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罪恶的不归路(2)

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恶行大曝光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接上文)

二、坑害与荼毒无辜世人——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迫害

前进劳教所的警察追随中共恶党肆意行恶,不仅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且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迫害也极为严重。本来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因为亲人被迫害已经极度痛苦和忧虑了,然而,为了显示迫害者的绝对权力以及加重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的心理压力,劳教所指使警察们在这些惶恐无助的家属身上打主意,或利用谎言欺骗来煽动家属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仇恨;或挑拨法轮功学员与亲人的关系;或引诱、逼迫家属配合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施压;甚或逼迫法轮功学员家属参与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诬蔑、迫害,毫无人性地坑害和荼毒这些无辜的世人。

1、威逼、洗脑与荼毒

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开始,每当赶上劳教所的“接见日”,前进劳教所警察王敏、孙晓辉(男)、杨国红、陈丽华、叶云等一帮警察就将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铺在地上让来探视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踩踏、辱骂,并将此作为检查家属是否修炼法轮功以及决定是否允许家属与法轮功学员见面的条件。警察杨国红常常表现的非常嚣张,只要一看到谁象法轮功修炼者,就再三逼问炼不炼法轮功,炼就不让在接见室停留,否则就打“110”报警。有时警察还要求申请“接见”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回答所谓的“提问”,内容全部是诬蔑法轮大法及创始人的邪恶言辞,如果不答或答的“不合格”就不许与家人见面。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前进劳教所要求前去接见的法轮功家属签《帮教协议书》。《协议书》的大致内容是:劳教所要求家属配合并服从劳教所为转化法轮功学员而采取的各种针对措施(即各种迫害手段)。显然,这个所谓“协议”说白了就是强迫家属“授权”劳教所警察,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任何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典型的欺骗家属、掩盖迫害、推卸责任的霸王条款。当有家属提出异议时,一个女警察蛮横地说:“让你干啥就干啥”。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拒签走了,女警察追出门喊:“不签下次就别来接见,也不许送东西”。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轮功学员秦海龙的家人第一次去前进劳教所,收发室的警察告诉秦海龙的家人下次不要来了,因为上次接见日秦海龙的家人没有说诽谤大法的话。当家属提出要劳教单时,她告诉家属劳教单子统一在一个地方了,不方便找,等下次接见日“托别的不炼功的家属来拿”。

《明慧网》多次报道了前进劳教所胁迫、威逼法轮功家属谩骂法轮功创始人和大法的恶行。如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报道:“每月的家属接见日,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接见室的管教只要一查看到谁象法轮功修炼者,就再三追问炼不炼法轮功,炼就不让在接见室停留,否则就要报110。等到接见时,还让家属逐一诽谤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否则不让接见。”再如二零一二年三月四日明慧网报道:“三月三日是前进劳教所家属接见日,劳教所逼家属诽谤大法才让见法轮功学员。”等等。

现在,到前进劳教所会见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被强迫必须整句重复出诽谤法轮功创始人、诽谤法轮大法的话才让见自己的亲人,简略回答“是”都不让见面。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一个男的来看自己的妻子,一进门狱警就说:“你家都是炼功的,不让见!不符合标准!”这个男性家属一直一句话都没有说在旁边站着,最后被警察撵走了。

其实,绝大部份法轮功学员的家属非常了解法轮功是正法、好法,他们的法轮功学员亲人通过消除疾病、提升道德从而使家庭和睦、妻贤子孝,这些变化使这些家属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因此,即使遭遇这么多的迫害,很少有家属完全不明是非或自愿诽谤法轮功。但是,在持续了十多年的迫害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充分见识了中共恶党的流氓手段和邪恶程度,他们许多人出于恐惧心理而违心地选择了表面的屈服和配合。尤其有的家属已经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了,出于想见到被非法关押的亲人的强烈愿望和对亲人健康及安危的担心,这些家属最终也不得不屈从于中共黑窝的威胁和命令,按照警察的要求完成表面形式的敷衍。

对于那些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警察常常在家属身上打主意,尤其是当法轮功学员回家前夕更是如此。法轮功学员刘秀丽由于长期的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后期血压高得医生都怕血管爆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大队长霍淑萍还残忍地逼迫她坐小凳一直到十二点,并逼迫她“转化”。回家时,看刘秀丽不写所谓‘三书’,警察们就强制刘秀丽的孩子写,同时恐吓孩子如果不替他妈妈写就不让他妈妈回家,孩子万般无奈,只好违心地写了一份。

警察就是这样胁迫法轮功学员家属干诋毁大法的事。而家属这种言行也成为警察扩大影响、混淆视听的一种把柄,被利用来欺骗更多其他家属。虽然处于“弱势群体”的家属的无奈之举可以让人理解和同情,但诋毁、谩骂法轮大法的行为本身确实构成了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犯罪。这一切都是中共恶党的迫害政策造成的,这是中共恶党发动这场空前绝后的株连迫害的邪恶陷阱和善良民众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因此可以说,中共恶党及其行恶工具——前进劳教所对广大法轮功家属的迫害是恶毒而严重的。

此外,由于“胳膊拧不过大腿”的现实逻辑和维护小家庭的本能愿望,真的有个别法轮功学员家属把对中共恶党的怨恨转嫁到了自己的亲人和她们所修炼的法轮大法甚至法轮功创始人身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劳教所等警察欺骗和煽动的结果。警察常常对来接见的家属宣传法轮功如何“被国外势力利用”、“炼功的人如何只想自己修炼圆满而不考虑家庭”。尤其对后面这一点,警察会煞有介事、大力渲染,最大限度激起家属对自己亲人的忧虑、担心、抱怨甚至怨恨,以此增加法轮功学员与亲人的误解和间隔。有些警察甚至极力诱导和鼓励一些法轮功学员的丈夫与妻子闹“离婚”,借此逼迫法轮功学员早日“转化”。

