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时刻保护着我 给我力量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一九九四年十月,我参加了师父在延吉市举办的讲法传授班,随着听师父的讲法,我的身体也随之发生变化,身体轻飘飘的,一迈步就想跑。那些天,公交车我不坐,每天去听师父讲法,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跑的。跟着公交车跑,车每到一站,我也恰好跑到站点。我跑的速度与公交车速度基本一样快。

一天我从宾馆出来,跑不远恰好遇到师父,我特别高兴,就靠在师父左边与师父同行。这时又跑过来一位高个的年轻小伙子,也来到师父左边,他问师父:老师,我想到深山老林去修炼行不行?师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伙子回答:我是内蒙人,我家那边主要是放牧为主,避免不了杀生。师父说:“那不正是你修炼的最好地方吗?”我也想对师父说句感激的话,可我无论怎么使劲想也想不起来说什么,就这样默默的一直跟师父走到体育馆。

我是一个业力很大的人,生生世世不知做了多少坏事,才三十几岁就患上了心脏病,血压不正常,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我深感大法的美好和超常。因此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说,“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转法轮》)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也能时刻感受到师父的保护。

学炼法轮功不久,我就离开家乡到广州打工去了。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所以在平日的工作和言行上也都尽量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因此老板对我的工作很认可。当然他们全家及员工们也都知道我是法轮功修炼者。

记得是在一九九六年,有一天突然狂风大作,大雨从天而降,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水就开始往屋里灌,这突如其来的势头是相当吓人的。正在这时,我看到老板拔腿要往外跑。我知道他要去干什么——那时广州那地方,晴天时马路上的下水道口都是盖着的,只有下雨的时候才打开,显然老板是要去开盖子。老板的脚刚踏到门槛时,我一把把他拽了回来,随即自己就冲了出去。由于风大雨急,呛得人根本无法呼吸。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雨水已没过了膝盖。我沿着路边艰难的往前行,当脚碰到了下水道口的盖子时,就弯下腰用力去提下水道盖。由于雨太大,水太急,想要一下子把下水道盖提起来实在太难了,有时我的整个身子不得不浸到水里。这时在哗哗的雨声中我隐隐约约的听到有混杂的喊叫声,好象是在叫我的名字,当时也顾不得去细听,当我把下水道盖刚提起来转过身时,猛的看到一扇大铁门就象一堵墙一样一动不动的立在了我的身后方。原来由于雨水过大又刮起了大风,硬是将一扇五、六百斤重的大铁门拽了下来,大铁门被水冲到了我的背后。让人奇怪的是它在我身后一直立着不倒。我迅速把井盖放下转身刚离开,大铁门随之倒下,拍起的水柱足有几人高。这时我才知道叫喊声是来自老板和员工们,他们害怕我会被大铁门砸死!

当大家把我拥到屋里时,老板娘笑着说:“小张,你真的是有神在保护你啊!如果今天没有你,我家老公就没有命了。”我说:“是呀,我们的师父就是那么伟大,师父要我们时时处处都做好人,为别人着想。看到你家老公身体那么瘦弱,我真不忍心让他出去。”当然这件事过后,有时再想到时真还有点后怕:那么大的风雨,那么重的大铁门,一旦砸到我身上,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可是它却在我身后足足站了几分钟!可我当时却一点也不害怕。后来这件事在当地被当成神话在传。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大家刚刚开始炼功,突然公安和政府人员赶到我们的炼功场并喝令停止炼功,有一部份学员随之离开了现场,辅导员把录音机提走了。我觉得我们炼功没有错,就提议剩下的学员继续炼功。在整个炼功过程中已经没有录音机播放炼功音乐,可我们每个学员都清晰的听到了师父的炼功口令,还非常响亮,学员们的动作格外整齐,直到炼功结束。

