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讲真相

打开众生心灵的钥匙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我是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因患乳腺癌从校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整天泡在医药与恐惧中。九八年的一天,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来看我,给我洪法,引导我走入大法修炼,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坚信大法是正法

“七.二零”后,铺天盖地对大法的诽谤,我几乎没看过。我祖上数代都笃信佛教,又遵循“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的祖训。祖辈们都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成功后又都拒绝为官,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下成了教育家、实业家。邪党篡政后,我们家就成为整肃的对象。当时我十岁,看到历次运动中父兄的命运,被斗、被抄家,特别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使我不能读大学,下农村又经历了无数坎坷,小小年纪还被批判,所以我对邪党整人那一套很明白,也很害怕。我知道邪党必定要整好人,被邪党整的人都是好人。有了这些经历和认识,根本就不相信邪党对大法的诽谤宣传,相反,我一天也没停止学法、炼功。但我没走出来,认为那是送上门去“挨整”,邪党不可能听真相而改弦更张。

走出来

后来看到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讲“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这段法,悟到我们应该走出来讲真相证实大法。虽然怕,但我知道作为弟子悟到就应该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十月我第一次走出来,找了单位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党委副书记和退休办主任讲真相。由于怕心和认识有限,只讲了自己炼功后身体好了,给单位节省了医药费;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给上访者判刑、开除工作是错误的,象完成任务一样,把准备讲的讲完了了事。

冲破“第一次”讲真相障碍后,怕心小了点,就开始在亲戚和特别熟的人中讲真相,同时考虑去北京。几经波折,零一年去了北京,但基点是为私的(圆满),做的很不好。回来后想出去发资料,但资料少,也很少出去。二零零三年认识了一位想做资料的同修,同修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终于建成了资料点,我这才开始经常出去发资料。

第一次出去发资料时,把资料装在信封里,反复用纸擦封面(怕留下指纹),出去的前一天,就紧张的心里突突跳。坐公交车,下车时才将资料留在座位上或递给乘客,认为马上下车走了,不危险;发给坐轮椅的,他们即使不接受也不会对我有威胁,总之,深怕不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做怕心就越小,开始到处发放真相资料:到小区发资料时,一般是贴或挂在门上;放在信箱里。在街上发资料,放在自行车筐内、货架上、书店的书架上,偶尔也直接递给本人……。

二零零二年,在墙上看到同修贴的不干胶真相,好激动,觉的同修做的真好。后来自己也贴不干胶。开始在无人的路上、校园里贴,后在大街上贴小型的。

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二零零四年底回老家照顾老人,直到零五年二月我才看到《九评共产党》这一巨著,真的很兴奋。生活在邪党暴政下几十年,见证了邪党的残暴。读到《九评》之前,总想不通它为什么要迫害民众。《九评》让我认清了中共邪灵附体的邪教本质,立即给自己与子女和好友办“三退”。四月又返回老家利用家人聚会给十几位家人办了“三退”。

为了救度世人,到同学家拜访,想给他们播放《九评》光盘,同学不让,不敢看。思量再三,我改变方式,分批请同学到我家里聚会,吃饺子,乘机播放《九评》等真相光盘给他们看,渐渐大家都专注的看真相光盘节目。饭后自然谈到各自想法。就利用这些家常话题讲真相、劝三退,几次下来退了二十多人。从《九评》发表后,就由原来单纯发资料转入发资料结合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学法小组的同修看到我每周学法总要带去一张三退名单,少时几人,多时十多二十人,说我面对面讲真相做的好。我清楚:与那些出门很坦然、一次就能劝退几十个、几百个的同修相比,还差的很远。

我的怕心还很重,每次出门心都不是太稳,怕遇不到有缘人,怕招呼人不理,当然也怕不安全。特别是一出门站在马路边,瞭望四周一片茫然。看人群来来往往,不知朝哪方走才能碰到有缘人,似乎每次都心中无底,但想到师父讲的“抓紧救度快讲”我还是要坚持走出去。不管出门办事或专门去讲真相,都把心思放在找可救的人方面,出门就找可搭话的人,心不能有一刻放松。面对面讲真相,我感到最难的是搭上话。本来在陌生人面前就不好意思、很难张口,加之在党文化中浸泡的人,对人防范心特重,因此经常遇到招呼他(她),看你一眼,根本不理的。但心里明白,只要能搭上话,哪怕说几句真相也不会白说。真的,只要随时心存救人的一念,每次都会遇到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到我跟前。