由于一些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没有勇气质疑和声讨作为整个国家机器操纵者的恶党,他们只希望亲人象自己一样放弃原则和对善恶是非的思考和选择,躲起来过不受惊扰的日子;因此警察充分抓住这一心理,不断向这些家属们灌输一些颠倒逻辑、似是而非的所谓“道理”和“识时务”的“规劝”言辞。因此当法轮功学员不愿放弃信仰和道德原则时,被洗脑和煽动挑拨之后的家属很容易认同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不通情理”、“痴迷太深”的诬蔑之词。当初在万家劳教所,有多少年轻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在中共造谣宣传、株连政策的压力和劳教所警察的挑拨离间之下选择了与磨难中的妻子离婚分手,前进劳教所的警察同样做着这种破坏家庭的勾当。

其实在今天,对法轮功犯下累累罪行的迫害发动者江泽民已经被多国审判并被判有罪、参与迫害的急先锋薄熙来及王立军等恶人陆续案发并被逮捕法办、迫害主要执行者的政法委权力系统及周永康个人全面失势并面临整肃,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已经彻底向正的方向倾斜。前进劳教所只要稍微存有一点人性和良知都可以审时度势、最大限度收敛邪恶的气焰和做法。然而时至今日,前进劳教所丝毫没有放松对这些无辜的民众的迫害,这也足以证明旷日持久和残暴嚣张的迫害经历已经使这个邪恶的黑窝越陷越深、欲罢不能,失去醒悟和回头的机会了。

2、恐吓、折磨与刁难

对法轮功学员家属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知道亲人受难却不能相见。前进劳教所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完成中共恶党交给他们的任务——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因此,只要学员不妥协,警察就一直剥夺学员和家属见面的权利。法轮功学员张滨凤、付辉、左仙凤等三人曾因不放弃信仰遭到前进劳教所警察的野蛮迫害。家属多次到劳教所来看望,均被警察陈丽华等人无理拒绝。对于长期见不到亲人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来说,越是不让见,家属越是担心,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亲人受折磨,常常胡思乱想是不是亲人被警察打伤或被迫害的过于严重而无法相见。这种心灵折磨和感情的煎熬给家属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法轮功学员吕慧文在接见时当面揭露了劳教所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吕慧文的女儿于十七日往劳教所所长办公室送了一封公开信,请所长调查并制止违法行为。没想到再次来到劳教所要会见自己的母亲时,竟被无理拒绝。吕慧文的女儿与警察理论,被女警察找来男警察赶出去。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六日接见日,管理科科长陈丽华不让法轮功学员贾兴华和孙淑云的家人接见。一拨拨人接见回来告诉贾兴华:“你家来了不少人,连你儿子也来了”。有个吸毒的刑事犯一天接见好几次,回来说:“有一个小孩从早上接见就在那站着等着,下午接见完了还在那等着”。贾兴华心里十分酸楚,知道那是自己的儿子。因为家里人担心她身体不好,劳教所的伙食又差,怕她死在劳教所,因此儿子月月都来,带很多好吃的,可是警察不让接见。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六日接见日,吕慧文的女儿和宁淑贤的女儿大包小裹的辗转来看妈妈,又遭到警察的拒绝。两个女孩百般请求:“人不见也行,把东西留下吧,这些东西我们带的太辛苦了,实在没法再拿回去了,请帮我们转交。”警察们气急败坏的把她们的包裹扔到门外,把她俩赶出去关上了门。警察不让见的理由是她们的妈妈在里面“违规”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晚,双城法轮功学员高国凤的家人接到劳教所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告知高国凤病情严重。次日早上劳教所却莫名其妙的告诉家属不要去劳教所看望,说已经好了。家人非常疑惑,担心出了什么问题,坚持来到劳教所。警察欺骗说高国凤生病需要到医院看病,当家属见到高国凤时简直都无法相认,高国凤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看到母亲被迫害的凄惨的样子心如刀割。

后来,在一封为营救母亲的呼吁信中,高国凤的儿子这样写道:“当我看到母亲的一刹那,心都碎了,短短一年的时间,满头白发、骨瘦如柴。当时母亲精神状态十分不好,我问她‘妈你怎么了啊?得的什么病啊?儿子日日夜夜的盼着和你早日团聚,妈你现在到底怎么了啊?’母亲神态显然有些木讷,反映了一会,才知道是儿子来看她来了,两行热泪从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她语音发颤、哆嗦着嘴唇对我哭诉:‘儿子啊,妈……这不是病啊,都是被他们给打的呀,我多少回啊……都被他们打到昏迷为止,但是我从来没恨过他们啊!因为……因为他们是不明白事实真相的!’面对丑恶还能用善去对待;面临着生命的安危依旧能用一颗博爱的心去包容,这就是我的母亲,我为有一个这样的母亲而自豪!在场的所有警察都沉默无语,也许那一刻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负有极大的负罪感吧!他们的心灵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第二天,家人一早又来到劳教所准备带高国凤到医院看病时,劳教所又反悔不去医院,说就在劳教所里就医。家人再次要求见人时,大队长霍淑萍及一个科长不许见,并说高国凤已康复。家人质疑危重病人怎么可能一天就康复,并让霍淑萍拿出康复的凭证。霍无理地说:“即使没有凭证,也不让你们见人。”霍淑萍瞪眼抵赖迫害高国凤,还蛮横地将高国凤的家人撵走。家人心急如焚,担心高国凤的安危,把劳教所毒打高国凤的情况反映到司法局。九日,家人再次来到劳教所要求带人去医院治病时,劳教所所长坚持不让见人,并对家属施压,声称“高国凤已经恢复,如果你们见到她,她会非常激动,旧病复发,你们家属要承担一切后果!”

