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师正法之路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在那遥远世界里正满怀希望期待着我的众生,我很想告诉他们:请你们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此刻,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一、入道得法 返本归真

一九九五年六月,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我得法了,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真道大法。当我打开《转法轮》看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震撼,我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我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了真正的宇宙真理。

我以前看书有一个习惯,看书不用书签,看到哪儿直接把页角折一下当标记,下次接着看。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个习惯,即使是自己最喜爱的书也是这样看。但是当我看《转法轮》的时候,就不折了,我知道这是非常珍贵的书,绝对不能再折书页了。我开始用折好的白纸当书签,每次看《转法轮》就用这个纯净的白纸当书签。

大法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一切。我知道了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知道了什么是人生真正目地,什么是修炼,什么是返本归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平和而坚定:“师父,弟子终于找到了;无论何时何地,弟子与师父同在,与大法同在,与众生同在;弟子一定兑现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圆满随师回家。”

二、神州蒙难 卫护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大法及大法弟子在神州蒙难。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开始遭到邪恶的攻击和污蔑,大法弟子也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当中共通过电视开始污蔑大法和师父时,我面对正在造谣污蔑的电视已是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当时坐在旁边的妻子默默的递给我手绢,让我擦干眼泪,也许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男人这样伤心的流泪。

我感到了一种邪恶气氛,也意识到中共又要“搞运动”害人了。但我心中有坚定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我的心!”这一念来自我生命的本源,来自对大法、对师父的坚定正信。我知道,无论何时何地,这一念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世间、这宇宙中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在大法中修炼。

我意识到我应该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走出去证实法。我们炼功点的几个同修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因为大家已经历过“四•二五”,所以我们都觉的应该再去中南海上访,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因邪恶太猖狂,我们觉的大家分开去可能更安全。

七月二十一日左右,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中南海府右街上访,到那一看,门口已戒备森严,不见上访人员。后来往北走一点发现路边有很多学员,我立刻加入同修们证实法的行列。我们一起挽着手臂,齐声背《论语》,场面庄严,神圣。我感到了整体的力量,感到了一种庄严慈悲的能量场包容着我们。

后来警察过来抓我们,他们用大型公共汽车强制把我们拉到一个体育场内(好象是丰台体育场),然后把我们拉到派出所去做“笔录”。我在派出所给那些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我们都是好人,中央错了。

那天很晚,警察把我们都放了。后来几天,我连续几次去中南海上访,当时就觉的那是最好的证实法的方式。每去一次就被抓一次,然后被放回。每次去都在门口被警察抓住,门口不远处已有警车在那里待命。我一到那里,中南海西门的警卫就说,“你不是×××吗?怎么又来了?来过几次就行了。”然后他就向那些待命的警察招手,示意把我带走。警车把我带到府右街派出所,那里已经有几个被抓的学员在里面。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来上访后被抓的。

在府右街派出所做笔录时我也给警察讲真相,那里的警察还比较客气。他们仔细记录着我说的每句话,而我觉的做笔录正是给他们讲真相的好机会。后来学校保卫部的人和市公安局的警察来接我,把我带回学校。

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我们走出来证实法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自己在家里继续学法炼功,后来觉的应该出去炼功,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只在家里炼呢?那时觉的出去炼功也是证实法的一个好方法,如果大家继续在外面炼功,我们的环境不就正过来了吗?

当时的炼功点已经被破坏,大家都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一个人静静的在炼功点炼功,也希望大家都能出来一起炼,把我们的环境正过来。

后来学校不让炼功,我就到校外的一个公园去炼功。炼了几天后又被××公园派出所警察抓去。在××公园派出所,我给那里的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

后来学校保卫部的人又来接我,那人一见我就说,“啊呀,你怎么跑这儿来炼功了?”我说,“咱们学校不是不让炼吗?我出来活动活动,锻炼身体。”他说,“走吧,回去吧。”我们一起回到学校。

因我不断为师父、为大法鸣不平,到九九年底,学校剥夺了我讲课的权利,也剥夺了晋升职称的权利,只让我在系办公室收发报纸和信件。但我心里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何时,我与大法同在,与师父同在。这就是我的选择。

三、痛击魔头 挺身而出

二零零零年下半年,江魔头公然跟外国记者说“法轮功是×教”。后来中共邪党《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法轮功就是×教》的社论。我没想到邪恶的打压突然升级,越来越恶毒。它们说“法轮功是×教”,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突然意识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一定要迎头痛击,决不能让大魔头和恶党如此信口雌黄,污蔑大法。我要控告你大魔头,我要把你送上法庭,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为了控告大魔头,我先到书店买了一套法律书籍,是一本厚厚的《法典》,还有几本有关诉讼方面的法律书籍等,然后仔细研究了一下宪法及有关法律。

