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诸葛亮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人才是治国的根本,治国和人才的关系,就象房屋和柱子的关系,人才短缺了,国家也就难以维持。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呢?诸葛亮提出一个重要的标准――“直士”,认为人才不仅要有学识和专长,还要具有不求名、不避罪、忠贞、诚挚的高贵品德。

在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中原之前,他曾上书《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希望后主能重用郭攸之、费袆、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人,说他们都是“贞良死节之臣”,要后主“亲之信之”。他还针对后主的弱点,语重心长的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人才,是何等重视!由于这个奏疏,充满了诸葛亮对蜀汉的一片忠诚,语言恳切周详,故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诸葛亮深知,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并不容易。作为一个人君,需要深入民间,“必求隐处”的贤才,就象商汤王得到泥瓦匠傅说,周文王得到老渔翁姜子牙那样,敢于不拘一格地擢拔他们。为此,他提出选拔人才时,要做到“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由于人的天赋、素质和才力不同,有的人善于宏观控制,有的人长于微观管理,有的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有的人冲锋陷阵,擒敌首于须臾之间。这就是汉人王充所说:“人才高下,不能均同”的客观现实。

诸葛亮充份认识到这一点,强调对不同人才,要善于妥善安排。他说:“洁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阴察》)为此,他按人才的高下,分成六个等级,即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夫之将和天下之将。按照他的要求,举凡高级将帅,绝不能只是鲁莽之辈,也不能只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而应该是一位全才,具备有“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等多方面的智能。他还说:“仁爱洽于天下,信义服于邻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另外,诸葛亮又认为,人的才能并不全凭天赋,而要在实际锻炼中造就人才,单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诸葛亮本人就是如此,假若他隐处山林,不事征战,不务实践,充其量也只是徒有“卧龙”的雅号而已。这样,诸葛亮的理想火花只能在叹息中熄灭;他的鸿鹄志向,也将在哀怨中沉沦。

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结合前人选拔人才的经验,诸葛亮总结识别人才的七种方法。

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意谓:在大是大非面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穷水尽时,看他的变通;在各种办法面前,看他的抉择;在祸难临头时,看他的勇气;在喝醉酒时,看他的本性;在金钱物质引诱下,看他的清廉;在分派任务后,看他的信用。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为了充份发挥人才的效用,还创设了一个叫“参署”的机构。诸葛亮曾解释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又说:有了这个机构,“则亮可以少过矣”(《三国志·蜀志·董和传》)。据此可知,“参署”即为参谋机关。他的意思是:通过“参署”,可以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上来,然后斟酌增损,集思、广益、取精,制定出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在《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视听》中,诸葛亮还强调指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士庶,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诸葛亮创设“参署”的目的和意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的人才观,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因此,蜀汉政权下的志士仁人,都纷纷云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

(事据《三国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