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起,前进劳教所曾经以“甲流传染”为名,连续一大段时间拒绝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探望,过年都没让见面。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被迫害得住院的法轮功学员左仙凤出院了,暂时靠鼻饲维持生命。左仙凤家乡距离前进劳教所七百多里路,年迈的父母为了见到她提前一天来到哈尔滨,可是到了劳教所却不让相见。左仙凤的妈妈简直要急疯了,家里拿的吃的也不准给送进去,而那时左仙凤的身体急需营养,她甚至渴望大口吃白糖、喝豆油。当时劳教所的伙食极差,每天都是水煮大头菜或水煮茄子,根本见不到油星。直到两个月后左仙凤的父母才获准见到了饱受迫害的女儿。

后来,别的家属看到左仙凤的家人欲哭无泪的样子,询问左仙凤在里面的情况。左仙凤的家人悲愤地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那次接见日,零下二十多度。前进劳教所不许我们送棉鞋、棉衣,我女儿只好穿着单薄的衣服。大队长王敏找茬逼我女儿穿着薄衣、单鞋出去扫雪。遭我女儿拒绝后,王敏就指使女警和犯人逼左仙凤到雪堆里罚站一小时。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左仙凤被整整冻了一个多小时,差点被活活冻死,她们才将我女儿放回到室内,但又接着罚我女儿站一宿,之后又马上给她上大挂吊起来,一边骂、一边用电棍电。什么人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摧残?!左仙凤被打得遍体是伤,就连那些普犯都掉泪了,偷偷地骂王敏是畜生、不是人。

其实不让我们见面就是因为我女儿一身伤,后来伤好了我们才算见到面。那哪是接见,三、四个女警看着我们,不许我们彼此说话,只让看一眼,警察还威胁我女儿不许告诉家人受了毒打。我们一见左仙凤的身体情况,就知道又被恶警毒打了,就找劳教所领导,告诉他们如果左仙凤再被毒打就要上告。结果,我们那次走后,左仙凤又被警察打了一顿。

上次见到女儿,我们问她是否又被打了,她说警察威胁她不让讲,否则回去还挨打,并且剥夺接见权。我们一再追问,女儿才透露她一直被毒打、被污辱。我们就打电话找副所长叶云,要告劳教所。叶云把电话关了,再打就不接了。我们走后,听说因为女儿告诉家人被警察打了,回去后又受到更狠的毒打。我女儿找劳教所一把手王亚罗控告,王亚罗不管,找驻所检察室的人控告,也没人管。警察张艾辉因为我女儿告状了,又打我女儿。”

二零一二年,仍然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由于被警察残酷迫害而被剥夺了“接见”的权利。比如最近,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王慧的父亲得知女儿的状况,焦急万分。可是,但老人满怀忧虑地前去探望时,劳教所断然不让父女相见。老人家极度担心女儿的健康,又要在家照顾年幼的外孙,生活非常艰难,身心备受摧残。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王慧的爸爸好不容易见到了王慧。见了面才知道王慧又挨打了,老人悲愤万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还要持续的承受来自社会、家庭方方面面的非议和压力,身心受到的极大伤害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警察拒绝法轮功学员与家属见面不讲任何理由。左仙凤的母亲被剥夺接见权时,警察杨国红只是搪塞一句“你姑娘和别人不一样”。左仙凤的母亲叫杨国红签字,杨不签,急忙把门关上了。到所长办公室找所长,有个男管教特别凶,不许找所长,叫出去到管理科找管教。还没到管理科,三个男管教恶狠狠地出来推左仙凤的母亲,还要伸手打老人。左仙凤的母亲质问三个男管教,“你们敢动手打一个老太太?人民警察爱人民,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左仙凤的母亲被逼得坐地大哭,队长、所长一个没出面,而这一切都是警察杨国红导演的。

前进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迫害不只限于通过各种刁难、不让相见制造痛苦,还表现为一种更嚣张的恐吓、诬蔑,甚至是打击和报复。

二零一一年底,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的伊春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王秀青和大女儿秦荣倩、小女儿秦海龙为秦月明申冤进行法律诉讼,正在省高法艰难的走着法律程序。十一月十三日,王秀青和小女儿秦海龙被中共绑架进前进劳教所,只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秦荣倩为父母妹妹申冤。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秦荣倩依法开始为母亲、妹妹申请行政复议,与律师来到前进劳教所会见妹妹秦海龙,遭到所长王亚罗和副所长叶云的极力阻挡。十二月三十一日是黄历腊月初七,这一天是秦荣倩和妈妈王秀青共同的生日,秦荣倩准备好了复议材料并买了些日用品准备送去。在秦荣倩的一封呼吁正义良知的公开信中,她这样写道:
“二零一一年的最后一天,是我和妈妈的生日。一大早我就赶往前进劳教所,本想带给妈妈一份女儿的生日祝福,以此来鼓励身陷囹圄逆境中的妈妈和妹妹。不仅没有见到妈妈和妹妹,所长王亚罗竟勾结警察将我绑架到哈尔滨市动力区公安分局……”

当时,秦荣倩到前进劳教所把带来的东西请警察杨国红转交,又说想给妈妈和妹妹申请复议,希望能让妈妈和妹妹签字。杨国红应付了一下就到所长办公室向所长王亚罗汇报,并合谋给哈尔滨市公安局打了举报电话来迫害秦荣倩。秦荣倩到三楼找所长王亚罗说明来意,王亚罗不同意复议和签字,并威胁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和妹妹为什么被劳教,就是因为你爸爸的案子,你要是再坚持你也得进监狱!”