有些人真是师父带来得救的,有人主动打招呼、主动朝我笑;有的人横穿公路等公交车或在车上一、二站路的时间内几句话就“三退”了;有的在听真相的过程我每讲一句他们都说回应说“是”,“知道”,甚至还给予补充;有些人就得把真相讲透。我主要讲大法的美好、自己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受益、讲现在社会造假骗人之风甚烈,人人都是受害者。适当的时候我会问对方:“你说是“真”好还是“假”好?人是“善”好还是“恶”好?是“宽容忍让”好还是“争斗”好?绝大多数都会认同“真善忍”。

如意讲真相

因为修大法和自己的切身经历,对邪党几十年来迫害民众的累累罪恶都铭刻在脑子里,所以,能够利用邪党邪恶事例随时如意的讲真相。

社会之乱就是这几十年中共邪党的极左思想教育、不断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整人造成的。法轮功讲真、善、忍,与中共假、恶、斗相反,所以它要迫害,根本不是因为“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一九五零年,中共利用整“反动会道门”,将佛教、道教、基督教一起整;六六年砸庙;七四年“批孔”,现又在迫害法轮功。不是圣人先哲惹了邪共,而是马列邪教的斗争哲学违反天理,本质上搞的就是假、恶、斗。毛的秘书李锐讲,人民公社饿死四千多万人,运动整死四千多万。为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中共邪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甚至对大法弟子使用阴毒的、惨无人性的各种酷刑,直至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谋求暴利再焚尸灭迹。中共邪党的运动不断,别说整老百姓,就是国家主席、将军、元帅不也是几天就整掉了?为什么它狂妄叫啸“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为此使尽了见不的光的各种邪恶、流氓手段也没有将大法和大法弟子迫害倒呢?相反,十多年过去了,法轮功变的更加强大,现在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邪党恶人被大法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世界几十个国家控告,江泽民及其帮凶在一些国家被通缉、传讯,在世界各国遭到谴责。

杀人抵命,中共杀人无数,所以要遭天灭,神助正义。所以,共产邪党必然走向灭亡。退休后我从不旅游,二零零八年兄妹四人相约去了“藏字石”景区,拍了照片随时带在身上给人看,讲顺天意保平安,讲天灾人祸的根源,讲预言等。当然都是根据不同对象举不同例子。

用心讲真相

经常出去讲真相,遇到感人的事、惊险的事就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心性有所提高,怕心在减少,爱面子、怕人不理的心也去掉了很多。

零五年送孙子上幼儿园,给他同学的奶奶讲了真相,送了护身符,三年以后再遇到她,她拉着我说:谢谢救了我的命。我说这是师父救的,谢谢师父吧。她讲了事情的经过:一天儿媳开车撞上十轮大卡车,当时吓坏了,一下想起护身符,赶紧大喊:“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我!”结果车头撞坏了,花了三百多元就修好了,车上的三人一点伤都没有。修车人说车坏成这样,人没伤不可能。她说:我知道法轮功被整的凶,没敢说。我说:“你应该告诉他,是喊‘法轮大法好’得救的,叫他以后也喊,你不也把他救了吗!”以后讲真相发护身符经常用这个例子。

一次坐公交车和一个女孩坐一起,中间站的人不多,她母亲替她背着书包坐在对面,我就告诉小孩:“妈妈接送你上学太辛苦,应该有孝心体贴妈妈,书包应该自己背”。她马上就伸手去拿书包,但她母亲坚决不给,说:“书包太重,怕影响小孩发育。”教育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车上其他人都在听,我就大声讲:“我是搞教育的,现在搞教育产业化,就是利用教育赚钱,弄些参考书强迫学生买,其实对孩子们的学习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教育,首先应该教学生做人,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要学道德、学如何做人;现在社会上假货、假话泛滥,就是共产党教的。教科书上都充满了谎言。湖北有教师分析‘爱迪生小时候的故事’是假的。”这时,我就继续分析高玉宝“半夜鸡叫”是假的,别说让地主爬到鸡窝装鸡叫,骗长工干活,就是长工自己要半夜干活,地主也不答应,半夜干活看不见把苗锄了、踩了,损失可就大了;“大跃進”年代我在农村,那时“党”真不让农民睡觉,半夜干活,可那得有很多人举着火把才行,得不偿失。然后我话题一转,讲:今年我孙子六年级的思品教材,居然天安门“自焚”也写上了。然后我就仔细分析、讲“伪火”疑点,如何导演自焚的,并告诉她们,央视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负责人叫陈虻,四十多就遭恶报得癌症死了。这时,好些人都专心听。

