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邪恶的诬陷、栽赃、诽谤、迫害，铺天盖地而来，我和一些同修一样，处于一种突如其来的迷惘中。由于修炼时间不长，对法的理解也很肤浅，面对当时的局面无所适从，只是觉得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怎么可能是×教呢？一个星期后，我和老伴以及很多同修都恢复了学法炼功。
有一天，大家照常在公园炼功时被警察驱赶，老伴当着警察、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和一些官员、老百姓的面，把他从一个被医院判死刑的绝症病人，修炼成为一个完全健康人的经历、体悟和感受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大法的神奇超常，师父的慈悲，大善，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一言不发，默默的离开了。从那以后，我深深的认识到：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洪法、证实法是何等重要。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商量去北京证实大法。为了顺利到达，我们分道而行，我独自乘坐内蒙古至北京的列车，在离京不远的地方，我们几个同修不期而遇了，大家感慨万分。写到这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还是禁不住流下热泪。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我们一行九人踏上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几个警察向我们走来，大家不约而同的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横幅，双手高擎至头顶，发出庄严的喊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响彻天空，震天动地，几个年轻的武警被惊呆了。这一刻，我顿觉自己高大无比，心中充满神圣和庄严，刚一進天安门广场时的紧张早被甩的无影无踪。
后来我被关押在崇文门派出所，我和A同修同在一室，我俩开始绝食并被强制灌食。两天后，同修A被她单位来人领走。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不能呆在这里束手就擒，我要出去，我要回家乡证实大法。又过了一天，一个警察找我谈话，我就把我和老伴修炼大法发生变化的真实事例讲给他听，警察很感动，答应我帮我离开这里。谈话结束时，他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写，我拒绝了，他说：“你能不能在这张表里写上一句你最想说的话？”我拿起笔，在空格里写上“法轮大法好”五个字，警察的脸上充满了敬佩和笑意。后来我被释放了，告别时我对警察说：“谢谢你帮助我离开这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一定会有个好的未来。”
回到家后才知道此次我们去北京证实法的同修只回来两三个人，当时的几个辅导员（除我一人）全都被关押在看守所（后来被劳教），原来的学法点已经不存在了，同修们彼此失去了联系。我找到几个能联系上的同修，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有真相资料。有了真相资料，才会更有力的揭露邪恶，证实大法，而我手里只有几份同修从外地辗转传递来的真相资料，当时的红色恐怖下，没有人敢给大法弟子复印资料，多给钱也不敢干。怎么办？我想起师父的话：难行能行（《转法轮》）。我想：为什么不行，师父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我们几个同修分别去找复印部，终于有一个复印部的中年妇女听我们讲了真相后，同意每星期为我们复印几百份“周报”。记得“天安门自焚”的谎言在邪党殃视播出后，我们复印了上千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的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子、墙上、桥栏上，有的同修从门缝传递進老百姓的家，有的贴在楼里住户的门旁，有力的揭露了邪恶的谎言。虽然世道黑暗，但是我们有师在有法在，同修们心里充满着阳光。
就这样，我自然而然的成了当地的负责人，同修有事来找我，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交给我做资料。对走不出来的同修，我就和几个精進的同修商议，分头去同修家学法交流切磋。有一次，我们把有怕心或受家人干扰走不出来的同修邀请到一起，学习师父《理性》、《建议》、《弟子的伟大》、《大法坚不可摧》等经文，又放映光盘《永恒的诗篇》，所有在场的二十几人都流下了眼泪。这次法会后，同修们走门串户，联络所能找到的大法弟子，很多同修走出来了。资料不够用了，师父在关键时刻安排了外地技术同修帮助我们建立了资料点，有了充足的真相资料，我们如虎添翼。同修们参与了挂真相条幅、贴真相、喷大法标语，在本地区最大的新建广场的灯柱上喷上了斗大的五个字“法轮大法好”。
大法工作忙起来，我产生了干事心，学法也少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两次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安全回家。回家后我打开《精進要旨》，《清醒》赫然在目，师父说：“你们对大法所做的工作不会与你们本人的修炼无关，工作中处处都体现了对你们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边，你们不能只工作，也要圆满。”在《不是工作是修炼》经文中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在一次小型交流会上，我诚恳的向内找，检讨了自己的干事心，学法松懈导致再次被绑架关押的沉痛教训。大家也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找出了自己的不足，心性提高上来了，当地证实大法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开展起来了。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公安局政保科找到我说××在劳教所里供出你是当地负责人等等，我应付了几句，智慧的走脱了，在此事上产生了怕心，有同修劝我先出去躲一躲吧。就这样，我离开了家乡，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身边没有认识的同修，手里没有真相资料，但是我心里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应该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粒子。平常除了看孩子，做家务，一有时间我就出去证实大法。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外地打工的特别多，求租房子的多，出租房子的也多，很多平房外挂着出租房屋的牌子。我就以替亲戚朋友求租房子为名，讲真相，弘扬大法，证实大法。说某某亲戚修炼大法绝症好了，恢复了健康，脾气也改好了，成了一个好人；某某朋友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公安局要抓他，求我在这里帮他租房子。有的房主很是同情，有的房主默认，有的害怕不敢租给房子。我尽量到有人聚集的地方去打听求租住房，以第三者的身份讲述大法的美好，揭露江氏集团的邪恶。就这样，一两年中我走遍了我所住地方的平房。渐渐的，我感到这样下去也不行，手中没有真相资料太难了。