后来我看了一眼那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里面正巧记录了江魔头的言行。这就是书面证据!我把“社论”作为证据剪下来,保存在书包里。

江魔头作为国家主席发表如此恶毒的言论,已经触犯了宪法,犯了“违宪罪”。但中国还没有“宪法法院”,中国法律也没有“违宪罪”这一条,怎么办?我想到了“特别法庭”,就是“全国人大特委会”在特殊时期可以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江魔头。好象是审判“四人帮”时就是通过全国人大特委会成立“特别法庭”审判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依法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递交《控告书》,控告的是江魔头的违宪罪行。《控告书》指控江魔头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我在《控告书》“控告请求”中写道:法轮大法就是宇宙大法,是宇宙真理;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委会(特别事务调查委员会)调查江××的违宪罪行,并依法追究江××的法律责任。

那天我把一万字左右的《控告书》写好后准备跟家人告别时,我的妻子用极度恐惧的眼神看着我,她非常痛苦的跟我说,“你这样做,他们会杀了你的……”我平静而坚定的告诉她,“我会回来的,你们等着我。”

那年十一月份,我到天安门西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递交《控告书》,门口有一警卫,是带枪的武警。我拿出《控告书》跟他说,“这是《控告书》,我要交给人大常委会。”他问,“控告谁?”我说,“告江××。”他说,“现在办公室里没人,这里只是挂牌子。你到前面那个接待处看看。”我到那个接待处,有一个人问我什么事。我说,“这是《控告书》,我要交给常委会。”他也问,“你告谁啊?”我说,“告江××,他触犯了宪法。”他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然后说,“这里不收这个。你到永定门信访接待处看看,或者你直接寄给办公室。”

那天下午下着小小的雨雪,虽然不大,但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我仰望天空,内心充满自信和力量,我的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我知道我一定要坚定的走下去,坚定的走好助师正法的路;我一定要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到附近的邮局把《控告书》寄给了人大常委会,同时也给××大学法律系寄出一份《控告书》副本。

回到学校后,我把《控告书》副本多打印几份,在系办公室开会时,给每位老师送了一份。当时有的老师接,有的老师不接,直接放到桌面上。

回到家里,家人感到意外,问:“啊?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说过,我会回来的。”

四、身陷囹圄 正念除恶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邪党绑架了我,并非法决定劳教我一年半,后又加期迫害十个月。在看守所,那个非法“劳动教养决定书”下来时,有一“牢头狱霸”跟我说,“好了,这一下子你得转化了。”我马上跟他说,“你等着看,谁转谁,我得转化他们。”当时还充满“英雄气概”,大有“牢底坐穿”的气势。

到劳教所后,我全面否定转化言论和行为。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很多人跟我说话,或想“转化”我时,他们好象是在对我说话,可是他们的眼球却迅速的转着白眼往斜上方跑。有点象“翻白眼”,但又不是,非常快速的转圈,有点象螺旋似的往斜上方转圈。有的白眼球非常迅速的连续转圈,有的转的稍微慢点。当时觉的有点纳闷:“这里的人怎么都这样呢?”而且他们全身穿的都是诡异的土红色衣服。看他们的嘴好象是在跟我说话,可是他们的眼球都是迅速的转着白眼往斜上方跑,不敢正视我。

另外,在劳教所里平时大有“名气”的那些“犹大”和“帮教人员”想“转化”我时,他们很多人突然嗓子都哑了,好几天不能说话了。他们在我面前非常吃力的想出声说话,可是嘶哑的嗓音已经无法说话了。当时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一念,那就是师父说的话:“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转法轮》)

在劳教所,我继续用法律手段维护大法及大法弟子的尊严。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给“北京市人民政府”写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希望“人民政府”从新复议对我的劳教决定,但没有任何答复。虽然没有答复,但我知道,我的“法律行动”是能起正面作用的。

后来(三月底)我写了《最后的选择》一文,我平静的告诉警察,也告诉所有的人:“我不能和真善忍大法决裂,不能和我的师父决裂,如果这一切需要我的生命来证实,我随时可以坦然付出我生命的一切……我没有任何仇恨的心理,我会坦然包容我周围的一切。”我的平静和坦然可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后来他们反而不做我的“思想工作”了。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依法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控告“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被告触犯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行政法》和《教师法》的有关规定。二零零二年二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给我送来《裁定书》,该《裁定书》称:“对×××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按法律规定,如果对法院的《裁定书》不服,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和“申诉”。
二零零二年二月,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二零零二年五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给我送来“[2002]一中行审终字第221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称:“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我对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不服。二零零二年月底,我依法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诉书》,但没有任何答复。

虽然没有答复,但我知道,为了证实法,为了反迫害,我必须继续行动。二零零二年四月,我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写了《检举书(一)》。那一年我陆续写了《检举书(二)》、《检举书(三)》和《检举书(四)》。