共产党每次整人运动,都是先编造谎言,然后媒体大造舆论,挑起群众仇恨、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除“六四”和法轮功外,以前运动中被冤枉的人不得不全部“平反”了,说明这都是它们说假话造谣,每次运动迫害的都是好人。地震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也敢说假,就在大地震爆发前夕,四川省政府网站上还辟谣说没有地震;“非典”政府也出面辟谣,最后使恶疫流行。共产党不把我们人民的命当命,我们自己可要仔细点,别听信它的谎言把自己的命搭上。车上的人都静静的听着。稍休息一会又小声的向母女讲“三退”。结果母亲退了团、队,女儿退了队。下车时送真相光盘及护身符给她们,她们一再向我道谢。

有次老伴住院,和一个同修相约去看望,要到医院讲真相。在挂号大厅讲了几个都不“三退”,很遗憾的返回。下车后看到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很无助的蹲在大楼的墙边,同修去追前一个妇女讲真相,我就到女孩身边关切的问情况。她说本想進城打工,没找到工作钱也不多了,饭也没吃(已中午十二点多钟了),正好旁边有个老大爷推着架子车向工地民工卖饭。我去给她买了饭,卖饭的大爷和民工都说“你真善良”。这样很自然的就谈到现在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小孩太可怜。咱们老百姓生活都不容易,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就是整老百姓。“大跃進”饿死人根本不是自然灾害,百分之百是人祸,讲着讲着就和卖饭大爷一起回忆那时的荒唐事,民工青年都专心听。一九五零年“整反动会道门”就是整信佛向善的人,强迫和尚、尼姑还俗结婚,罪大的很。五一年“清匪反霸”,毛说:“要放手杀一批,农村不得少于千分之一,城市不得超过千分之一。”共产党的天下是农民帮它打的,它承诺给农民分土地。五零年是分了地,可是谁分了谁倒霉,从此定为农村户口、二等公民,不准進城卖粮买粮、务工、做生意、读书,甚至不准進城讨饭。几千年来农民从未受过这样的歧视。古时农民读书考大官、做生意、发大财多的是,而共产党时代的农民只能世世代代当农民。现在進城务工也是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还没有任何保障,那些贪官子女百亿富翁多的是,江、邓家都有,所以“六四”他们要杀反腐败、反官倒的爱国学生,所以从九九年至今一直整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不过天理是公平的,坏事干多了天要灭它,所以天灾人祸不断。然后又给大家讲预言,传看“藏字石”照片,“中共灭亡在天,退党保命在己”,大家吃着饭谈着,最后卖饭大爷、小妹、旁边听的二个民工和一个蹬三轮车的人都办了“三退”,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喊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他们都非常感谢。

我认识一对医生夫妻,四十年代上大学时就是地下党员,曾跑过延安。她说现在的教授是她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九五年我患癌症时曾在他们处看病。当时她就讲要我看“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我不感兴趣。讲“希望工程”捐款在河南某县按官级大小分,分到小学生手上一人五分钱,说:“现在把与经济案件有关的处级干部站一排,隔一个枪毙一个都不会错。”二零零五年我专门去给他们送《九评共产党》,她说:现在把那些干部排队挨个枪毙都不错。我一劝“三退”不但立即同意,而且坚持用真名,我说你们名气太大,怕危险,用化名退一样。她说:“我不怕它们,原来有人和我预约退休后写回忆录,现在我都拒绝了,我不和它们靠。”

我有一个亲戚是高干,几十年未见面了,来看我。当谈到现在的形势,邪党如何坏,他比我还清楚,他还经常上明慧网。一说“三退”,马上亲自给家里四人取化名交给我办“三退”。这说明被骗入邪党的有不少明白人,邪党的时日真的不会长了。

我对同学会本来没太大兴趣,但为了救人经常去发资料、讲真相。记的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大家不认识了,先自我介绍姓名、住址、工作单位,我就一口气讲了如何得癌症修大法痊愈的故事,希望老同学们都记住“真、善、忍好”,都有个幸福平安的晚年。这一次同学会让一百多人听到了真相,其中有十多人办了“三退”声明,同时还发了不少真相光盘。

