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司马光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他为人忠孝节义、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实践儒家思想的典范。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笃诚好学。他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传》,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十五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他博古通今,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

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天下为己任,为官后常上疏陈述治国的建议,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坚持原则,维护纲常,敢于荐贤斥佞,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司马光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为助手,分别撰写史书中的几个部份,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司马光写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生动感人,韵味无穷。用了十九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资治通鉴》的修订。

“资治通鉴”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全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共计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特意详述,以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司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说:“天者,万物之父也”、“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 这些见解,皆反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风”等多方面内容都包含于其中。

一、用人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篇内容大有深意。从“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晋而“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天子仅有的一点“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于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表达了对“天子自坏”礼的谴责。接下来就是“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在以智谋、武力互相争雄过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算作人才?

司马光对智伯败亡的总结,侧重在才德方面,这也是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阐述了人品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品评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尤其重视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评判。阐述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重视自身修德,二是以宽仁和善为原则,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风。《资治通鉴外纪》中《五帝德》篇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尧、舜、禹的成功,“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 ,阐述圣王明君“崇德而广业”、“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识。他多次着墨在历史上的贤明政治时期,如对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对这部书作总体评价时,借孔子和荀子对圣王品德“吾无间焉”(《论语·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赞叹,以为书中记载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当此誉。

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仁爱与正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伦理范畴。“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资治通鉴》中记述道:“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怀民以仁”,“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记述的孟子弘扬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司马光评述道: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马光强调的又一作为为君之道的道德准则,说:“信者,人君之大宝也”。《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如魏文侯一次与群臣正开怀畅饮,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马上备车前往近郊。左右侍从劝说:“饮酒正在兴头,天又下雨,国君要到哪里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与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约好打猎,饮酒虽乐,但怎能失约呢?”于是停止了酒宴,亲自起身前往告诉对方,因下雨,取消打猎的事。故事说明魏文侯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后来四方贤士多归之。也告诉人们: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讲诚信。

善于纳谏也是司马光强调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唐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先后上谏二百余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魏征认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和“泉源”。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爱人”。司马光论述的为臣之道特别勘定仁爱,强调官德和无私无我的品格,如“辅佐君王,大济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风范。例如他采用的苏武杖节牧羊、祖逖渡江击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这些反映官员自觉重视自我道德约束的历史故事,被看作一种个人修养的典范。以下举几个例子。

汉朝张安世任尚书令时,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职了。

汉宣帝立皇太子,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广哥哥的儿子疏受为太子少傅,二人讲究仪礼,谦恭谨慎,深为汉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随同进见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二人一同担任太子的师傅,满朝廷把这看作是荣耀的事。他们在这样的职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岁,就通晓《论语》、《孝经》等。疏广对疏受说:“我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现已长成,我们不如离职,告老还乡不好吗?”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书请求辞官回乡,皇上再三挽留不住,于是准许,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送黄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乡人都来给他们饯行,人们都说:“贤哉二大夫!”疏广回到家乡以后,把皇上的赠金与乡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问他不打算给孩子们留遗产吗?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顾念子孙吗?但是原本有旧田宅,让子孙在这些田宅里辛勤劳作,足够供应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出现赢余,只不过是让子孙怠惰罢了。贤明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因此我很乐意跟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些恩赐啊!”

唐朝翰林学士李绛在朝廷勇于犯颜直谏,他曾说:“身居国家重要职位,只图惜身不敢直谏,是臣辜负于君王。若臣子为国为民不看圣上脸色说话,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负于臣子。”唐宪宗听到此话后感动地说:“李绛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他出任户部侍郎时,唐宪宗问:“依照惯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李绛回答说:“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唐宪宗为此嘉许李绛的耿直。

四、教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赞颂舜“圣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称赞东汉光武帝能够“敦尚经书”、“修明礼乐”,汉明帝、汉章帝亦能重视讲经论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资治通鉴》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司马光认为,礼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治世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

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怒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安民、养民 、爱民、教民,不可劳民,使民生怨。

《资治通鉴》的史论(即“臣光曰”),据统计有二百一十八则,是儒家文化仁政礼治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标示“进德修业”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范,也详尽记录种种因“失德”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书中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司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忧国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爱戴。他晚年时,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