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唆与利诱劳教份子——对普通劳教人员的迫害
1、利诱、胁迫、教唆犯罪
中共恶党的劳教所不仅仅大力迫害坚守真理、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而且也通过方方面面的恶毒宣传及教唆犯罪来深入荼毒和严重迫害许多普通劳教人员。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负面行为习惯多、缺少是非辨别能力、缺少社会关怀的刑事犯来说，劳教所不仅是一个交流违法犯罪经验、强化人性负面因素的大染缸，而且还是一个可以肆意发泄个人私愤、充分展示人性劣根的实验场。为了方便的利用这些劳教人员，许多管教深谙“黑道”规律，清楚掌握并自由拿捏那些可以利用的“牢头狱霸”的思维逻辑和性格特点，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拉拢刑事犯做自己的帮凶。劳教所的所谓“教育”成了“教唆”。
警察张波、于芳莉经常纵容、唆使盗窃犯人崔艳秋（班长）毒打、谩骂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贾兴华在被绑架过程中腰部被警察踢成重伤，血压高达240，在劳教所还被强迫到车间参加劳动。有时贾兴华昏迷倒地，恶人崔艳秋不准任何人扶，还大声辱骂。崔艳秋给于芳莉钱购买烟在劳教所内抽，自己大吃大喝，还经常给警察于芳莉东西“上供”。
警察们长期用卖淫人员和盗窃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包夹（一个刑事犯看着一个法轮功学员），二十四小时不让法轮功学员互相说话。二队大队长霍淑萍也经常指使邪恶的劳教人员给她当帮凶。一次，她用电棍电一位学员、恶人班长胜利美在一边连打带踹，一边用脚踢，电的那位学员满地翻滚。
前进劳教所不仅积极利用、而且主动培养“牢头狱霸”。警察熟知刑事犯好逸恶劳、急于减期回家的心理，利诱一些没有是非标准、素质低下的刑事犯为她们充当打人工具。越是人品差、恶习多的人越被警察所器重。劳教人员赵宝香和王芳都是盗窃犯，人品极差。赵宝香的儿子托人找过所长王亚罗给赵宝香提供方便条件，而王芳一心巴结队长和管教，是队长们的丫环，包洗衣、做饭乃至提供日常生活用品。这两个人几乎不吃食堂的饭，警察们打饭时多打点给她们带出来。她们依仗权势成了队里的红人，王芳经常打骂、欺负别人，向队长打小报告构陷法轮功学员。队长王敏听完她的话就处罚法轮功学员，她成了队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
二零一一年三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吴晓峰被绑架到前进劳教所。当时她左臂被迫害伤残、右眼窝呈青紫色、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前进劳教所不但非法将吴晓峰收监，还教唆刑事犯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四月初，盗窃犯王芳在劳教所一大队队长王敏的授意下，往吴晓峰所吃的玉米粥和菜汤里放不明药物。吴晓峰被迫害得自己不知道吃饭、上厕所，警察就授意刑事犯逼她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生活不能自理的吴晓峰根本就做不到，因此经常挨饿。盗窃犯王芳逼迫没有语言能力的吴晓峰自己亲口说出“上厕所”三个字，可是吴晓峰根本就说不出话来，这样曾导致吴晓峰长达二十多个小时不能上厕所。有一次因长时间没人照顾她上厕所，她就把尿尿到棉裤里了，盗窃犯王芳不让人给吴晓峰换棉裤，就让她穿湿裤子。
一次出于要陷害吴晓峰的阴谋，刑事犯王芳被警察唆使往吴晓峰被窝里放了一块玻璃。吴晓峰发现后受了强烈惊吓与折磨，精神更加失常。刑事犯赵宝香则一拳把吴晓峰眼睛打成紫黑色，身上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事发后，队长出面维护赵宝香，撒谎说吴晓峰是自己撞门框撞的，并逼所有人做伪证，从此王芳和赵宝香气焰更加嚣张。王芳最终被评为积极份子、优秀劳教学员。
警察经常教唆刑事犯做泯灭人性的罪恶勾当。法轮功学员高国凤否定迫害、坚持炼功，警察让盗窃犯李英杰迫害高国凤。李英杰猛拽椅子，把高国凤摔在地上，当时就把高国凤坐骨摔坏了、卧床不起，高国凤绝食提出见家人上医院检查，要求无罪释放。警察张艾辉、陈丽华等人不理睬，反而把她两手铐吊在两床中间野蛮灌食。在前进劳教所，高国凤有机会就跟警察讲真相、告诉她们“法轮大法好”，队长霍淑萍、吴宝云等人唆使吸毒犯孙博迫害她，抠脸、用拳头锤头、掐脖子、用牙签扎头、扎脖子、薅头发（立刻头起大包）。警察看孙博打得不符合要求，就骂她笨，说她“教曲唱不得！”