王亚罗欺骗秦荣倩去找副所长叶云谈,以此来拖延时间。秦荣倩不厌其烦地向叶云讲述十二年来一家四口人的苦难经历并向她劝善。后来,警察杨国红带了二个便衣把秦荣倩和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绑架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市局,秦荣倩和那位老年妇女被隔离非法审讯,警察把秦荣倩放在木头“老虎凳”里铐了近八个小时,才放她回家。从“老虎凳”上下来时,经血已浸透了她的棉裤、染红了棉袜……警察又把两个被撕得乱七八糟的袋子扔给秦荣倩,原来前进劳教所的警察杨国红根本没把秦荣倩带来的东西给妈妈和妹妹,而是交给了市公安局的警察。卫生纸、卫生巾,香皂都被撕扯坏了,所有的塑料包装都被拆开了,原来警察还是在找所谓的“证据”,妄图加重迫害秦荣倩。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秦荣倩再次来到前进劳教所,要妈妈和妹妹在《劳教行政复议申请书》上签字。当秦荣倩再次来到三楼所长办公室时,所长王亚罗露出一脸阴险的笑容:“又干什么来了?”秦荣倩诚恳的说:“上次我拿《劳教行政复议申请书》让妈妈和小妹签字,还没有听到你们的答复,就被你们报警,然后被警察非法劫持走了。”王亚罗不怀好意的阴笑着说:“是吗,是我报的警吗?”秦荣倩说:“就是你们,绑架我的警察都说是你们做的。”他听后也没有否认。秦荣倩提出签字的事,王亚罗不同意,也不允许王秀青和秦海龙签字。秦荣倩坚持要见妈妈和小妹,王亚罗说:“就因为你也是炼功的,所以就不让见。”最后还恼怒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接见你,你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机会进我办公室了。”传统的新年是万家团圆的幸福时刻,秦荣倩却孤身一人奔波在寒风中,为爸爸昭雪、为妈妈和妹妹申冤。之后,秦荣倩的租住处也受到骚扰,有自称“邮局”的人打来电话,称朋友寄给她的邮包中藏有毒品,要对她报案……所有精心的谋划与安排都是为了让秦荣倩放弃对父亲死因真相的调查追究。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上午,秦荣倩来到前进劳教所,终于见到了在那里已被非法关押了一百多天的母亲和妹妹。见面之前,劳教所要求秦荣倩只能谈自己在外面一切都很好,绝不能谈秦月明的案子,更不能谈秦月明案在省高法受理的截止日期三月八日快要到了,否则就取消见面。母女三人见面时,一直有劳教所人员在旁边监视,谈话内容受到很多限制。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上午,从北京申诉回来的秦荣倩到前进劳教所探视妈妈和妹妹,母亲王秀青和妹妹秦海龙告诉秦荣倩,省政法委、“六一零” 顾处长和另外一个人于七月十七日到劳教所找她们“谈话”,除了恐吓威胁外,想让母女二人签包教协议,被当即拒绝。省高法赔偿委员会主任张印峰等三人也曾到前进劳教所找秦荣倩的妈妈和妹妹,希望母女同意“私了”,还谎称秦荣倩已同意“私了”。当被王秀青和秦海识破并回绝后,他们就威胁道:“如果不同意,下次就不让秦荣倩再来接见你们了……”时至今日,秦荣倩仍然时时承受着与母亲、妹妹生离和与父亲死别的痛苦,同时也面对着来自前进劳教所的百般阻挠与刁难。

三、恐吓与迫害正义力量——对正义律师的迫害

1、威胁报复、百般刁难

在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前进劳教所的许多警察都是凭借着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尚方宝剑”随心所欲地行恶,所长王亚罗更是带头不讲法律、知法犯法、肆意妄为。对于他们来说,“上面的指令”远远高于法律,紧紧追随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对法轮功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政策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和自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前进劳教所不仅为所欲为地摧残折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肆意刁难、威胁和欺骗法轮功学员家属,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恐吓与迫害为法轮功学员申诉的正义律师。

前进劳教所的警察荒谬地认为所有公检法系统和法律界人士都应该和他们勾结起来,一起对付法轮功学员。当遇到敢于为被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说话、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为法轮功学员申诉的正义律师时,警察们简直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认为这些律师简直“不识时务”、“反动”、“不可礼遇”。因此每当遇到正义律师到劳教所就法轮功学员申诉的事要求正常会见时,以所长王亚罗为首的警察们一概不提法律、不讲法律,除了百般责难阻拦外,还明目张胆地抛出“文革”式的大帽子诬蔑正义律师,妄图以此恐吓律师、阻止正义力量的介入。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王秀青和女儿秦海龙被劫持到前进劳教所后,秦月明的大女儿秦荣倩历尽困难为妹妹聘请律师,依法进行行政复议。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秦荣倩在北京正义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前进劳教所,依法要求与小妹秦海龙见面,遭到前进劳教所的无理拒绝。劳教所所长王亚罗和副所长叶云极力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尤其看到北京律师勇于为法轮功学员维权、伸张正义时,所长王亚罗非常震惊与惶恐,表现的极不理智,扣帽子说律师这样做是在“反党、反政府”,还荒唐至极地说“没有法律规定让律师会见当事人”。他们还强迫律师出示证件,在律师不配合的情况下,偷偷的记下律师的个人信息。