二零零二年六月,北京市政府和中共劳教所非法决定对我加期十个月迫害。六月二十三日,我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递交《刑事诉讼状》,控告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市团河劳动教养所的重大违法犯罪事实。

二零零三年五月,中共劳教所无条件放我回家。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四年期间(出劳教所后),我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递交《检举书(五)》和《检举书(六)》。

我在《检举书(六)》中写道:“……作为合法公民,作为正当控告人和检举人,本人将继续等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法庭和最高检察院对我的控告书、检举书的依法受理和公正的答复。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时日长短,本人将严格协助最高法庭、最高检察院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把一切违法犯罪人员和犯罪部门及一切邪恶不法份子全部依法送上法庭,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五、兑现誓约 救度众生

二零零三年五月回家后,有一同修给我送来了笔记本电脑。从那时起,这个电脑就成了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有力法器。后来买了一台小打印机、小切纸机、刻录机和订书机等。这就算有了一个家庭资料点。

刚开始主要是写法律文书和真相信件等。写了“真相信”后,我们学校里只要是能找到名字的老师我都寄去一份。然后是全国各地自己能想到的亲朋好友同学等每人都寄了一份“真相信”。几百人的名字和地址我先用电脑打出来,用各种字体打印,然后贴在信封上面,每天发出几封信。

二零零四年底《九评》出来后,刚开始还不会做书,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印版。《九评》开始出来时好象是一评一评分集发表的。我想如果把书稿合成一本,然后发给有缘人,救人效果肯定会更好。我就到电脑城买了一台扫描仪,然后把所有的书稿一点一点扫描后在电脑里合为一本。然后用A4纸打印出来,正反面全部打印,这样打印出来的《九评》就是完整的一份了。我就把做好的《九评》装在大信封里,开始送给有缘人。当时觉的自己系里的老师是最有缘的人,所以首先给他们送去。我把自己做的《九评》一份一份的放進了老师们的信箱里。

后来在学法小组学法时,有一同修告诉我说,“现在有小本《九评》可以做了。”我欣喜若狂,马上问她如何做小本《九评》(四合一)。她说,“很简单。”然后一一告诉我怎么做。我从她那里复制了小本《九评》打印版,然后回家按同修告诉的方法做小本《九评》。当时觉的在大陆邪恶的环境里,小本《九评》更有利于制作、携带和发放。

每天在家里学法炼功之后,我就做资料,每天基本都做几本《九评》,也做《九评》光盘和真相币、简易书签等,然后带着真相资料骑车子出去救人。资料发完后回家的路上,我就找有缘人劝“三退”,这样每天带几个“三退”名单回来。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我离开家在外面搞资料点和技术工作。有一同修跟我说:有一个房子非常好,非常僻静,在那里学法炼功也非常好。还问我,会不会电脑。我说,“做我们自己的工作还可以,太深的不会。”同修说:“太好了,赶紧过来,这里有电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去了之后,同修帮我收拾房子,突然她惊奇的说,“你看,法轮!”顺着她的手势一看,有一个透明的法轮正在飞速的旋转。我们是用肉眼看到的,非常明显。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我们开始购买资料点设备。我们到电脑城买了一台能自动双面打印的激光打印机,又买了大切纸刀、大订书机和塑封机等设备。有一技术同修又给我们送来了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这样就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小型资料点的规模。

每周一次我们集中送大箱资料,几年下来,风雨无阻,我们给有缘众生送去了一箱一箱珍贵的真相资料。

除了每周集中做资料和送资料之外,其它时间我们还做大法书、《神韵》光盘、《九评》光盘和其它真相资料给部份同修送去。

奥运期间中共邪党疯狂打压大法弟子,我们身边的很多同修都被恶党绑架迫害。原来的一位技术同修也遭恶党绑架迫害,很多家庭资料点同修失去了技术支持。为了让同修们的资料点能顺利的遍地开花,我又承担起了技术服务工作。

这样在自己的资料点做资料的同时,我还要抽空去帮助同修们解决技术问题,给资料点同修们安装系统,帮助他们学会做《九评》书、刻录光盘、维修设备等。

在资料点做资料的同时,我偶尔写材料给明慧网投稿,比如曝光当地邪恶、修炼心得体会等。我悟到明慧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我更加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和一种深刻的使命感。从此明慧通讯员工作也就成了我重要的救人项目之一。

今年年初,因邪恶的干扰和破坏,我们资料点不得不转移。转移前,我在师父法像前点了几炷香,然后跪在师父法像前合十说道:师父,弟子无论何时一定做好三件事,做好明慧通讯员工作和技术工作,请师父加持弟子。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兑现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

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下来。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与师父同在,与大法同在,与众生同在。

回首自己十几年正法修炼历程,我内心有不尽的感恩和无限的感慨,叩谢恩师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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