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州“四•二五”的背景
一九九八年底到一九九九年初，甘肃省也出现了一系列干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事件，我所亲历的有：
一、甘报事件。具体日期记不太准，当时《甘肃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法轮功的不实报道，兰州一些同修看到报纸后，认为报道不真实，相约到报社去说明情况，我也去了，有一、二百人，天还没亮就到了那里，我们没有喊口号，没有喧哗，没有进报社大门，只是在报社门前的人行道上集体炼功。等到报社上班时，看见门前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就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当时是袁江（后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G（姓氏首字母）等人去说明我们的情况的，事情得到解决，报社改正了错误。整个事件非常的安静平和。和这一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这次事件的前几天，我一个在甘报当记者的朋友告诉我，甘报集团下属的《兰州晨报》在报道一则社会新闻时，没调查清楚，结果事主领着十几个人到报社闹，见到报社的人就骂，推搡中还造成一名女记者流产。同样是对待不实报道，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发生的两件事，见证了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宽容、理性。使中共挑起法轮功事件的阴谋化解于无形。
二、电信局门前洪法被阻事件。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四月，有一次在G家学完法，她告诉我星期天准备到兰州电信局门前的空地上集体炼功、洪法，我就约上兰州大学几个同修去了，八点多到那里，却发现那片空地被兰州市公安局用很多宣传版面占得满满的，我们带去的横幅和挂图找不到地方挂，上千人只好贴着马路边站着炼功，炼完功就静静的散去，没有人挤占放展板的地方。这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兰州辅导站站长们（义务协调员）家里的电话都被窃听了。
三、炼功点上的干扰。兰州大学一分部（文科各系所在校区）炼功点成立于一九九六年，开始是在烂尾的图书楼工地上炼功，到一九九八年底，学校保卫科干扰，不让我们在那里炼了，我们先后换到逸夫楼后门处、家属院空地、学校大门口等几个地方炼，都被保卫科长带人驱赶，我找保卫科长几次，要求允许我们能在校内炼功、洪法，都被蛮横的拒绝，最后只好到学校对面的人行道上炼功。一九九八年寒假过后，有一次在街上炼功，大家都是闭着眼的，炼完功睁开眼，发现L（二零零零年底去北京上访后不知在哪里了，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他给他们系另外一个同修家里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他也不说，只说自己还好）脱在面前的外套不见了。还有一次炼完功，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过来咨询炼功的情况，他不像一般锻炼身体的人咨询那样问我炼功感觉如何，对身心有什么帮助，而是问我炼功都要参加什么活动，找谁联系，收费多少等问题，还翻看我随身带着的大法书，我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大法本身就没有秘密，除了炼功、学法、洪法，没有别的活动，不收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听完我解释，他就走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很怪，经过中共这十二年的迫害，明白了这就是搜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
四、哲学家的拒绝。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在系办公室楼前碰见兰州大学哲学系的C老师，我告诉他“四•二五”那天，我去省政府门口了。他对我说：“我佩服你们的勇气，但我劝你不要这样做了，你们不了解中共。”C老师是国内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权威，是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告诉我，“四•二五”之前，甘肃省委宣传部找过他，让他站在哲学的角度写文章批判法轮功，他当场就拒绝了，理由就是这种做法是在搞文革。
二、兰州“四•二五”当天情况
在兰州，“四•二五”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显示出中共要对法轮功下手了，只是我们这些炼功人看不懂政客的手段，更不相信中共真的会对这些善良民众下毒手，用我那位哲学老师的话说，“你们不了解中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接到兰州市城关区辅导站站长（义务协调员）于进芳（袁江被迫害致死事件中，因给袁江提供极大帮助而被非法判刑，后来也被迫害致死）的电话，告诉我北京有很多人开始到中央信访局上访，刚好前天甘肃省某个市也抓了两名同修，情况跟天津事件类似，咱们也应该到省政府去反映一下情况，象甘报事件那样，跟人家把情况说清楚了，消除了误会，把同修放出来。于是我就约上兰州大学的几名同修去了省政府，去的时候还借了一台相机。
我们到省政府门口的时候，人还不多，碰见几个认识的同修带了横幅，没地方挂，我们就用手拿着，几个人站在那里拉着横幅，横幅上的字有两种，一种写着“法轮大法”四个字，另一种写着“真、善、忍”三个字。有很多同修陆陆续续来到，来了之后自觉的站在我们身后。横幅拉在马路边上，没有影响交通，人都站在横幅后面的人行道上，到省政府大门口的地方，留下进出大门的通道，丝毫没有影响省政府的日常工作。
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我拍下了当时的场面，还给同去的L拍了个上半身特写，我带了两卷胶卷，大概拍了二、三十张，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毕业离开兰州时，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给了兰州同修D，考虑的是将来洪法时可以拿出来，反映法轮功民众的和平理性，我带走了就没用了。（这些照片里还有一张拍的是一个曾经腰弯成九十度的罗锅，修大法后站直了的照片）
上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省政府所在地张掖路的人行道站不下了，对面的小巷子都站满了人，几乎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因为大家都很自觉。有个同修带了个短波收音机，大家听到了美国之音的报道，小声交流着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有些同修带了坐垫，就坐在地上炼功。路过的行人问我们这是干什么的，我们就乘机洪法，介绍法轮功，也有些人提问很刁钻，但我们都很耐心的给人解释我们为什么来这里。省政府门面房的商户大多数都很友善，只有一家从早上我们到这里就开始在门口骂街，说我们挡了他的生意，我们就从他门前让开，虽然站着很挤，但他那家店门前的地方空着，不影响他，他见没人理他，又找来一堆破纸箱，在门前点了一堆火，同修们又给他门前让出更大的一片空地，没人理会他的表演，烧完了火他自己就平静下来了，呆在店里不吭气。常人和修炼人的对比反差就这么强烈。
袁江身边围着几个站长，我不知道他们交流的什么看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炼功人，来这里只是想反映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干扰正常炼功活动的情况，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也很少人熟悉政府办事的程序，就是抱着一种朴素的观念，这里是政府，有问题就应该到这里来反映。省政府没有官员理会我们的诉求，没人出来询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里站着，没人和我们的代表对话。但从收音机里，大家都知道了朱镕基对法轮功问题的表态，北京的万人大上访得到妥善处理。下午五点多钟，在袁江的劝说下，人群陆续散去。
三、兰州“四•二五”之后
从“四•二五”之后直到我离开兰州这段时间里，官方的消息是不干涉群众自发的炼功活动，而实际上我们感到的是更大的压力。兰州辅导站几个站长的日常活动已经被监视了。派出所开始以查户口、查身份证的名义骚扰炼功民众，登记各炼功点学员的身份信息和人数，学校保卫科也登记了我们几个炼法轮功学生的信息，不但禁止我们在校内炼功洪法，连星期天我在大街上悬挂“法轮大法”的横幅都要没收。
一些对政治敏感的老师和同学都劝我小心点，我们系学生会主席根据中共历次运动的做法，给我做了个预测，说接下来中共会找一些御用文人从法轮功的著作下手，先批判你们老师的学说，再禁止你们的一切活动，对不服从的人实行专政，对你们的上访行为实行秋后算账。当时我对他的预测嗤之以鼻，我不是不相信我这位同学的学识水平，而是我非常清楚这群炼功人是怎样的一群善良民众，我是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人对这么善良的人使用如此阴毒的手段。
然而，这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我这位同学当时的预测是多么准确，而当时的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中共”，没想到中共和江泽民一伙是如此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