二零零四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找到了当地同修。每个星期来回坐两个小时的车去拿真相资料和周刊。二零零六年，通过同修的帮助，我在居处附近找到了学法小组。当时这个学法小组的真相资料也是从别的地方传递来的，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同修需求。我想，师父不是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吗？于是我萌发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2007年，有位年轻同修帮助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电脑、打印机都是同修提供的。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我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但是我不灰心，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我没黑没白的学习上网、下载、打印技术，到二十多里外的技术同修家里请教技术，终于突破了这一关，自己能上网、下载、打印了。
当我打出第一份周刊时，我激动的哭出了声，我万分感激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后来，我把电脑打印机送给了另一位同修，帮他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又用自己的钱买回来电脑和打印机。随着正法形势的推進，我主动承担了居处周围一片的协调工作，先后发展了两个学法小组，帮助两个小组建立了资料点，为同修们做好三件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帅。”我悟到：大法弟子须以法为师。看到周刊交流文章中很多同修说自己背法的体会，我也开始背法。在2006年初，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下来，背法对我的修炼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搬家后我离学法小组远了，由于协调方面的事，经常要坐公交车，每次在车上发完正念就开始背法，有时往来一个多小时就能背下来一讲法。看到同修学法有畏难情绪，说看不懂，记不住，我就给同修谈自己背法的体会，首先是信师信法，师父在《溶于法中》指导我们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炼功，就会使你们圆满。”几个七二零之后得法的老同修通过学习《精進要旨》悟上来了，知道怎样学法了，渐渐的提高上来了，大家都把学法放在了第一位，每天必学。
我们这片的几个学法小组，老年同修居多，在做三件事上，特别是在讲真相上，有一部份同修起步较慢。我带头在各个学法小组谈自己到居民楼里，到集市，到超市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和体会，还有同修也谈自己出去发《九评》贴不干胶的事儿。慢慢的，同修们都走出来发资料了。开始，我建议大家两人一组，每天出去一组同修。在我们居住这片的主要街道上巡回一圈，遇到企事业单位、派出所、公安局、中小学校就对着发正念十分钟；遇到站点放真相资料、《九评》；遇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送护身符。同修们做的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年轻的同修五十多岁，最年老的七十多岁，大家都积极主动的参与。半年下来，大家去掉了很多心，比如，怕心、要面子心、担心讲不好的心、私心等，为進一步面对面讲真相奠定了基础。后来，我又把我们的好经验介绍给其他片的同修，大家都说，效果不错。有一位别的片的同修说：“你做的真好，这帮同修让你带出来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在回来的路上，我静心一想，不对，我这是产生了欢喜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同修们的提高是通过学大法，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呵护下安排下，一步步有序的提高上来的。我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师父为大法弟子操尽了心，我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進入2008年，我们这片的同修進入了面对面讲真相。有经验的同修带新走出的同修，精進的同修经常谈自己做三件事的收获和体悟，有一位六十九岁的老同修，每天学完法就出去面对面劝三退，风雨无阻，连饭也顾不上做，有时中午在超市买一点吃的，继续救人，有一次她和搭档半天劝退了七十多人。
2009年9月份，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修在面对面劝三退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而遭绑架关押，同修的母亲（也修炼）从外地赶来，准备去某公安分局要回儿子，但是她自己太单薄了，我就想陪她一起去要人，又想到自己不会说当地话会不会出麻烦，但又一想，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排除干扰，坚定正念，毅然陪同同修進了公安局跟警察讲真相要人。尽管没要回同修，但也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当然，通过这次面对面讲真相要人，也暴露了我们在这方面协调上的不足：没有充份的交流，没有整体的安排，有点像大帮哄。通过这件事，同修们在交流中，都進一步认识到了修炼的严峻性，严肃性。
2010年中秋节，我们几个做协调的同修经过商议，一起去看望了被劳教同修的老人、家人。老人有病需医治，我们又凑了些钱送过去，家属很感动。还有一位被劳教的同修，孩子在外地工作，家里有一大片果园，还种了花生，到了秋收季节，同修丈夫很着急。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自带午饭，帮同修家属收花生。刚下过雨，地里稀泥带水，拔不出脚来，同修们毫无怨言，艰难的干了两天，帮助把花生收回了家，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吱声。接着又去苹果园帮助收拾苹果。大法弟子的善举感动了同修家属，原来反对同修修炼，怨恨同修被劳教，这次看到大法弟子这么大善大忍，无怨无私，态度一下子转变过来了，表示拥护大法，支持被劳教的妻子修炼。有个上班的年轻同修主动拿出500元钱资助同修家属雇人摘苹果，家属感动极了说：“我不能收，你们的心意我全领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在我们干完活回来的路上，村里的人见到我们都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同修们都挥手致意。全村人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举，看到了大法弟子无私闪光的心。村里有个老党员，七十多岁，之前本村大法弟子先后十几次劝其退党都不成。我们一起去帮忙干活的一位同修和老人家拉起来家常，谈到了三退，由于看到大法弟子们无私无我的修炼人的风貌，老人爽快的退出了邪党。这次帮忙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地：帮助干活是因，证实大法是果。
通过这几年的协调工作，我深深体悟到：协调就是修炼，要做好协调工作，首先要学好法，以法为师，走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在修炼中，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一切都是为了同修和自己的提高和升华、成熟，成就师父想要的。学好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