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正念镇邪二三事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中共恶党非法判刑五年,并野蛮绑架到河北冀东监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这里我仅把在冀东监狱期间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与邪恶面对面抗争,开创了较宽松的修炼环境的几个故事追记出来,与同修交流。

“监规”和我没关系

在冀东监狱,新入监的人面临的第一关,照例是背“监规”。先放松两个月,各支队暂不出工,要求集中精力,背个滚瓜烂熟。开始,我随大流也背了一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总觉的心不在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也没有“進展”。

那天吃饭时,一名“普犯”悄悄问我:“其他支队的法轮功都不背监规,你怎么啦?”当时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感到眼前一亮。我顿时明白了,这是师父借“普犯”的嘴点化我,所谓的“监规”,在大法弟子面前,算个什么东西?!从此,我下定决心,和“监规”一刀两断!

当时,支队非常关注我这个“法轮功”背“监规”的情况,二中队刘姓队长还特意派了监护人“帮”我。我拒绝监护人对我的一切“热情”,并告诉他,法轮功是受迫害的,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犯人,“监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监护人如实向队长作了汇报。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一番说教,最后无奈的说:“那你就提前出工吧。”

一次,二中队当众抽查背“监规”情况,“碰巧”抽到我,我严词拒绝。队长让一步,说“背一条就行”。我说:“一条也不会。”队长急得直摇头,只好把我排除在抽查背“监规”的范围之外,从此,这事就真的与我彻底无关了。

类似背“监规”,还有支队搞的什么“验血”、见“领导”必须说一套“报告词”之类的把戏,我统统不予理睬,理由照旧:我是法轮功修炼人,这些和我没关系。

正念面对残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恶党一手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由此,加剧了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冀东监狱当然也不例外,开始是软中带硬,各级大小恶徒动员起来,纷纷找大法弟子谈话,搞起了所谓“春风化雨”的一套。支队的科长王国胜,这个典型的伪君子,竟主动和我交起了“朋友”。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咱们交个朋友,以后互相多配合,多支持。我说,不止我是个好人,所有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把好人当成“罪犯”, 把罪犯当成“好人”,你们到底算是什么人?如果你敢把所有炼法轮功的都无罪释放,你才算是个大好人,而且功德无量!

王的脸憋得发紫,嘴也哆里哆嗦,竟说不出一句成形的话来,他恼羞成怒,会同在各中队几乎都碰了钉子的同伙们,决定来一次硬的。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部署,几个中队全都提前收工,针对所有坚持不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等所谓“四书”的大法弟子,组织了一次统一行动。这也是我第一次遭受电棍灼伤的迫害。

四五个恶徒围着我,两个手提电棍,其余的分别拧着我的胳膊,按住我的肩头。队长一声令下,电棍狠狠的伸过来,只觉得身上一阵阵灼热和隐痛。我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心里一直不间断的默念着师父的诗句:“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 无存>),渐渐的不再痛了,也不再烧了,觉得一切正常了。几天后,连灼伤的痕迹也抹平了。然而,那半个小时的施虐,几个暴徒却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过了一段时间,暴徒们又组织了第二次迫害。不同的是,我这次更加从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又一次见证了施虐者吃到的连他们自己都莫名其妙的苦头。对此,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副支队长狄仕金(曾数次上明慧恶人榜)十分恼火,他曾对我直言:“你不转化,我就整死你,也得叫你转化!”果不其然,一次新的迫害很快就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天,狄仕金带上两个年轻队长,满脸杀气的找到我,话没说两句,他就乘我不注意,抬起穿着皮鞋的脚,向我的大腿狠劲儿地踹了过去。当时我感受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但这也使我立即清醒起来,脑子里发出坚定的一念:“不许打,让你们打不成!”一瞬间,场面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每当狄队长抡起手臂向我打来的时候,总会被我的手准确地搪住,并甩到一边,他的身体也随之晃动一下;尽管两个年轻队长一直在死死地按着我的双手,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幕。半个小时下来,他们真的一下也没打着我,得到的却依然是汗水、喘息以及满脸的懊丧。我对狄仕金和他的帮凶们说:“你们谁干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虽然现在我没用笔记,可我脑子里全都给你们录下来了。等我一出去,一定向全世界曝光,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没想到这位堂堂的副支队长竟连声说:“别,别,别这样。”

