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明慧网上登了一条消息，一位病人到医院看病，经检查为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出了一千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最后医生把钱收下默默地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了一张一千元的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的一千元钱，我给你们交了住院押金，这是一千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
看了这条消息，不禁想起去年同期闹的沸沸扬扬的“缝肛门”事件。一名产妇疑因未给助产士足够的红包遭到报复，肛门竟然被助产士缝上，虽然事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事件一波三折，但无论结果怎样，人们对医疗的不信任和怨愤已展露无遗。
在中国大陆，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拖长检查项目，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体制的支撑下，患者和家属苦不堪言却奈何不得。在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有人指出：医疗决策中的不善最容易获得自我辩护，象过度医疗有体制、法律、管理、技术、病人诉求等若干理由，我们唯有求诸良知。但是在中国大陆，在道德全面沦丧的今天，这是何其难以做到。人们说，“缝肛门”是看得见的报复，还有更多的报复方式，患者防不胜防。
而这位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不但没要红包，还顾及了患者和家人的感受，在手术成功之后，才将实情告诉家属，可见为对方考虑的是何等周全，这是真正有良知的医生。象这种不收红包且真心关心病人的情况，在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中比比皆是。有人将他们誉为浊世清莲，一点都不为过。
但不幸的是，在这种医疗乱象中保守医德本是极为珍贵，应该受到表彰和赞扬的人群，反而因此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为了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局取消他们的行医资格，或将他们非法监禁，进行残酷的洗脑摧残。
湖北省武汉三医院的外科医生王劲松，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不仅专业知识好，修炼法轮功后，在当时收红包、拿回扣成风的情况下，他从不收病人的红包，不接受病人请吃，按病施药，不开大处方，不拿回扣，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曾受到不少病人的口头赞誉和书面表扬，被誉为“不收红包的好医生”。医院领导和职工也都说他是好人。
就是这样的好人，因为不放弃信仰，遭到三次绑架，分别被非法劳教一年十个月和判刑三年。王医生受尽折磨，不让睡觉，长时间吊铐在窗上曝晒，他被迫害得双脚浮肿，不能行走。从劳教所回来后，医院又迫于上级的压力，不让王医生上班，也不给生活费。王医生多次到区卫生局上访，两年后才被安排在院武装部上班（实际上被非法监控）。王医生的工资还不够最低生活标准。
周文生是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的一名乡村医生，也是一名深受患者喜爱的医生。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无论严寒酷暑、无论病人有钱没钱，他都真心真意为患者治病，他给患者看病药量足，诊断准，多数头痛、感冒一针就好，从不多收一分钱，老百姓亲切的叫他“周一针”。周医生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后，当地的乡亲们非常痛心，村领导、村民七百多人联名签字画押，要求政府放人。然而，当局不讲法律，不顾民众的呼声，非法将周医生判刑三年。
湖北安陆市普爱医院医生周大庆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他在准备手术的过程中被绑架。一天，一位腿骨骨折的病人需要手术，周大庆刚脱下棉袄，进行手术前的准备，这时安陆市“六一零”、公安及普爱医院书记连棉袄都没让他穿，就把他强行绑架到“湖北省洗脑班”，还不许与家人见面。
三位好医生的遭遇是众多修炼法轮功医生的缩影。然而对他们的迫害，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面对当局不可理喻的行为，那七百多联名上书的村民该如何忧愤？等待手术的病人该如何惊恐？好医生周围的同事谁还敢以“真、善、忍”为行医准则？而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众多，遍及全国各城市乡村，受到伤害的何止是部份民众？影响的将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
更可怕的是，当善良被打压，自律和良知被抛弃的时候，象病菌一样繁殖的医疗乱象将再也无法抑制，老百姓看病难的出路将被完全封堵。由此可以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打压的是人的良知，受到伤害的则是全中国老百姓。
试想，如果深圳的产妇遇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将会受到悉心的关怀而不会闹至对簿公堂；如果所有的医生都以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为楷模，医患关系的和谐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和装裱，那将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福份呀！法轮功将希望带给人，中共却致力将这希望毁灭。
中共是中国老百姓不幸的祸根。只有摆脱中共这个罪恶的渊薮，中国民众才有可能重拾幸福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