一次劳教所劳动收工时，警察沙玉锦听到高国凤喊“法轮大法好”，立刻指使刑事犯梁笑殴打高国凤。梁笑打到累得犯高血压病了，沙玉锦为梁笑找来了药，并说：“吃点药，好了之后，半夜还得折磨她呢。”刑事犯梁笑、李英杰解教回家后，警察又从一大队调来一个吸毒犯人来包夹迫害高国凤。这个刑事犯特意穿一双尖皮鞋，天天踢打高国凤，一脚踢在腿上立即会出现一个黑紫色的肿包，薅头发立即起一个鸡蛋大小的包。
警察周英范指使吸毒犯孙博强行给高国凤穿劳教服，并连踢带打用各种残忍手段折磨她，打得高国凤头脑眩晕、胸闷、喘气困难。到了晚上，周英范指使孙博说：“咱们就折磨她！”没想到孙博下手过狠，将高国凤打倒在地晕死过去，双腿处于瘫痪状。她们把高国凤拉到医院检查，不说实情，又把她拉回二大队后偷偷往粥里下药，怕高国凤死在那里担责任。卫生所警察刘大夫到一大队就造舆论说高国凤脑出血。
在劳教所警察的纵容下，四个刑事犯将不写“悔过书”的法轮功学员方桂兰拉到洗手间，扒光衣服，哈尔滨十二月的天，开着窗户，往身上泼冷水。盗窃犯王芳、王英、赵宝香经常欺负吴晓峰。瘸子王英经常用自己的拄棍戳吴晓峰的后背，赵宝香用手掐吴晓峰，还用手掐吴晓峰的乳头。吴晓峰的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良知的普教犯人都看不下去了，骂赵宝香“不是人，太损了”。有多人多次向前进劳教所副所长叶云反映吴晓峰遭受虐待的事，叶云要么走形式假意调查后不了了之，要么置若罔闻、置之不理。明明吴晓峰脸上有伤，叶云却说：“是吗，我怎么没看见？”
几乎在所有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都流传着这样的感叹：“我以前根本没有这么坏，都是进到这里来把我教坏了！”这是从对劳教犯的人品道德及行为习惯上讲。而更大限度激发这些负面变化的却始于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之后。劳教所的警察几乎向所有劳教人员敞开了可以肆意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大门，想尽一切邪恶的招数给法轮功学员制造痛苦成了一些没有善恶标准、又甘于被洗脑、被利用的刑事犯们的“乐趣”。她们哪里知道，迫害正法正信的修炼者是多大的罪过！她们哪里知道，一时的痛快将换来永远的悔恨和无休止的偿还！而这一切，却是中共恶党发动的这场迫害和参与、执行迫害的劳教所及警察们给她们带来的！
2、侮辱、奴役、邪恶洗脑
劳教所的警察对刑事犯的“器重”其实只是一种临时的利用，她们内心更大程度上是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工具，说难听了就是“狗”。有的刑事犯背后不平衡的时候就说：“我们算什么？不就是管教的狗吗！”由于根本不把这些刑事犯当人看，警察一旦不满意了就肆意谩骂、侮辱这些跑前跑后的帮凶。劳教所打着“教育”的幌子，本该注重对在押刑事犯的品行和恶习予以引导归正，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恶毒、狂暴、仇恨、妒嫉、贪婪）来管制、对抗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坚忍，警察给个别刑事犯充分的施展空间使她们变得更坏、更残忍。而当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不断地感化那些良知尚存的刑事犯，使大部份人都不再助纣为虐时，阴险的警察就采用“株连”的方式来激发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一大队原大队长张波与前进劳教所警察相勾结，每天早晨逼迫法轮功学员必须按她们编好的话谩骂法轮功创始人与法轮大法，并恶毒地称之为“宣誓”。如果发现谁不“宣誓”或声音小，警察们就逼着反复说，否则队伍不解散、或不让睡觉。张波让刑事犯们也跟着受体罚，想以此引发刑事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不满和怨恨。好在大部份刑事犯人都已明白真相，不但不配合警察指使，而且在背地里痛斥她们的恶行。
有一个诈骗犯曾无奈地说：“我在外面时没这么坏，可是在这里不坏不行啊！在队长面前我就得骂人，这样她们才会信任我。不然她们该说我跟你们学‘真善忍’了，该给我加期了，她们手段太狠了。但是我不会被她们利用的，你们法轮功才是好人。”劳教所警察曾经理直气壮地宣称：“你们法轮功不是做好人吗？我们就是要用坏人管你们这些好人！”在劳教所里，普通刑事犯不撒谎不做坏事就没有好日子过。压榨索取、吃喝拿要在管教员对待一些刑事犯身上司空见惯，许多盗窃、涉毒、卖淫等劳教人员为了讨好警察、获得一些方便条件，只好以钱、物进行贿赂，因此，一些警察占便宜成了习惯。还有一些刑事犯就通过打小报告、为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做帮凶来博取警察的欢心，以此换得一点宽松条件。而对于暗中同情和帮助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警察给予严厉制止和谩骂，甚至毒打不愿意配合警察行恶的刑事犯。