当律师和秦荣倩离开后,所长王亚罗立即越级直接与北京市司法局联系构陷这位北京律师和另一位陪同来的北京律师。其后,前进劳教所不止一次地与北京市司法局联系、串通、预谋迫害。在打给北京司法局的电话中,所长王亚罗竟然打出“周永康”的旗号,狂妄地说:“我代表周永康、代表政法委要求你们一定严办律师,把律师压下去,不能让他们参与这个案子。”王亚罗反复催促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人员介入调查及找正义律师谈话,以此刁难律师并阻止律师介入秦海龙的行政复议事宜,给律师造成很大的压力。

二零一二年四月六日下午,当秦荣倩和三位律师再次来到前进劳教所要求会见当事人王秀青谈秦月明案子时,所长王亚罗再次阻挡、不让会见。王亚罗先是无理索要律师的证件,然后又说需要让省高级法院给前进劳教所写一个公函说明情况,否则不让接见。律师苦口婆心和他交涉,后来王亚罗竟然把副所长叶云和两个穿便衣的男警察叫来,坐在屋里监视着家属和律师。直至现在,律师们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能如此公开不讲法律、阻碍法律实施。

2、违法抢劫、诬告恶状

对正义律师的刁难、恐吓其实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前进劳教所的警察怕的要命。怕恶行曝光、怕民众觉醒、怕法律公正、怕法轮功“翻案”、怕接受制裁……在这种复杂的心理下,执法者公然耍无赖、强词夺理、恶语伤人,不仅胁迫劳教所全体警察集体违法、拒绝配合律师的一切合法要求,甚至还把手伸到了外面,试图胁迫公检法系统的同行,拉帮结伙、共同犯罪。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号,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管淑君在家中被绑架后遭非法劳教。家人去找分局警察王殿滨问为啥把管淑君抓走,王殿滨竟然编造一个十几年前的事当借口,说“二零零零年小区上访的条幅都是管淑君做的,是她领着大家去北京上访的”。五月十一日,管淑君的亲友和为管淑君聘请的正义律师一行五人来到前进劳教所,依法为管淑君办理行政复议的手续。这一次,恼羞成怒的前进劳教所所长王亚罗等警察公然撕破脸皮、耍出流氓手段,上演了一场无耻的抢劫闹剧。

一开始,前进劳教所的警察以“核实律师身份”为由,要求复印律师的身份证。律师请他们拿出“复印律师身份证件”在法律、法规上的理由,警察们哑口无言、胡乱搪塞。无理要求被拒后,劳教所警察耍弄圈套,表示只是“看一眼”律师的身份证件,结果当律师的证件拿到他们手里时,警察却将证件夺走不再归还。律师出于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向劳教所附近的道里区新农派出所报警,结果报警十余次,派出所没有丝毫反应。期间,管淑君的亲人和律师索要证件,好言规劝、指出劳教所警察执法犯法、充当抢劫犯、公然跟国家法制对抗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劳教所的警察不但拒不认错和纠正恶行,还拿出贼喊捉贼的气势,以“影响正常工作”为由也向新农派出所报警三次。新农派出所警察两次来到劳教所,了解到劳教所警察抢劫证件的事实后实在觉得劳教所理亏,就离开了。

于是,所长王亚罗第三次给新农派出所打电话,极尽欺骗、诬蔑、煽动之能事,结果新农派出所副所长田旭滨带领十多名警察冲到劳教所,将律师和管淑君的亲人用撕、拉、拖、拽等暴力方式强行带到派出所。副所长田旭滨态度十分蛮横,无辜的律师和家属被强迫交出手机,被搜身、搜包、限制人身自由及通讯自由长达三个小时。期间这些正义的合法举报人对警察反复讲法律、摆道理、讲述真相,同时质疑前进劳教所和新农派出所的警察作为执法者,面对百姓不论情理、面对律师不敢言法的可悲行为。律师堂堂正正地指出警察互相勾结、虚张声势的真正目的是极力掩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和恐慌、虚弱的心态,最后派出所警察自觉理亏、一无所获,将五人释放。从这件事情看出,前进劳教所已经公然演变成一个违法犯罪集团,面对法律,他们一味耍浑、抵赖,上演了又一个栽赃陷害的闹剧,在践踏法律的累累罪行上再添一笔。

四、挟持与毁灭警察群体——对所有管教警察的迫害

1、魔鬼训练、摧毁人性

在邪恶的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对法轮功迫害的政策下,在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中,前进劳教所象一部被邪恶上好发条的机器,麻木、机械地不停运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且走得太远太远。在这架机器中,被迫害的不仅仅是千百位法轮功学员,更隐晦的被迫害者其实正是那些麻木作恶的警察们。他们许多人并不是天生邪恶和自愿仇恨法轮功,更与法轮功学员没有个人的恩怨;但是,中共恶党的灌输洗脑、煽动仇恨给她们注入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而工资、奖金、仕途的升迁与“转化”法轮功学员“挂钩”的邪恶政策给她们制造了难以抗拒的压力与诱惑;尤其是国家公务员“铁饭碗”及中国大陆生活压力的综合制约……这一切,成了所有劳教所警察摆脱不掉的梦魇和解不开的死结。

