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百炼 正义永存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老辅导员讲述着他修炼的故事,我听的入迷,忘记了吃饭。故事平常,可在我看来,却是一首惊天动地的史诗,一部可歌可泣的篇章。以下是这位老辅导员的自述。

得法与洪法

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九六年十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身体不好,多年老病缠身,肝郁气滞,还有腿凉病,一凉半截,夏天都得穿棉裤,到哪去都不敢随便坐下,不敢着凉。丈夫患乙型肝炎,因传染严重被隔离,重活不能干。由于我们农村生活条件很差,根本没钱治病。我们夫妻只能在病痛的折磨中艰难的维持生活。

那年城里的姐姐先得法,并劝我炼功。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学了五套功法。半个月后,身体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个月后,我们彻底甩掉了多年的药罐子,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

在我们乡我是最先得法的,所以一开始我就出去洪法,找街坊邻居,亲属等熟悉的人,讲大法好,叫他们到我家来学法炼功,从那天开始,无论刮风下雨,过年过节,农忙农闲,我家炼功点从不间断,人数也越来越多,由几个人,到几十个到上百人,屋里放不下,就把厨房锅台扒了,再放不下,就到院子里,后来东西两院都成了炼功点。冬天很冷,学员们在外边炼功,脸上都挂满了霜,却都感觉热乎乎的;夏天蚊子多,叮在脸上,没有一个动一动的。每天早晨,学员们从四面八方来,沐浴着大法的佛光,来炼功的人,都感到那慈悲祥和的能量,心性和身体都有相当大的转变。

后来学员们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美好,决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法修炼,于是我们在集市旁边的单位大院集体炼功,然后又集体到各处洪法,背着录音机步行去邻近乡镇,一去三、四十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与当地人讲大法的美好,然后找合适的地点,接上电源再炼功。大家劲头越来越足,有时一天走上百里路,也不觉得累和苦,回家照常洗衣做饭,到点炼功学法,就这样各地有许多有缘人看到大法美好,走到修炼中。

亲身体验大法的神奇

我从小没念过书,不识字,不能读法,有时看见同修 在那读书急得直哭。而且我不会盘腿,单盘还翘得老高,一想自己是个辅导员,学员们都能单盘,双盘,我就着急,用袋子压,没事时就炼腿,当我第一次能双盘时,我就咬紧牙关,坐了一个小时。一天我让孩子给我读法,我边听边压腿,只听咔的一声响,腿扁扁的就趴在炕上不好使了。我当时十分坚定,拖着不好使的腿不耽误学法炼功,两个月后恢复如初。此后,我就一点一点的认识字了,能读《转法轮》了,再后来,各地讲法,《明慧周刊》我都认识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

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四月,听说天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当时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我得证实法。和几个同修切磋,要去省政府说明情况,告诉他们炼功人都是好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和全家及乡里的炼功人一起坐火车来到省政府。没料到省政府派警察防暴队强行拉我们上车,先把我们拉到体育馆,后又拉到一个学校院内,给我们播放污蔑大法的电视,问我们是哪的我们不说。等我们回来后,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先后七次找我,问我有多少人炼功,多少个点,多少骨干?我说:“没有,有事就跟我说吧。”他们抓不到把柄,就说某些炼功人做的不好,才导致非法抓人。每次谈话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抓人是非法的。那次回来,感觉就象打了一次胜仗。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邪恶非法打压法轮功,报纸电视广播大肆宣传,二零零零年正月,我们几个同修合计,進京证实法。我们来到天安门,在金水桥边抱轮,不到一分钟,警察就来了,强行把我们拖上车,旁边还有外国人在拍照,恶警疯狂的抢下他们的相机,撕开胶卷。邪恶之徒强行把我们送到北京办事处,让当地“六一零”去接我们。那“六一零”头子生气的问我:“谁让你来的?”我说:“你让的!”他说:“我怎么让你来了?”我说:“你整天上我家,白天晚上都去,不让我上北京,我想北京肯定有事,我就来看看。”他气的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北京回来,邪恶又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并扬言不放人,得写保证书,还要五千元保释金。同修切磋,当天晚上我们就绝食反迫害,要求无条件放我们,我们没有罪。几天后,邪恶在走廊里用广播喊话,说绝食后果自负,然后拿白糖来引诱同修喝水。我坚决不配合,邪恶不让我在床上,把我弄到地上,在我枕边放一瓶水,说渴了可以喝,我不吃不喝,第二天下午回家了。

