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而我所在的监区就有二十多名大法弟子。恶警们为了掌握我们的情况，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了一个联号犯人（即包夹），来监视并汇报我们的一举一动。恶警们安排的包夹都是她们很信任的犯人，并安排让她们与我们住上下铺，除了晚上不与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其余时间对我们都是寸步不离，连上厕所都严密监视，因此，包夹们就成了恶警安放在大法弟子身边的“眼线”。
即使在这样邪恶的环境里，大法弟子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她们，告诉她们真相，让这些“包夹”的犯人体会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真诚。这些包夹们明白了真相也就不再去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反而为我们传递信息，帮我们躲过恶警的监视，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有的甚至说：“我出去以后，也炼法轮功。”
后来，恶警们了解到此情况，就从其它监区调来了一个“转化”比较彻底的“犹大”，并安排在我所居住的监舍。刚开始她主动接近我，虚情假意地问这问那。我丝毫没有戒备心，把她当作亲姐妹对待。直到有一天，监狱内一个王姓狱警找我谈话，我才知道了这个人是恶警刻意安排的“犹大”，是来监视我的，而我跟她说的话，她都一五一十汇报给了恶警。她配合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是想早日减刑，早点出狱。
二零零四年春天，监区逼迫犯人背诵监规，还要考试。这个“犹大”问我：“大姐，你背过监规了吗？”我说：“你来监狱就是为了背监规的吗？”她顿时语塞，恼羞成怒，很快就汇报给了狱警来邀功请赏。王姓恶警因为此事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训斥了一顿。
二零零五年元旦休息，天很冷。甲同修的孩子是某艺术团的演员，把拍电视剧时与剧组演员们的合影寄给了狱中的妈妈，并附上了一封信。甲同修很高兴，偷偷拿着信和照片到我住的监舍来给我看（恶警不允许大法弟子聚在一起交流，否则要受到处罚）。我们很高兴地看了一会儿，但值班犯人很快就过来把甲同修赶走了。紧接着恶警们召开了监舍长会，声称要看管好法轮功学员，不许各监舍的法轮功学员相互串门。这分明就是针对我们看信和照片的事情，我正纳闷她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以前给我当包夹的犯人（她已明白了真相，我们相处得很好）到我房内找到我并悄悄告诉我：“是‘叛徒’出卖了你。”这时，我才知道，刚才是我屋内的这个“犹大”去告发了我们。原来，在甲同修拿着信和照片到我监舍后，这个“犹大”就立马到恶警办公室告了我们的状，正巧让以前给我当包夹的犯人看见并且听到了。
此时我觉得很心痛，并不是因为被出卖了。大多数犯人都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很善良，都是好人。偏偏一个曾经学过法、知道法理、曾当过师父的弟子、曾是我们的同修的人，在邪恶的环境中，在放不下的人心的驱使下，背叛了大法和师父，并且助纣为虐，毁灭着自己。我心里真替她难过。
这时，曹植的《七步诗》突然映现在我脑中，我想，师父可能是用这种形式点化我，让我智慧地去处理吧。于是，我拿起笔写下了这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说：“根据你今天的表现，我送给你一首诗。”她拿过去一看，马上气呼呼地还给我，讽刺我说：“看不出你还是大学生呢，我没文化，看不懂。”我很平和地说：“王××是研究生，你拿着去找她，让她给你解释解释吧。”她一听就明白了今天去恶警办公室告密之事让我知道了，我当着屋内其他犯人的面严肃地说了她几句，她很窘迫，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不久，恶警就把她调出了我住的监舍。
有一天，我发现她没出工，值班的告诉我，她发烧达40度，正躺在床上。我和甲同修找机会偷偷到她所住的监舍内看望她，看得出她很受感动，流下了眼泪。第二天，我又单独去看她并给她带了点吃的。她眼含热泪紧紧拉着我的手，边哭边说：“我发烧到40度，全身酸痛，没人问我、关心我。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伤害了你，你还来看我。是我对不起你，你还恨我吗？”我说：“认识到就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恨你，师父在等着你呢，快走回来吧！”她笑了笑，不再说话。
出狱后，我们已失去了联系。写到这里，我想，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发表，而她能够走回来继续修炼又有机缘看到这篇文章的话，我想对她说：“修炼的路上谁都会犯错，跌倒了别趴下，要勇敢站起来继续前行。按照大法的要求，勇猛精進，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