在法轮功学员左仙凤被长达一个月时间不许洗漱折磨时，一个有同情心的刑事犯贺清杰很心疼左仙凤，帮她从楼上拿手纸，趁人不注意时又往她嘴里塞了一个山丁果。这事被警察刘畅知道后，刘畅把贺清杰的脸都踢肿了，眼睛打得紫黑，而且那个月的接见日没让她家接见。二队的一个刑事犯王玉华知道了左仙凤被禁止洗下身的遭遇后，顶着巨大的压力给了她一包湿巾，让她擦擦下身。警察刘畅在监控室看见了，跑出来抢走了湿巾，大骂做包夹的刑事犯，并在走廊疯狂咒骂王玉华：“脦瑟什么，显你好呢，她是你妈呀？你心疼她，你……”王玉华47岁，而警察刘畅才34岁，她就经常这样大骂那些比她大得多的老人。
中共劳教所中的普通劳教人员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许多刑事犯由于经历坎坷的原因感情比较淡漠。但由于法轮功学员受到的酷刑过于悲惨，因此在那个险恶的环境中，连自身都难保全的刑事犯看到法轮功学员受难时，甚至常常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转而同情起法轮功学员来。然而，他们的同情心也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警察们遏制了。可以看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丧失良知，连犯人都不如。
除了拉拢、教唆刑事犯当帮凶，警察还随时随地地指使这些劳教人员给她们洗衣服、洗碗，甚至用的全是刑事犯自己的洗衣粉和洗涤剂。有个刑事犯说，“在这呆了一年半，光给管教们买洗涤剂花的钱就有四百元了”。警察安排在食堂的三个人中，刑事犯张英四十二岁，法轮功学员张淑文五十一岁，法轮功学员张玉娟四十九岁。她们早上不到六点就出去，晚上八点左右才能休息，做七十来人的饭，一天天在食堂站着，胳膊累得都抬不起来。如此辛苦的付出，劳教所对她们一点儿奖励都没有，相反要发生什么意外（比如机器烧了），警察还要谩骂、惩戒她们。有一次蒸锅烧了，警察就给做饭的人加了两天期。在邪恶黑窝里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自由，加期的这两天对她们来说就象二十年，是数着秒数中煎熬度过的。即使这样，副所长叶云还说：“不能给现在食堂的人多减期，因为她们净脦瑟，跟我说话时态度不好！”
六、欺骗百姓与煽动仇恨——对普通社会民众的迫害
1、包装造假、伪善欺骗
前进劳教所披着“人性化管理”的外衣，高喊“文明管理、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的口号，实质上却干着违背天理、违背人性、违背法律的罪行。前进劳教所的管理模式对外号称“三段式”，即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开放式管理是指所谓的“社会矫治”，劳教人员可以回到社会中工作生活，只定期到劳教所里报到。目前前进劳教所设立的两个大队中，一大队是封闭式管理，二大队是半开放式管理，而开放式管理只是一种空头理论装饰，还从未对任何劳教人员实行过。劳教所采用的前两种管理方式听起来好像宽松程度有所不同，其实在对坚守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没有丝毫的差别。
对于中共恶党和它的暴力工具来说，“一边当婊子、一边立贞节牌坊”的话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却是它们的真实写照。因为“骗”是中共恶党的基因之一。《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说：“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可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前进劳教所乃至所有中国劳教所黑窝的基本事实。
前进劳教所的欺骗之坚决和彻底，几乎连身份和名字都要伪装起来。据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四日报道：“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改名为哈尔滨市前进劳动教养学校，现关押60多人，法轮功学员有50多人，普通劳教人员10余人，共七栋楼，占地面积上万平方米。‘校长’王亚罗等邪恶警察不断采取各种形式从省市骗取拨款，粉饰这个充满欺诈和奴役的黑窝，毫无人性的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连被警察打断腿的贾兴华、高位截瘫的刘雅琴等很多伤残人员也不放过。”这个被改头换面的“学校”，在二零零七年七月末就与某图书馆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借书”仪式，可到十月末也没能借到书！不知是对方不借给还是本“学校”不想借，无论如何，是“学校”还是“监狱”谁都心知肚明。