讲真相,我和几位同修去了省政府。当时省政府门前大道两边都是大法弟子,因为前几天有几个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协调人被警方绑架,同修们来这里要人。几个小时后,公安、武警大批出动,正式开始抓人且大批同修被抓。我被他们抬着扔進汽车里送到了公安学校。两天后,我回到家。我告诉妻子,我要到北京反映情况,妻子着急的说:“北京已经开始抓人了,你为啥非要去呢?”我说:“越是这样我越要去,从做人的角度上讲,我不能没有良心。我的身体原来百病缠身,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的几天就无病一身轻,更重要的是,我从此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和做人的目地,他们毫无道理的污蔑大法,诬陷师父,我必须去说句公道话。”妻子知道拦也拦不住我,一边抹着泪一边给我打点行装。我告诉她:“我什么东西也不带,我如果长时间不回来就证明我已不在了,你就改嫁吧……”我们洒泪分别了。

七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京,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没有住处我们就露宿街头、房檐下。当时北京西城区的大法弟子好多都去了西山,我与几位同修每天都進山和他们切磋,让他们走出来证实法,向政府讲真相、向世人讲真相。通过切磋大部份同修走出来了,走向天安门广场。

当时京城戒备森严,邪恶真是铺天盖地,大部份同修被抓。我和几位同修走到人民大会堂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大声喊道:“你们不能离开北京,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说什么也不能离开啊!”我感到莫名其妙,甩开她的手继续往前走,可老太太又抓住另一位同修的手说了同样的话,我们突然好象明白了什么,想问个究竟,一回身老太太却人影不见了。同修们下定决心不离开北京,一同走向天安门。

不多时又遇见了几个我们当地的同修,其中一位说:“我知道你会来接我们的。”我帮他们安排好了住处,每天做着发资料、讲真相的事。在一次讲真相时我被绑架后送回长春。

回长春后我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次公安处的政保科长只让我穿着内裤,赤着脚,用他穿着皮鞋的脚拼命的踩我的脚,那个恶人一米八的个子,长的肥肥的,使劲在我的脚上跺,见我没动静,就踩我的脚趾尖,他穿着的鞋上还顶着铁钉,在我的脚趾头上来回的碾动,边碾边看我的脸色。他见我不喊不叫很平静,气得脸都变了形,解下我的腰带使劲的抽打我的头部,跳的高高的抽。说来也怪,这要换个常人哪能受到了,可我当时却无怨无恨,也不害怕,脑子空空的,身体轻飘飘的,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胖子继续使劲的抽打我,嘴里还骂着……,突然他象触了电一样,甩了甩手扔下腰带走了。做笔录的公安看着我说:“你很爱你们的师父,这很好,就应该这样。”我心里为他高兴,我知道公安里也有好人。

二零零零年,我们十一位同修又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证实法。一天,到了丰台区大家也都有点饿了。找了一家饭店准备就餐。这时我就提出:这顿饭我们能否先不吃了,不然的话至少得耽误半个小时的时间,已接近中午了,一到下午天安门那边的游客会减少很多,既然是来证实法,咱们就应该做到位。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看法,立即起身走。

走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大家的脚步明显放慢了,当然了是由于担心所致。其实我的内心更怕,当想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自己又是一名老弟子,应该多为同修着想,于是我迈开大步往前急行,同修自然也加快了脚步。進入广场,同修的脚步又慢了下来,我知道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前功尽弃,一定要把横幅打出来。我先走到升血旗的旗杆位置,同修还有几十米的距离才能赶上来。我慢慢掏出横幅,理顺了一下,避免上下颠倒。当时旗杆下的维护栏杆四个角都有一个军人笔直的站在那里,这四个军人离我也不过二米远,但是他们好象根本就没看见我。为了与后面同修配合,我回头看了一下,他们离我也就只有十几米远了,这时我毫不犹豫的把两臂伸向空中,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用尽我所有的力气,也用我平生最大的声音,向整个广场,向整个苍穹发出我那久远的心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

