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杨先凤生前遭迫害情况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二零零八年四月的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杨先凤。她是我二零零七年在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即所谓的“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被迫害时认识的一位同修。

不料星期五下午我看到新的《明慧周刊》,上面报道了杨先凤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原来四月三日,杨大姐离世那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她,我不禁泪如雨下……

二零零七年,我被中共恶人绑架到汤逊湖洗脑班迫害。汤逊湖洗脑班位于湖北警官学院内,是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洗脑班由一栋三层楼改成,楼前有个院子,院里有个小篮球场和一小块草坪,院墙很高,院子铁门紧锁。院墙内刷满了大的血红色邪党标语。一楼大门又是一道铁栅门,有卫护队一天二十四小时看守。每个法轮功学员被两个“陪教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其中一名是当地的,一名是沙洋劳教所的恶警。法轮功学员被分开关押,不许说话。

第一次见到杨先凤,是在三楼的教室里。一个女恶警,好象叫刘琼,小个子,带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大姐進来。天很热,大姐穿着一件红色对襟中式棉袄,长发,很瘦,气色不好,背有点佝偻。但是大姐坚毅的眼神令我精神为之一震,那一瞬间,我心里就知道邪恶的这一切又是白费心机。“杨先凤!老实点!”恶警吼着,把她指定坐到最后一排,然后自己坐在旁边。

我的陪教后来告诉我,杨先凤是沙市的,从女子监狱过来的。天气很热了,杨大姐脱了红棉袄,只有一件新买的又长又大的白汗衫。杨大姐是在买菜时被恶警绑架的。

杨大姐并不能多见,她被恶警调到一楼最左边的一个房间,挨着放杂物的房间,除了恶警,当地的陪教二十四小时盯着,也不让她“放风”。她处处抵制邪恶的迫害,不唱邪歌,不跳舞,不听课,是邪恶的“眼中钉”。

每天洗脑前,帮教李其霞、张凤琴就逼着我们唱邪歌,杨先凤不唱,恶警就点名叫她唱,她就说“不会唱”,恶警没办法,不了了之。

洗脑班快结束时,我们趁警察不注意,简短的交流了一下。杨大姐说:“你看它转化得了谁?”我记得杨大姐的话:“别怕它,发正念、背法,一定要修下去,跟师父回家。”

最后几天,我得知杨大姐并不是孤身一人,为了避免亲人遭连累,她不说亲人的名字。她告诉我,她的亲人在某省城,家里条件很好。为了联系,我把我亲人同修的手机号写在纸条上,趁打开水时塞到她的手里……

谁知那一次竟是永别。后来在明慧网的资料中,我才知道她曾经遭受过多么残忍的迫害:二零零一年二月底被荆州市沙市区公安分局一科邪恶头目胡有才、刘居华,伙同街道办主任张某和习某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上千元现金,非法拘禁在沙市区中山公园内一个名叫鹰冠山庄的一间小黑屋内,对她進行刑讯逼供。

在荆州市看守所恶警给她灌食时,用电工用的大螺丝刀把她的门牙撬断了三颗,并用钳子拔牙根,流了很多的血,当场很多犯人都被吓哭了。后来再次将她转移到沙市看守所关押,被姓鲁的所长强制灌食,故意将管子来回抽拉,使她的口鼻出血,流的头脸、衣服上到处都是。这时她已被摧残得只剩下皮包骨,皮肤发乌,身上恶臭,不能站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迫害成这样,荆州沙市区邪恶“六一零”还操纵法院将她枉判四年,强行送進了武汉女子监狱,监禁在狱中的“疯人院”老残一队。

在武汉女子监狱,她拒绝写“三书”,恶警就对她罚站,从四月底一直站到六月底,没日没夜地站,不让睡,不让动,站得她腿脚肿的象紫茄子,小腿肿的与大腿一般粗,以致她分不清东南西北,昏倒在铁门上,头被撞出了一个洞,流了一大滩血。最后站不起来了,恶警樊队长就把她关到严管号,用步步紧的铐子,把她吊到铁门上,要监号里的犯人折磨她,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澡,身上臭气熏天,恶人还有意将铁门来回开关,任由杨先凤的身子随着铁门的开关而反复在地拖来拖去,手上铐铐子的地方连骨头都露出来了,惨不忍睹。

即便如此,杨先凤还是不妥协,恶人彭金秀就把“决裂书”写好,叫六个“包夹”强行将她摁着,把她的大拇指都撅断了,逼她在上面签字,她坚决不从,拼命抗争。最后,狱警丁某竟指使十几“包夹”连推带打,有的坐到她背上,有的坐到膀子上,有的按头,有的扭着她的胳膊,有的用细麻绳把笔捆在她手上强行让她在“决裂书”上签字。

当恶人们放下杨先凤后,她仍拖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到办公室找到恶警,公开声明“三书”是由“包夹”犯人强行捉住她的手所写的,声明全部作废。恶警气急败坏,又把她关進“反省监号”继续迫害,并导致她一度失去记忆。

泪眼婆娑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杨先凤穿着红棉袄、白汗衫的身影,看到她饱经风霜却依然对佛法真理坚定、祥和的那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