为了宣传“学校”生活的“美好”，过年前，队长和管教们还强迫法轮功学员给家里写信，按照她们的意思共同造假、美化劳教所。警察甚至规定不写的不让睡觉，简直荒唐至极。结果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大部份学员抵制。
中共恶党利用谎言欺骗和精神控制形成了一种邪恶而矛盾的怪圈，深陷其中的人们难以自拔，渐渐地习惯、适应，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各级邪恶机关之间的互相伪装、互相欺骗、互相隐瞒、互相包庇是一种“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典型状态，所谓“面不改色说假话”、“认认真真走过场”就是鲜明的写照。法轮功学员们被强制一次次参与造假的全过程：在卫生所要申请变成卫生院的考核中，在迎接省里的“达标检查”中，老年法轮功学员们一次次地被警察指挥着搬动家具布置假现场、再拆除假现场恢复原貌……尤其当这种伪装和欺骗是为了达到掩盖真相、欺世惑众的罪恶目的时，警察头头们就更加精心设计和卖力指挥。这一切，看似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完全是处心积虑、用心极为险恶、；看似小儿科、荒诞可笑，实际上却真实地起到了迷惑世人、洗脑放毒的作用。
前进劳教所一贯用“伪善”来欺骗社会、欺骗世人。实际上，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在直面她们的真实嘴脸、承受她们的真实暴虐。但是，这一切是世人无从了解的。在这里，法轮功学员有机会间歇性地观看警察们虚伪、丑恶的表演，而这些都发生在各种“检查”来临之前、当中、之后。对刑事犯和法轮功学员，警察不讲法律、不讲人性、不讲人权，无论生活行为还是生产劳动，一切都是高压、强制。警察宣称，“我们就是暴力机关，我们有的就是强制手段！”而当检查团或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到来之际，整天满口污言秽语的队长和管教们齐刷刷地变成亲切而文明的优秀警察。
在检查和参观的人群面前，警察们一个个冠冕堂皇，生动讲述这里如何实现了“无重大狱所内案件、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四无”目标。警察大概没有意识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正是“重大所内案件”！警察不顾老年法轮功学员的病苦、强制她们超时、超负荷奴工生产致使多人犯病、昏倒，正是“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在各种被检查、被参观、被考核的“外事”活动中，警察公开引见早有准备的刑事犯“现身说法”，为警察们的“感人事迹”和劳教所的“美好生活”唱赞歌。检查团要找来谈话的刑事犯，也都是劳教所队长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所谓“表现好”的人，那些敢说真话的“表现不好”的人，都提前被警察藏到地下室、库房等难以光顾的地方去了。
对社会的欺骗渗透在劳教所与社会之间的所有接口上，包括奴工生产的产品质量。警察堂而皇之地命令给被苍蝇和老鼠光顾过的牙签、咖啡棒、热狗棒贴上“高温消毒”或“卫生”字样的标识，而不但分拣、包装这些用于食品加工的原料产品的车间没有消毒设备和消毒工艺，甚至从事生产的“工人”们连手都没有时间、没有条件洗，更不要工人们洗澡更衣这些奢求了。
为了在面子上过得去，劳教所也实施一定程度的所内互相欺骗。其实这种“欺骗”并不是真的欺骗，而是全所管理策略协调的结果，因此只是一块大家都心领神会的遮羞布。比如，监控器的安装就暗藏玄机：所有的监舍（甚至厕所）都安有监控器，但是单独把地下室空出来不安。这样，平时很少有人光顾的地下室一下子就成为“用武之地”，队长和管教吊挂、吊铐、毒打法轮功学员就更加随便，所里面的监控画面也不至于太“血腥”。而一旦外面有人参观，藏在地下室的“被严管”对象也不会被发现。
二零零八年初，一队大队长张波天天上三楼骂法轮功学员、骂法轮功创始人，还给车间多加生产任务，劝她也不听。她天天去车间看着，晚上九点也干不完活，还有人拿到宿舍继续干，大家疲惫不堪，为了制止迫害，三楼张淑云、李文俊等五位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几天后，出于报复心理的大队长张波私设刑堂、酷刑折磨这几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因为室内有监控器，她就把李文俊、张淑云等人拖到地下室毒打、上大挂，残暴的迫害致使吕慧文的大便都拉到裤子里了，打完不但强行让去车间干活，还多加了许多生产任务。
