：“汤池派出所有权裁决对某人是否教养吗？”公诉人无语。律师继续说：“决定对某人是否教养是由当地政府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来裁决，而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有什么权力给某人教养或解除教养，这又一次说明公安机关适用法律的随意性，拿法律当儿戏，属于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公诉人无语。
律师问当事人：“抄家时你在现场吗？有没有被抄物品清单？要求你签字了吗？”邵常华：“现场没有任何清单，我没见过这样的单子，所有的包括笔录我都没签字。”
律师指出：这样的抄家行为办案单位必须手续齐备。列出被抄清单，当事人现场签字才属合理合法。否则属于违法行为。如当事人没签字，也可由村主任、街道主任、社区代表等代签，而在对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抄家的物品清单上却有一个叫“刘伟”的人签字。请问这个刘伟的是个什么人物？
在律师的再三追问下，公诉人亮出了“刘伟”的底系：刘伟，男，八七年生，二十四岁，是河南人，无职业，现在在汤池派出所做协警工作。
律师说：协警就是帮助警察做事的人，也就是没有穿警服的警察。有关法律规定：与警察有关系的任何人，都不得作为当事人的证人，更何况警察本身。这个叫刘伟的人怎么能作为我当事人的证人？这个所谓证人为什么不出庭？
公诉人强调在邵长芬和邵长华的家里有法轮功的资料。律师的看法是：中国现行法律有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没听说过有非法持有法轮功资料罪，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家中存有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是理所应当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持有信仰的资料有罪，所以不能作为证据构成犯罪，应当立即释放。
两位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有理有据的运用法律陈述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再强调两名当事人应当无罪释放，所有的司法程序都是违法的。法官和公诉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律师最后说：尊敬的法官，我们同是法律人，都是满怀法制理念，为了推进我国的法制和民主的进程，也为了每个人都能守住做人的道德良知，更为了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未来与幸福，请让我们从个案做起，即真正地从法律原则作起，去对待每一个当事人，实践法制精神。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我们才能无怨无悔。
庭审从上午九点四十分开始，进行到近十一点结束，面对律师的有理有据的正义辩护，法官和公诉人无言以对，最后审判长陶振华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后，另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