正是看清了这一点,中共恶党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原本无辜的警察“绑架”进这个犯罪集团,牢牢地捆缚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犯罪机器上,通过“利诱”和“威胁”手段的不断巩固和强化,最终成功地将她们变成了冷酷无情的邪恶打手和良知尽失的驯服工具。而这一切,却是以将全部警察沦为恶党陪葬、恶毒地断送全体警察的未来前程为代价的。对于这些内情,麻木作恶的警察们已经无从发觉、也很难摆脱了。而她们动用酷刑折磨好人时的心态,大概也从开始可能存在的不忍、同情、歉疚一步步转至麻木,直至现在的习以为常乃至冲动兴奋了。

前进劳教所卫生所所长王忠良(三十多岁,长得又高又黑又壮)是中共恶党利用前进劳教所训练出来的一个丧失人性的典型。在无数次非法灌食折磨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他总是积极地活跃在迫害现场,其冷漠和狂暴令人不寒而栗。二零零九年三八妇女节,警察拿电棍殴打并电击法轮功学员高国凤,之后又将其拽到地下室吊挂。王忠良在旁边漫不经心地怂恿:“心脏没事!”不久高国凤被吊挂昏死过去。

二零一一年四月,法轮功学员左仙凤拒绝劳教所的强迫抽血,狱医王忠良用凶狠的目光看着她,叫嚣:“哼,不配合,我们有的是办法,你不尿尿,我们就插导尿管;不让抽血,我们这么多人还抽不出来?我就强制了,有能耐去告我去!”这一年,法轮功学员被连续多次(四月、十月、十一月)不明原因的抽血。在法轮功学员绝食抵制迫害期间,王忠良以打手的身份出现,穷凶极恶地揪头发、踩胳膊,凶狠地插鼻饲管,插得法轮功学员鼻口冒血。野蛮灌食时,他故意地往流食里加冰凉的水,他说:“我只管你活着,你是否健康我不管。”有的人被折磨得身体很虚弱,去卫生所看病。王忠良就说:“你不是还没死吗?快要死了再找我。”很难想象刚刚参加工作时的王忠良会有这样的恶魔嘴脸,恶党的劳教所实实在在地把人变成了鬼。

在劳教所的罪恶体制下,大队长不仅自己主动泯灭人性,而且还教唆年轻的管教和刑事犯做泯灭人性的罪恶勾当。一次,二队大队长霍淑萍和警察周英范、邱阳带着盗窃犯李英杰把法轮功学员高国凤两手铐在双人床护栏上,薅头发往后拽,往眼睛、鼻子、嘴灌辣根。高国凤当时对霍淑萍等人说:“当你们的亲人朋友知道你们干这些坏事时,还能认你是他们的亲人吗?你们真的就没有一点人性了吗?”霍淑萍根本不予理睬,看辣根对高国凤没有作用,埋怨说:“丛志丽买的辣根是假的!”这时劳教局来人检查劳教所,霍淑萍等人赶忙把高国凤手铐摘下来。当时把警察周英范心脏病吓得发作了,连连说:“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包你了(指包夹迫害)。”

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早起床后,大法弟子贾兴华高血压,头疼的受不了,就把腿盘上在床上坐了一会,被管教周慕岐看见了,她立刻冲过来往贾兴华后背上捶,往头上打。贾兴华说:“我的头疼的象要裂开了。”周骂道:“疼你就死,现在正种地,好给地上粪(意思是把死人当肥料)。”五月十九日下午,贾兴华摔倒,手纸散落一地,警察王敏摸摸脉,冷冷地说:“没死。”过了挺长时间才把李医生找来。

警察杨国红听从吸毒犯的挑拨,在洗漱室把贾兴华打的鼻子出血,还逼几个病号自己开饭,别人扶着贾兴华,没走到食堂就累的躺在地上了,杨国红叫嚣:“谁也不准给她们拿饭,不去开饭,就饿死她们”。贾兴华食道感染,吐血有四、五个月了,也没人管。

一天晚上九点,管理科科长陈丽华来点名,看见贾兴华躺在床上说:“你怎么不起来,天天不干活,你死的,不起来”。别人说:“大夫叫她晚上少活动,血压太高”。陈丽华说:“去两个人把她拽下来,欠收拾!”两个人把贾兴华搀下来,陈丽华叫人把她搀到站队的另一头站着。一月份很冷,贾兴华穿的很单薄,直到警察陈丽华训完话才点名,点完名骂骂咧咧的走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就寝时,贾兴华感到呼吸困难,本能的打开床边的窗户把头伸到外面,队长张波看见了大声叫她关上。贾兴华告诉张波自己呼吸困难,少开一会,张波命令叫人立刻把窗户关上。贾兴华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再次把窗户打开,张波一个箭步冲上来无情的再把窗户关上,看见贾兴华痛苦的样子,在一旁大骂:“一天啥活不干,喘气还困难了!”贾兴华感觉好象生命到了尽头,喘不上起来,再一次打开窗户,张波瞬间又关上了,手按住窗户把手,穷凶极恶的说:“今天就憋死你,憋死你我负责!”。这时张大夫跑上三楼,接了一袋氧气给贾兴华吸上,张波手插兜里在地上踱着步,还叫喊着:“我就憋死她,我看能不能憋死她,把她惯的!”张大夫叫人把氧气瓶搬下来,张波不让放在贾兴华床边。当张大夫看贾兴华吸完二袋氧气准备再给她第三袋时,被张波生硬地制止。