主动出击

回忆在冀东监狱的五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总想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堂堂正正的走了过来。我体会到,越是金刚不动,邪恶越是猥琐无奈,而“环境”就越是宽松舒展。

一次,张姓队长亲自出马,连续两天向我全力攻关,甚至赶上礼拜天也不回家休息。开始,他反复劝我说,写个同意转化的“四书”就没事了;可我不是摇头“免谈”,就是斩钉截铁的说“没商量”。于是他改变策略,要求“来个口头表态也可以”,甚至预先给我准备好一份简单的“保证书”,说念一念也行。当所有这些伎俩彻底破灭时,张队长怒不可遏了,他狠狠的说:“你再不转化,我就采取措施!”话音未落,我忽的站了起来,指着他的脸大声道:你敢!你捅我一下试试!不料这一喊,真把他镇住了;张队长张口结舌,憋了几分钟,才放出话来:“算了,时间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我深深感到,一定要更加扎实的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当前必须做好的一切。首先是从自己做起,要用大法把自己的头脑進一步充实起来。以出工为例,无论在出工的往返路上,还是在干活的整个过程中,我决不轻易放过每一分钟。只要有可能,我就反复背诵《洪吟》,有时也回味《转法轮》中的某些段落(因为当时还背不下来)。我体悟到,当头脑中只有大法,充满着大法,一切杂乱的东西就没有地方存身,这才是真“空”的境界,才是修炼的最佳状态。

其次是主动出击。一有闲暇,我也会酌情主动找队长们聊聊。一次,好长时间没见的张队长出现了,我就有意的凑过去。他告诉我,出车祸了,昏迷了三天,好几个月才来上班。他哀叹着说:“人啊,太脆弱了,轻轻一碰就昏迷了几天。”(当时天气已经变暖,他还戴着棉帽)我接上话头说:“是啊,在天灾人祸面前,人显得多么渺小,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只要冷静的想想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就会明白的。”其实,张队长从以往得到的大法资料中早就了解到不少善恶有报的实例,只不过这次是亲身体验而已。我对他说,只要你良知未泯,牢牢记住这次车祸的教训,就有机会选择好的未来。他连连点头,似有所悟。

还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讲真相救人。我认识到,相对宽松的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抓紧救度”的机会,不容许丝毫懈怠。在二中队,有个普犯靠家人上下打点,获准减刑一年。在即将出狱的最后阶段,他被安排担任夜间值班。不料,无情的失眠症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在允许睡的时候,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当值班时却又恍恍惚惚,困得要死,有时头也疼痛。看到这种情况,我主动接近他,说话间自然就提起了大法的美好。他也述说了自己近来精神压抑、寝食不安的无奈。这时我特别建议他背背师父的经文,说只要心诚,效果一定好。当时我就把自己能够背诵的《洪吟》〈分明〉写在纸上:“佛来世中行 常人迷不醒 毒者甚害佛 善恶已分明”,让他一定熟读熟记。后来又抄了〈因果〉和〈迷中修〉两首诗供他背诵。不久,他的失眠症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好了,他显得精力充沛,再也没有那种病恹恹的样子了。此后,他对大法的认识有了根本的变化,向我坚决表示:出狱后,一定要好好学炼法轮功,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令人惊奇的是,当我堂堂正正走出冀东监狱时,支队竟派专人用小轿车把我送回家。那个王国胜科长最后问我:出去后还炼吗?我说:当然炼,必须炼,炼到底。他长叹:“你这几年来这儿,算是白来了,弄得更坚定了。”其实我心里清楚,此时此刻,他们心里最不平静,对我而言,他们最怕的也许仅仅是两个字——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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