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强调“治国必辨忠奸”的张九龄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张九龄(678-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唐代时的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进士出身,屡官至右拾遗、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副宰相),后被李林甫所谮,而被谪外任。他善诗文,有《曲江集》传世。

张九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史学家誉为唐王朝“开元之治”(713-741年)的盛世。唐玄宗在执政之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但是,他在后期即天宝年间(742-755年),却已成为耽于酒色的人君。吏部尚书李林甫以宗室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把持朝政,监察御史杨国忠,也因堂妹杨玉环得宠,后封为贵妃,而权倾内外。

张九龄痛感奸人当道,朝政日非,多次上书言事,撰写文章。他强调用人必辨忠奸!在《奏封侍中不可赏功》一札中,他沉痛地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为此,他以刚正耿直,著称于朝廷,但却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怨恨和诽谤。

张九龄认为,忠奸是可以辨别出来的,“奸佞与忠良之臣,形相似而心不同也。”谄媚乖巧之徒,表面上效忠于朝廷,而实际上却有奸宄之心。刚正耿直的人,虽然言辞直白,实出于安邦报国之诚。作为贤明的人君,要亲贤臣而远佞臣。他说:“相贤则国家平治,相佞则父子不保。”又说:“佞尤必去也,而贤乃可保。”(均见《远佞第二章》)。像这类确具远见卓识的言论,掷地真有金石声!

张九龄在《亲贤第一章》中,对于如何才能做到亲贤这个议题,也是泾渭分明的。他说:“苟欲亲贤良,不可不去谗媚也”;“苟欲亲贤明,不可不去宠幸也”。这些表章奏疏,都是直指权奸,专门针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而发的。他不仅有识见,尤其有勇义!

另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说:张九龄见朝廷文武僚属,都趋附于杨国忠,冀求得到富贵。而他呢?却从不登杨家府门,致使杨国忠对他十分不满。张九龄并不介意,他对好朋友严挺之等人,私下议论说:“今时之朝彦,皆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意思是说,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象乞丐一样,有朝一日,是要大祸临头的。那时,这群附势之徒,不仅祸国,也必害己。果然,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安史之乱”爆发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都身败名裂。至于杨国忠,则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被士兵杀死。有不少的人,甚至于被灭族。为此,该文作者王仁裕接着说:“(张)九龄之先见,信夫神智博达也!”

张九龄是唐代的名相,他刚正廉明,忠于职守,主张不循资格用人,又设十道采访使,以整顿吏治。后来,因受权奸李林甫所谮而罢相。但他恪守情操,不更名节。他在被贬谪以后曾作《感遇诗》十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兰叶春葳蕤,
桂华秋皎洁,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此诗借春兰、秋桂,欣欣向荣的本性,和高洁的志行,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求得某些权贵者的赏识。

他的《曲江集》中的许多诗文,均可作为从政的参考。至今读来,犹令人满口流香,心志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