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迫害是持续和群体性的,劳教所和执行警察的间歇疯狂来自整个恶党政法系统自上而下的不断施压、不断“充电”。黑龙江省公安厅每年专门派“六一零”成员到前进劳教所,以“督查”的名义强化“转化”成果,加剧了迫害的严酷。其中,四十七、八岁的恶人王海田就专门从事迫害诽谤大法及法轮功学员、欺骗世人的宣传工作,据称许多迫害大法的宣传品都是出自他手。每当半年一次的“六一零”到来之前,前进劳教所就进行新一轮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攻坚战”。

二零一一年四月,黑龙江省“六一零”下发文件要求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每“转化”一个学员给警察三百元奖金。受此利益驱使,五月,在正、副所长的指使下发动了一场持续一个月的残酷迫害。副所长叶云给管教员们开会布置“任务”说:“你们这次‘攻坚战’肯定没问题,你们在万家都是‘转化’能手,像丛志丽啦,都那么有经验……。”在所长的授意下,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与肉体迫害比以前更残酷、更没人性。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整日整夜地折磨:电棍电、拳打脚踢、揪头发、扇耳光变得司空见惯。有的被关进小号、坐铁椅子,有的被手铐背铐着手,蹲一天一夜;有的被铐在上下铺床的铁棱上、上大挂;有的警察甚至用穿着皮鞋的脚后跟猛剁学员的脚,然后用力一碾,被踩的学员脚疼的夜里睡不着觉,好几天不能正常行走。这种非人的折磨可以把心理脆弱的人逼疯,而做出这种事来的警察们,已经没有了人类应有的基本良知和同情心,甚至连人的感情都没有了。警察的“人性”在一次次魔鬼心理的体验之下已经被中共恶党的“兽性”所彻底替代。

二零一一年七月恶党政法委以反邪教办公室的名义,下发2011-29号机密文件,要求收集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信息,并要求加强对被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转化”。前进劳教所头目又一次逼迫警察、刑事犯恶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为了执行“上面”的命令,前进劳教所明确规定:对待法轮功学员,劳教所警察可以打人、上大挂、上电棍、蹲小号、超时体罚、超负荷劳动、辱骂等,公然鼓励警察违法。这一决定迅速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酷刑折磨。前进劳教所给警察下达的任务书,要求劳教所警察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大致内容如下:a.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三百元钱,有资格评先进;b.如不能完成转化指标,每个人次扣警察三百元,取消评先进资格;c.出所转化率达到85%以上。要求每个警察必须签任务书。

由于长期执行迫害政策,警察们自己也真的丧失了是非对错的标准,甚至连基本的道义和公理都不能理解了。而潜移默化的主动洗脑所形成的变异观念使他们离人性越来越远,直至完全丧失。教育组主任常淑梅公开对法轮功修炼者讲:“打你们、骂你们是对你们的教育!”前进劳教所大队长王敏在折磨法轮功学员左仙凤时说:“大法弟子就是用来迫害的!”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六一零”又要来了。二十八日的气氛尤为恐怖,警察逼迫法轮功学员们重新写“三书”(所谓‘转化书、保证书、揭批书’),强迫说诬蔑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话。二十八日晚,为了应付第二天的检查和考核,正所长王亚罗、副所长叶云以及管理科科长陈丽华把所有队长、管教们在夜间全部集合加班。管教们个个沮丧、无奈,而警察头头们更是高度紧张。管教命令法轮功学员提前一个小时上楼睡觉,在二队找来要所谓“不听话”、需要“重点”迫害的六个法轮功学员:吕淑珍(六十三岁)、张淑文(五十一岁)、张玉娟(四十九岁)、张玉梅(五十二岁)、杨振玉(四十一岁),要赶在明天的检查之前给这些学员来个“下马威”,逼她们就范。警察把六位中老年妇女劫持到二队一楼的办公室,把警绳、电棍和一大堆抹布往桌子上一放,开始以“上绳”折磨来威胁她们说诬蔑法轮功及法轮功师父的话。那天晚上,这些五、六十岁的老人们就在那冰冷的屋里被威胁、冻了一宿。

据悉,中共恶党看到今天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邪恶的力量已经远远不足,因此不远千里地从黑窝北京请来了“六一零”成员,帮助“指导转化工作”,借以维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局面。对于前进劳教所的警察们来说,这又将是一次被迫“充电”的过程,泯灭人性的魔鬼训练在前进劳教所再次启动。

2、恶报频频

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阻止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因此迫害“工作”的性质从出发点上就是恶的、邪的、坏的,这也是劳教所的警察们深受其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劳教所的恶劣环境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管教来说非常不健康、也不适应,但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年轻的女警察们也不得不逐渐适应并“学习”老管教的做法。二十七岁的张薇、二十六岁的许薇和二十七岁的李小宇三人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份通过公务员考试得到的这份工作。她们三个人刚参加工作时都很单纯,后来渐渐也被污染了,说话也不文静了,也喊、骂。特别是李小宇被安排和大队长王敏、丛志秀一个班,受“领导”影响也开始变得冷漠。