此时此刻我真正感受到那种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的那种无比神圣的尊严,那声音,传向了那遥远的天宇,又从那遥远的遥远之处把我的声音回传于我,我听的是那么清晰,是那样的震撼,我感到全身放松。接着我又开始喊第二遍,这时那四个站岗的军人好象才反应过来,一起将我围起,打我的嘴,抢我的横幅。因为我仍然在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时又上来很多公安与便衣,将我团团围住。赶过来的同修们也立即打出了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那个壮观的场面,那个壮举真是天地可泣,无法用言语表达。这时,跑过来一名公安便衣,手指着打我的公安,大喊:你们还把着他干什么?听到这喊声,几十名公安将我放开,冲向了正在打横幅的其他同修,这是我才感觉自己的嘴角突出来那么一块,肿的象鸡蛋一样大,但我却不感觉有多痛。不一会同修都被抓上了车,车从我身边开走……。看到同修被抓走,我的心很痛。那时我周围还有那么多警察和便衣,但他们谁也没看到我。我还没有完全离开广场,嘴角肿胀的大包竟然已经消失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呵护。

二零零零年,负责到另一省城送真相资料的同修在途中被绑架,大家在商量由谁来承担此任,最后大伙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落在我的身上。这时协调人问我能否去一趟?我说可以。也许回答的声音小了点,协调人严肃的对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去,要不行就换人。我立即大声回答他说:能去!在那个非常邪恶的恐怖环境里,找个能去的人选挺难的,更何况去送资料的同修前天刚被抓。当时那种精神上的压抑是难以形容的。

大家把资料装好后帮我把东西送到客运站,上了公交车,司机认可后我们把东西放到离驾驶员座位不远处。我们这袋子,看起来象装了一百斤粮食似的,整整两大袋子和两大提包!在那时,客运站的便衣警察非常的多。我知道没有师父的保护,每时每刻都有被抓的危险。车刚刚前行不到半个小时,在前面五十多米处,突然有一警察伸出一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停”。我心里又惊又怕,默默的求着师父。就在这一刻,一辆面包车突然冲到了我们这辆大巴的前面,它随即被拦下,警察只顾去查那辆面包车,我们的车就被放行了。

类似的事情在整个行程中竟然发生了三次。到了目地地下车时,发现客运车停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我把东西卸下来,辨别了一下方向,开始整理袋子。这些东西加起来一共得有二百多斤,此外还有两个大袋子,这可怎么办啊?我只有再求师父帮帮我吧!好在交接处也不远了。当我再次躬下身的时候,很轻松的就拿了起来,我两手各捏一大包,正要往前行时,发现在离我五、六米远处有两个公安正在面对面的说着什么。道路两边是花坛,路又那么窄,他两人之间只有不足一米的距离,可是我又必须走过去。怎么办?即便是搭上生命我也要完成任务。师父保护我吧!我堂堂正正的走上前去问那俩公安:请问火车站的正门在什么地方?此时两名公安将目光定在了我背的那两个大袋子上。因为A4纸装在袋子的棱角特别明显。他们上下打量,左一遍,右一遍,看着袋子,没说什么,打量了足有一分多钟,最后一公安手指火车站大门口说:就在前面。我说了声“谢谢”,随即那忐忑紧张的心情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最终顺利交接。

一次,为给劳教所警察讲真相和营救同修,我与八位同修决定去劳教所挂喇叭。在劳教所大门外,大家一起选择挂喇叭的最佳位置。最后决定把喇叭挂在被砌在墙中间的那棵大杨树上。可是,整个大院被探照灯照的通亮,甚至大墙外围都被照的通亮,院内的说话声在外面都听得很清楚。当时决定由我上去挂,另一个同修配合我,其他同修发正念。我当时是真怕啊,但我知道怕也得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没有退路,即使失去生命我也要做好(当时就是那个境界)。当我踩着同修的肩膀爬到树上时,劳教所整个大院的场景映入眼帘:那么多的劳教人员都在忙活手中的活,甚至感觉有好几个人员就在我的脚下。怎么办?求师父保护吧!就这样把喇叭顺利挂好。为了这件事成功,我们事先选择好了发正念的地方。在劳教所侧边出门口有条大道,离大门二、三十米远的道边上,有口大旱井,这口井是刚砌起来准备给牲口饮水用的。同修在井底围坐了一圈,刚好喇叭也准时安好,并顺利的播放出真相,声音非常大。