回家后,村里又办洗脑班,我想在哪我都证实法。我们在村政府炼功学法。有一次,我正在读法,六一零带派出所的警察过来抢我的书,我抱着书说:“大法书是我的,我宁死都不能给你!”我抱着书就往墙上撞头(当时法理不清,作为大法弟子是不应该采取那种极端行为的),在场的人都哭了。邪恶害怕了慌忙就走掉了。他们又找人来给我们念报纸,我们就齐声背《洪吟》,恶人没趣就走开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们把地里的庄稼收回来后二次進京证实法。刚到天安门,等候在那的警察就赶到了。当地六一零头子气急败坏的说:“不给他们饭吃!一天只给一顿!”我说:“那我们就绝食,一顿不吃!”另一恶人说:“你们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我说:“你太无知,农村人都知道,灶坑出火,头发眉毛先烧着,那人眉毛头发好好的,一定是假的!”邪恶又说:“你们炼功啥用,能换来大米白面吗?”我说:“能,你们挣钱买药吃,我们炼功身体好没病,省下药费,换大米白面!”

第二次从看守所回家,家中景象十分凄惨,丈夫被劳教了;我家的承包地被村里卖了,村里还强行给我办班;女儿的地也被收上去了,那个时候真有“百苦一齐降”(《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觉。我趴在床上哭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流泪。但想想自己是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绝不能倒下!我是农民,就靠种地吃饭,邪党要夺我的饭碗那可不行。我自己找车把地里柞子收拾完,然后就种上了玉米。买地的那家来人说:“你不能种,这地我都买下了。”我说:“你买我地,钱给谁了?朝谁要去!我种自己的地和你不相干!”旁观的人都说:“是啊,人家是炼功的,他们的地村上卖你都不该买。”买地的人无奈找村上退了钱,接着女儿的地还有其他同修的地也都要了回来。

二零零二年过年期间,邪恶又一轮发动大规模迫害,他们先来我家抄家,翻出一些真相材料,和一些大法书籍,非法强行拉我上车,我一路喊法轮大法好!第一次邪恶没有得逞,而后,邪恶拿家人威胁我,我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想连累别人(一时念不正)第二次被迫害被非法判刑五年。

在被迫害期间,邪恶多次要“转化”我,给我举一些“转化”的例子,劝我写所谓“三书”,我坚定地说:“你们别费心了,就是今天写完明天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写!”邪恶气急败坏给我上大背铐(大背铐,就是将手臂从肩头拉过,将另一手臂从腰拉过,双手在 背后铐紧,并且还要在背与臂之间加塞酒瓶子、木板等物,使手铐紧铐肉里,双臂拉紧,让人鲜血直流),让我在地上蹲着,关小号,三个人轮番看着我,“转化”我。我拒绝配合他们,让我背报告词,我不背,他们就先打后骂,不让我买日常用品,更不让打电话,写信,我还是不背,他们又叫我下队干活,我坚决不干活,因为我不是犯人。邪恶又叫我去量血压,我不量,除非答应我能炼功。他们没办法只好答应。第二次,又量血压,我还是不量,说除非全体法轮功学员都能炼功,邪恶又一次妥协了。我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监室里共有十二人,全都明真相“三退”了,还有三人得法。一个姓杨的老太太,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我给他们讲真相后,她用真名“三退”,后来一点点的和我们一起学法,她还能看到大法的每个字都发光。

和监室里其他人相处我都想着自己是炼功人,处处替别人着想,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他们明真相后也都认同大法好,在别人面前称呼我“俺家大法”。

二零零七年正月,我从监狱回到家,通过学法才知道,原来在狱中做得再好,也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在正法進程中,这几年有许多众生都没有救度,修炼的路上留下了许多遗憾。是的,正法没有结束,就是师父给了我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机会。我会坚修大法,做好三件事,只要正法需要,我会毫不犹豫的去做。我想,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正法的路还有多长,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我会紧跟师父,捍卫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