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玲熙，家住吉林省榆树市新立镇双于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到长春政府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榆树市公安局长范某强行从长春拉回，几天后，由新立镇派出所所长郭岩松带领几个警察到双于村委会，把所有的修炼法轮功的都找去，逐个登记，强迫大家放弃修炼。以后，又多次到家非法骚扰。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我与其他同修共十人进京上访，被绑架到吉林省驻京办事处，强行搜身要钱，我被搜去近百元，因绑架的人多，手铐不够用，用一只手铐铐我们两人，等到晚上八点多，把我们押上北京至长春的火车，到长春公安局被审问。再由榆树公安局把我们劫持回榆树，非法拘留。
在拘留所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挨个提审，在非法关提审我的时候，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陈铁然，先是一拳打在我的脸上，然后用一寸粗的白塑料管子（俗称小白龙），专打我的手尖和脚尖。在非法关押期间强迫我们坐板，不准回头，不准说话，有时还被恶警辱骂。这次被迫害了五十五天才回家。
在我们被非法关押在榆树拘留所期间，新立镇派出所警察又到炼功点搜大法书，我家被抢走一本《转法轮》，另外，当时村恶党书记李加利（遭报，已死）。带领组长张跃武（此人以后接村治保主任，多次对他讲真相，他不听，后来遭报，车祸身亡），到进京的同修家里勒索，每人要三百元，没有钱就拿电视等贵重物品，我家被勒索去三百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新立镇派出所所长郭岩松带着姓谷的、姓王的等四、五个警察，突然闯入家中非法搜查，虽然一无所获，也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一起被绑架的有本村同修单振双，没有任何理由把我们送到榆树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当时郭岩松还恶狠狠的说：“你们到劳教所里过年去吧！”十五天期满，公安局政保科让家属带钱领人，家属去了以后，让每人交一千元才能放人。家属跟他们硬起来说：“俺在家好好的，无缘无故给抓起来，还讲不讲理？还要钱，没钱，不放就算了，我们回去了”。政保科的人说“你们带了多少钱？”家属回答“三百”。“三百就三百吧，真是穷光蛋！”就这样每人被勒索了三百元，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阴历腊月二十三），榆树“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在榆树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分别绑架了我和本村其他四名同修，第二天被送往洗脑班。邪恶原计划这个洗脑班接收二十多个，结果其它乡镇大多数都没送，只我们新立镇就送去五个，一共七个人。长春六一零要来检查，为了糊弄“上级”检查，特地把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十几个同修弄来凑数、应付，五天后也就是阴历腊月二十八才让我们回家。
二零零三年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雇人正在水田里栽稻子，新立镇派出所长王某，村恶党书记李凯派村民李承金领一警察到水田把我强招回村委会，我还穿着水田靴子，全是泥，我说要回家换鞋，他们坚决不让，也没有任何理由，就把我和本村其他五名同修一起劫持到镇政府会议室，非法看管起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把我们放回家。
新立镇六一零和派出所，多次由村干部领路到家中骚扰，看在不在家，炼不炼了，逼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照像、按手印等，闹得鸡犬不宁，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晚九点多，新立镇派出所长王某与警察谷某、莫某五、六人由村治保主任张跃武带领，闯入家中非法搜查，被搜去《转法轮》一本、精装《九评共产党》一本，《明慧周刊》三本，真相小册子六本。绑架我到派出所，十多天后，又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刚进劳教所在一大队，大队长姓马，恶毒的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强迫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书，天天晾晒玉米，来了车就卸车，每袋子一百多斤都得扛，晒干了再装车，日复一日的干着这沉重的活。三个月后又转到三大队，大队长姓李，教导员姓陶，刚转去先让坐板，有专人看管，不准说话，不准换姿式。一星期后又让挑葵花籽，每人定量，必须完成，完不成晚上加班到深夜。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普教包夹，一切行动都被监视、限制，就这样，第一次劳教被迫害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回的家。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新立镇派出所马某与警察王、莫等五人晚上十点由治保主任单贵带领（单贵已遭报，车祸身亡）。闯入我家中非法搜查，搜去《转法轮》一本，师父讲法光盘一套，《明慧周刊》等。马某还要拿走DVD机子，被家属夺下，抱在怀里，马某又去抢，没有抢下来，家属连哭带惊吓，抱着机子瘫坐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后来经常心跳异常。这都是恶警一次又一次象土匪一样的非法抄家，给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就这样我又被绑架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十八个月。
我被非法关押的大队，大队长姓于，教导员叫高志禄，此人经常把全大队的法轮功学员一起或分批地叫到他的办公室，师父的经文他都有，他断章取义，任意篡改歪曲，来达到其“转化”洗脑的卑鄙目的。他还把犹大找到劳教所。我虽然违心地做了对不住师父和大法的错事，但是正邪还是分得一清二楚的。
除了洗脑的时间以外，他们强迫我们奴役劳动，给印刷厂划纸页子（就是把印好的纸，按标记的折叠成书的大小），定额定量，完不成不让休息，为了赶进度，经常晚上加班到十一、十二点钟。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包夹，无论吃饭、睡觉、劳动、上厕所等一切行动都由包夹监视。但大多数普教，通过讲真相，很多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有的还帮助法轮功学员。也有不好的，向警察打小报告。这样在邪恶黑窝里度过了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两个阴历的新年，我于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被释放回家。
二零一零年二月的一天，刚上任不久的村恶党书记王国新与村会计宋来成来家里说奉上头的指示，让我与“五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不写上边就来抓人。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我正在家中干活，榆树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石海林、齐立等，新立镇派出所的警察董大光等十多个人在村会计宋来成的带领下，来到我家中，从墙上撕下带有“真、善、忍”字样的福字四张，还拿走了我的MP3，以此为由将我绑架到榆树市，非法拘留五天。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五清晨五点，新立镇六一零从镇政府各部门抽调人员和派出所一起，派出三辆车到我们双于村分别绑架了我和单振双。另外还有其他村的法轮功学员共八人，绑架到怀家镇“秀色山庄”洗脑班。为首的是榆树政法委书记李奉林，还有甄胜利、国保大队的齐立等人。
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和气的样子，好话说尽，内心却十分阴险恶毒。他们逼迫法轮功学员观看他们内部选定的一套光盘（劳教所也有）。里面有污蔑法轮功的，还有色情片。企图以此来消磨瓦解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后来因有法轮功学员闯出洗脑班黑窝，他们便恼羞成怒，邪恶头子李奉林放出狠话：“抓住的话，叫他生不如死。”
以前可以到宿舍外院子里洗涮，打饭是在活动室，现在把走廊的铁门紧锁，一律不让外出。在走廊里吃饭，在厕所洗涮。他们为了检验是否真的“转化”，逼迫签过字的人踩师父的法像，并且现场录像。对于不放弃信仰的人，采用恶毒的欺骗手段，把师父的法像放到椅子上的坐垫下面，让法轮功学员坐，然后再以此来威胁。
在洗脑班历经十五天，由村恶党书记王国新去接我们回家，回去的路上特意绕到新立镇，到一家饭馆吃饭，王国新逼迫我和单振双喝酒。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我又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拘留所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