长期从事这种助纣为虐的工作,劳教所警察的感情、人品、脾气、性格都会发生负面的变化,甚至由于经常发怒、谩骂、出手打人、想坏主意、算计人,因此一些警察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阴沉、长相也越来越难看、生活情趣越来越低下。一些年轻的女管教脾气暴躁、爱动手、说话粗声粗气象男人,完全失去了作为女人应有的温柔和含蓄之美。这也是中共恶党对她们直接迫害所造成的恶果和对她们个人生活的连带影响。据刑事犯议论,有的管教没有一点女人味,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而有的管教甚至队长由于“不是人脾气”,加之常年忙于在劳教所搞“攻坚战”( 迫害法轮功学员)不顾家,因此导致家庭破裂、丈夫弃她而去。

事实证明,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实施不仅迫害了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同样迫害了所有参与执行这一邪恶政策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劳教所里的警察群体。被中共恶党胁迫着从事的这种“工作”具有“暴力”性质,因此可谓伤天害理、害人害己。这种“害己”一方面表现为性格、身体的变坏和家庭的分裂,更大的恶果是招致永无休止的恶报。可以说,中共恶党给所有被胁迫共同犯罪者的“赏赐”和“报酬”就是不断堆积的、深重如山的罪责和迫在眉睫的恶报!执行迫害政策的疯狂和泄私愤的冲动给警察们带来的不是快乐,却是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黑龙江日报以《“三八”节走近女管教》(记者卢罡、何兴丽)为题刊登了一篇对前进劳教所女警察的采访报道。报道开篇第一段就两句话,第二句就称:“走近她们,记者了解到,女管教们的患病率较高,离婚率更高达80%。”报道后面称:“记者看到她(张波)时,发现她在办公室里还戴着墨镜。原来,因为连续熬夜工作,她的双眼红肿无法见光。……丈夫无法忍受妻子长期的夜班生活,离开了张波。张波8岁的女儿学习一直无人管理,2006年,因工作忙而没有回家的张波接到班主任的电话,女儿连续一周不写作业了,面临被开除。……2006年年末,张波病倒了,检查发现患有心脏病和乳腺肌瘤等病”
“……以管教所为家的林顺英同样遭到了丈夫的离弃。……可是,她对待劳教人员依然尽职尽责。10年高墙里的工作,加上常常熬夜使林顺英患上了内分泌失调、神经衰弱等病”报道中的这个林顺英是原万家劳教所十二大队的队长,明慧网曾多次揭露她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

当普通的读者看到这些报道时,会被“……因为连续熬夜工作……手术后不到一周,张波就赶回了劳教所……”、“……她对待劳教人员依然尽职尽责。10年高墙里的工作,加上常常熬夜……”所打动、所感染。然而,只有曾经亲自体验过她们这种“连续熬夜”、“尽职尽责”的人,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恐怖与血腥!而同样是那句“手术后不到一周,张波就赶回了劳教所”,法轮功学员从中体验到的更是身临其境的恐怖、压力、随时随地来临的不可预知的迫害。

尽管有这些不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残暴内幕,也尽管中国的喉舌媒体报道极尽包装和美化,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这些管教、队长们确实很累、很痛苦!给别人制造痛苦、给自己带来痛苦,这是中共恶党这个人类最邪恶的组织给无辜的中国人制造的一个“痛苦”的怪圈。然而,人类的正义和尊严告诉我们,自作孽所带来的痛苦和犯罪过程中经历的艰辛不在被同情的范围之内,因为她们越是痛苦地付出,无辜的人们所遭受的迫害和承受的损失就越大!

其实,上天是公平的,对于那些迫于生活压力、为了一份工作而被恶党胁迫参与迫害的警察来说,上天也一直在给她们不断的提醒、告诫,也不断地给她们悬崖勒马的机会。这些机会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对警察们的苦心规劝、永不放弃的讲真相,同时也来自于“现世现报”本身所带给她们的警告与棒喝。然而,被恶党“无神论”洗脑所造成的无知无畏、被工资奖金诱惑所造成的贪婪、被“不服从我管理”的个人私愤所带来的妒嫉与懊恼,已经彻底地遮挡住了这些警察们人性的眼睛,使许多明显的“现世现报”已经不足以使她们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了。

警察周英范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积极参与者,从万家劳教所转到前进劳教所之前就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骨干。她曾强迫第二天就要解除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说诬蔑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创始人的言词,遭到法轮功学员的坚决抵制。为了报复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警察周英范在法轮功学员的颈部挂了一个装满二十斤东西的塑料桶,迫使她撅着身体挂了整整一宿。结果,警察周英范遭了恶报,天天颈椎疼,最后没办法天天都得在颈部戴一个固定器,痛苦不堪。然而,就是这样明显的恶报,警察周英范依然我行我素地做坏事、没有悔悟。

法轮功学员贾兴华被迫害得血压一直很高,整天天旋地转、头疼、恶心。警察于芳莉不但对贾兴华没有一点同情,还恶声恶气地骂她是装的。当时贾兴华痛苦地望着警察于芳莉那狰狞的面孔,仍然想着如何才能使她醒悟、明白真相、停止作恶,也许只有于芳莉自己体会体会这种痛苦是不是“装”的才能明白。几天后,警察于芳莉再次来上班时,当着大家面抱怨,说她血压很高、全身难受!然而,被“无神论”毒害甚深的于芳莉似乎根本感受不到这是诽谤法轮功及法轮功修炼者的报应。

事实上,这些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各种程度的报应已经太多了。这些报应其实远远不能偿还和抵消警察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犯下的大罪,只是一种慈悲的警告和“停止迫害”的召唤。然而,拿着法轮大法及大法创始人的慈悲不当回事、拿着法轮功学员的苦心规劝不当回事、拿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不当回事的警察们,等待他们的真正恶报才是巨大而可怕的。而且,这些恶报已经在大面积的兑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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