由于中共恶党经常搞形式化的“检查工作”或“参观教育”，因此副所长叶云、科长常淑梅造假非常有一套。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妇女节”，电视台来录像作宣传报道。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带到三楼，四人围坐一张桌，桌上摆上瓜子。在等待被录像时，学员们真的吃起了瓜子，科长常淑梅非常生气，叫学员把瓜子皮从垃圾筒捡回来放桌上，又把学员们接见时家里送的面包、香肠摆在桌上为她们装样子。大队长张波强制法轮功学员做奴工，不管年龄大小完不成任务就拿回监室干到夜里两点多。上级单位检查的时候却把干活的工具都藏起来，命令大家如果有人问就说一天干五、六小时活，其实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副所长叶云还曾叫管教把学员带到操场玩游戏，她在旁边拍照后拿去作虚假的宣传。
造假是全方位的。每次来检查团，劳教所里的大小头目们都会忙成一团。监舍里的一切看起来井井有条，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清楚这一切都是“布景”和“道具”：行李是假的，一条薄被子罩上统一的被单后叠得整整齐齐，而更多真实的被褥却都藏到地下室；衣柜是装饰性的摆设，平时不允许也没人敢往里面放衣服；洗漱间、厕所清理一空，拖把、撮子、笤帚、垃圾桶、抹布统统都藏地下室；学员自己的脸盆也被藏到地下室，在楼上的床下摆着的是所里统一买的盆，盆里有崭新的毛巾、香皂、牙具盒、牙膏、牙刷。为了显得真实，检查团进所的当天早上把毛巾都要弄湿叠成方块；只等检查的人一走，所有的道具立刻都被收起来预备下次迎接检查时再摆。
如果随着检查团在前进劳教所里走一圈，可能真的有人会留下一些“人性化”的印象。劳教所对外公布的食谱非常丰富：鸡、鱼、肉、蛋、菜俱全。菜谱上的菜明晃晃摆在食堂菜厅里，冰柜里也有满满的鸡、鱼、肉，库里也摆放着几十桶油。然而，这些丰富的食品原料都是迎接检查用的道具，谁也不许真的拿去吃。菜厅的菜只能看着烂了扔掉，冰柜里的肉已经冻了一年了，这些变了味的硬肉除了给“半开放”的炒菜时放几片外，只能在年节时在菜里见到几片。做的花卷不放油无法出层，警察想出“绝招”，用玉米面代替油，远看黄澄澄的很象油。
2、掩盖恶行、全民洗脑
前进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举动一直是在省、市“六一零”和劳教管理处的操控下。“六一零”责令劳教所所长、队长亲自主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洗脑，以“转化率”来评比先进单位。为了迎合上级要求，劳教所经常编造“所有法轮功学员已经全部转化”的假报告。在这一点上，劳教所和全体警察也算是费尽心力。每次来检查，藏匿“不老实”的那些坚守信仰、敢于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成为难题。
有一次上边来人检查，大队长霍淑萍怕法轮功学员高国凤喊“法轮大法好”，就把高国凤拽到没有监控器的屋子里，把她摁在椅子上，用毛巾把嘴堵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察隋雪梅、李佩环拽着高国凤的胳膊往下压，警察吴金秀坐在高国凤的腿上堵住她的嘴，高国凤被压得喘不上来气。警察以为这样就能得逞，没想到当检查人员路过门口时，高国凤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警察隋雪梅立刻吓得心脏病发作。一边编造谎言、一边迫害法轮功，一边掩盖真相，恶人是多么的心虚！
虽然劳教所从所长到管教都知道没有几个法轮功学员被真正“转化”，然而，他们对上级汇报时还是要象当年恶党“大跃进”、“放卫星”一般信口开河地吹嘘如何“成功转化”法轮功学员，如何创造了“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对此，上级机关听之任之，因为他们也需要这种“大好形势”来佐证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政策的胜利。为了伪装的真实，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都是必要的，这又推动者警察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又一个“任务”：撰写“劳教日志”、“改造纪实”、试题等假文字。二零零九年六月，警察杨国红弄虚作假，叫大家在一楼写材料，写不完不准上厕所，更不准睡觉，大伙干了一天的活，写完都快半夜了才让上楼睡觉。