一会就听到了咣当声,劳教所的大门被打开了,紧接着就听到几辆车的发动声和嘈杂的追喊声。当追赶的车返回时,听到有的说:真奇怪了,怎么会跑的这么快,不可能啊!

是啊!因为我们就在他们的眼前,离他们的距离也就不过五、六步远,大家都明白是师父在保护!一会又传来了第二次追赶声,当他们再返回来时,骂声不断。这时我们看到,井口上空两道光柱直通劳教所,大家都知道那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这时传来警察的叫嚷声,他们在分派谁上树摘喇叭呢。喇叭一直播放了四、五十分钟才放完。第二遍播放时间不长就不响了,他们是用枪打下来的。又过了十几分钟,劳教所的大门关了。半个小时后,我们顺利返回住处。

那年我从山东省招远到北京去高等法院状告江泽民。大门口的工作人员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告江泽民”。他问了一下我的住址,就让我在门外等一会儿,回来给我答复。我足足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他出来了,说,等一会儿,会有人领你去解决这个问题,说完就進去了。又等了能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来了几个公安将我带到公安处。将我关進一间屋内,里面还有五名同修。两个小时后来一名便衣,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招远公安。他把我拉到街上,对我拳脚相加一顿,又抽了我的裤腰带,让我在那么多的人面前献丑,而且还是北京的主要大街上。他在我的后面不时的打骂着我。到了招远驻京办,里面有很多大法弟子。这时几个人凶恶的将我绑在椅子上,用一根木棍子拼命的抽打我的大腿,其中一个问我:洗过澡没有?我说没有,他随即说,别着急,马上就给你洗个热水澡。正在这时他被人叫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第二天我和同修被拉回招远。

在招远看守所做笔录的公安问我知不知道法轮功被定为邪教?我回答: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听到这话,公安猛抬头,说道,你好大的胆子啊,就凭你这句话,你不是死罪,最低也要判你个无期徒刑。我说,我死都不怕,你们给我们定那么多罪名又有何用?他目瞪口呆,回过神来问我,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去了?我说:告江泽民去了。他把笔拿起来又放下了,问我:“还炼不炼了?”我坚定的回答:“炼!”最后他终于记下了一个“炼”字。

在看守所里我一直不配合他们的各项要求。我所在的监室就我一人是大法弟子,其余都是普通犯人。每天大家都在干着超负荷奴役劳动,晚上还要干到深夜。主要都是做的小孩玩具和插画等。因为我不配合干活,并且每天还坚持炼功,所以犯人一直打小报告,说我不干活还劝别人炼功。这警官就让我把头从监管室的洞口探出去,说有事问问我,然后就用脚猛踩我的头,问我炼不炼了。我什么也不说。这样几次后他们也不管了。

因为我一天也没停止炼功和背法,到后来有的死囚也跟我一起炼功了。一天一个死囚在临死前几天跟我说:你帮我解个梦吧。我说试试看。他说:昨天晚上我梦见后背上驮着一个很大的墓碑。墓碑很重,把我压的喘不过气来。我说这很简单啊,这墓碑上的文字就是你这一生的功与过。坏事做多了当然就象一座山一样压在你身上。我说事已至今,你也不要多想了,只需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含着泪说谢谢。最后整个监室的人都认同了大法,也不打小报告了。