我有个大学时的老师八十多岁,没结婚孤身一人,练过很多种气功,九六年進入大法,一次摔跤,肋骨摔断二根,没上医院好了。但“七二零”以后就不敢炼了,我给她送资料开始还看,也退了团、队。后来走入佛教,也不看资料了,很为她惋惜。一次,我放“风雨天地行”光盘,她很感动。我说:“老师,你很善良,你知道现在的佛教,是反神的邪党领导的,是修不成了。现在庙里好多搞了股份公司,变成赚钱的经济实体,根本不是修炼的地方了。你如果只想当个好人,我什么都不说了,你如果真想修炼圆满,还是回到大法中来吧。”最后她决定从新修大法。

有时未遇到合适的讲真相对象,就随意和周围的人讲目前天灾、贪污、欺压百姓等众所皆知的话题,虽没明确“三退”,也能使人知道一些真相,为以后得救打下基础。

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每次虽担心遇不到有缘人,但每次都会遇到听讲真相的人,真的感到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跟前。在讲的过程,遇到过要学功的,就从新约见面,送“风雨天地行”、《转法轮》(电子书)和教功光盘等。讲完真相,送护身符,资料。有好几次一定要给钱,卖菜的也有要送菜的,我就告诉他们大法弟子不求钱财,付出自己的钱、时间甚至生命,只是救人,回去告诉家人“三退”能保平安。

正念讲真相

这些年讲真相过程中,也有遇到惊险的,不听的人和事。一次专程买上礼品去看中学的教导主任,被他训了一顿:“现在胡某某如何如何,温某某如何如何……”并叫我把礼品拿走。还有几次在街上、在车上不听真相、而且故意高声喊的“法轮功,政府早就不准炼了,你还敢宣传”;“对面街上就有警察,我叫他们来抓你,你信不信?”对这事我没泄气。

奥运期间一次讲真相时,遇到一个青年,很热情、主动和我攀谈,并给我看他穿的衣服上“平安保险”的标志,我想这可能是有缘人,就讲了很多,后来他不停的问我住哪儿,我说外地来看儿子的,他再追问我就不说了。我上车,他也跟上车,我赶快移坐到前门,一开车门就下了车,转了两次车才回家。一次在超市放资料后没有立即离开、正在里面劝三退。保安经理和前台经理模样的二人,拿着我放的光盘抓住我问道:“这是不是你放的?你说不是我们就到楼上看录相。”他举着手机说道:“我电话一打,交到派出所就可得到三百元奖金。”当时心里真是很紧张,不停的默念着正法口诀,并请师父帮助。我也不记得是怎么给他们讲的了,他突然放了我,我想一定是师父救我。离开后反思自己,觉的当时没有想自己是来救人的,没有给这些人讲清真相。回家后就写了真相信件寄给很多超市。告诉他们超市监控器只能用来保护商品,大法弟子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毁资料协助邪党抓人是违法的;告诉他们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和国外对邪恶党徒的起诉;写大法的美好;写“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等。同时也写很多有良知的人不为钱所动保护大法弟子得好报、福报,并就这件事感谢有良知的人,也祝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

通过这几年面对面讲真,我体会到不论当时状态好不好(不好时要加强学法及看明慧网同修交流心得);或信心足不足都要走出来。做师父要求做的,心性在法上就会有法的力量。有时讲的不好、不顺利、听的人不愿“三退”时难免有些灰心,但用正念坚持一直讲下去,师父会鼓励我,突然又很顺利了,一讲就“三退”了。

结语

自己在修炼上还有很多不足,如:学法有时不静心,发正念有时犯迷糊,救人的事也不到位,每天劝退几个就很满意了,有完成任务的心。经常觉的自己修的太差,与师父对弟子的期望,与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要求相比还差的很远。有时候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无私无畏、正念正行的交流,看到自己周围的做的好的同修真是很受鼓舞。

一个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同修一再鼓励我写出讲真相的体会:“阿姨:我觉的你很善良,我从你身上懂得了‘苦口婆心’,你不觉的这六年的讲真相能坚持做、经常做本身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吗?!写吧!”于是,我终于提起了笔。写出来是和与我一样怕心重的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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