由于环境的改变看守所又把我安排到另一监室去。我仍然坚持炼功。一次上头的所谓“领导”来检查工作,我照样炼功,来检查的所有成员也都看到,等检查一过他们就将我用手铐铐上,并且安排了一个哑巴犯人看着我不让我炼功。我就每天给他们讲真相,渐渐的大家都认同了大法,对我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有些经济犯家里条件好,经常送一些好吃的东西,他们都来送给我,我不吃他们也不吃,他们一齐要求警察给我打开手铐,警察没办法只好给我打开了。

其实在这之前,晚上手铐是开着的,是自动开的,就这么神奇。

我在招远市看守所里被关了四十天,就送到下面辛庄镇关十几天,然后再送看守所关四十天,再转到辛庄镇关押,就这样反复了六次。在辛庄镇他们把我关在公安分局楼梯下的小黑屋里。小屋太矮,我在里面只能半蹲半站,夜里是黑夜,白天也是黑夜,大小便都在里面。最后他们又把我送到敬老院的太平间里。死人床就是我休息的地方,在那里我被关了一个多月。

一天早上一帮人把门打开让我上车,我问他们上哪,他们说去了你就知道了。结果他们把我送到了辛庄镇党委办公室,邪党书记看了看我说:“看不出来啊,你哪象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嘛。”接着又问我:“你想不想回家?”我回答:“谁不想回家啊!”他说:“那你就回家吧。”当时我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就说:“真的吗?那我可真走了。”听到他说当然是真的,我就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黑窝,堂堂正正的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家。那年是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延吉市。当我们把十米条幅和喇叭挂好后,有两位在延吉广场发正念的同修被公安发现,一个公安快速跑到他们跟前,将其中一名同修抓住,另一同修立即质问: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抓人?公安回答:他是在逃犯。见同修被抓,我们随即参与营救。因为当时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和公安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拉来拉去就不停的活动着,自然而然的人群一会聚向这边,一会聚向那边。这个场面足足持续了二、三十分钟,因为公安抓住了同修的后腰带就是不松手。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营救不成功,就是正念不足。这时一批警察跑步而来,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对同修的营救。

当我们回到住处不到两个小时全城戒严。经过商量由夫妻俩同修送我去长途汽车站返回省城。上车后我立即趴在卧铺上求师父保护。不到五分钟传来急促的跑步声,越来越近,因车门开着所以听得很清楚,我已经知道他们就在这辆车上了。公安问乘务员:刚才有没有人上车?乘务员回答一直说没有。不大一会儿他们下车了。现在回想当时的紧张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不管怎么怕,我知道面对眼前的一切,只能时刻求助于师父的保护与加持。

这一路啊,至少有四、五次查车,但最终我顺利的返回省城,继续做我应该做的。

二零零一年夏天,我与同修外出挂条幅,决定挂在供热锅炉房旁边的一个几十米高的大烟筒上。条幅十米长,自然就要挂的高。

当时正值最热的时节,刚吃过晚饭,出来纳凉的人很多,立交桥上也是车来人往,十几位同修在旁边帮我发正念。我脱下衬衫,背上卷好的条幅开始往大烟囱上攀登。我从小就不敢登高,这次恰恰要爬这么高,不免有些害怕,但有一念支撑着我,——我是在做最好的事,我身后有师父、有护法神,我一定会做好。我定了定神,什么也不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我觉得爬了好长时间,抬头往上一看,才爬了一半!

身上淌了好多汗,我暗暗对自己说:决不能半途而废,别无选择,继续攀登。终于爬到了顶。这时,我突然觉得烟筒在晃。原来这是一个多年废弃失修的旧烟筒。当时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手心开始出汗了,一念从脑海里闪出:“求师父加持,我要圆满完成任务。”我开始挂条幅,用钳子把上端固定好,一步一步往下退,退一步条幅放一段,退一步,放一段,就这样二十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同修把我接下来,我觉得好象跟同修有好几年没见面似的。

过后,我悟到,这是师尊的保护的结果,这是同修协助发正念的结果,这是整体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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