然而，这种虚假的造势确实起到了“生动”的展示作用，任何被邀请来参观劳教所的人都可能产生某种“真实”的认同感，而这种良好印象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向社会扩散，极大地掩盖常年发生在劳教所里的真实罪恶和血泪乃至生命凝成的迫害现实。这种效果，正是劳教所刻意要营造的，在这种伪善的“大好形势”的包装下，警察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行恶了。而所有被欺骗了的民众，其实都成为谎言的受害者，同时有可能无意间成为替恶党的迫害唱赞歌、涂脂抹粉的帮凶。尤其听到法轮功学员“百分之百转化率”的谎言，个别不明真相的人很可能联想起“教育、感化、挽救”的谎言，将这当作真实发生的动人故事。他们哪里能够想象“转化”那种群体灭绝式的暴行。可见，这种造假欺骗是对正义与良知的荼毒，也是对民众知情权、知真相权的迫害和迫害！
为了逃避迫害好人的罪责，为了抵消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揭露前进劳教所警察的恶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劳教所煞费苦心地通过演戏来欺骗媒体，进而达到欺骗全社会的目的。在上文说到的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黑龙江日报《“三八”节走近女管教》的报道中，被明慧网高频率揭露的恶警大队长张波完全以一种 “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多年来，张波像父母、像医生、像教师一样对待每一名劳教人员。劳教人员生病时，张波及时给她们送去药品；劳教人员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时，张波将自己的工资给孩子们寄去……一位劳教人员家属说：‘张队长的行为，使我认识到真正的好人是民警。’”其实，哪怕只经历过一次迫害，任何人都会对这篇报道的赞美包装之离谱感到震惊。我们不能责怪记者，因为恶党已经把前进劳教所警察的撒谎能力训练的很纯熟。记者哪里知道：如果说恶警张波“像父母”，那只能是狠心的继父继母；“像医生”，倒像是活摘器官的魔鬼医生。至于赞叹“真正的好人是民警”的所谓家属，就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状态下说出来的这句话了。
在法轮功真相已经尽人皆知、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正义声音质疑和抵制的今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越来越变得躲躲藏藏、不敢公开。在这种现实下，警察利用媒体对自己的歌颂已经不再提及在“转化法轮功”上的“贡献”了，因为“转化是迫害”的真相已经深入人心。警察再没有底气象十年前一样大张旗鼓地为“转化”唱赞歌了，为自己作为“恶警”而“挽回形象”的方式也变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三八”节走近女管教》的报道中，劳教所为了利用媒体给恶警林顺英洗清“罪名”、求得民众同情，除了夸赞无私奉献之外，还用心良苦地诱使记者抛出了那句“……已经多年来，她接到的电话恐吓、信件威胁也不计其数……”。是否有真的恐吓电话和恐吓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中，一定会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本着善心给她写信讲述真相、好言规劝她停止行恶；也一定会有很多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花自己的钱给她打来劝善电话，为的只是让她及时醒悟，留给自己一个无悔的未来。假如警察林顺英把这些劝善之言也当成“威胁”和“恐吓”，那也只能说她跟着恶党走得实在太远了。
当高调洗脑、自我歌颂变为低调诉苦、博取同情之后，警察的内心也越来越多了一份对未来惩罚的恐惧。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恶警在肆无忌惮的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威逼、欺骗、利诱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签订《帮教协议书》。这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寄托了警察们在大审判的恐惧中获得解脱的一个希望：我们是“协议用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自愿接受”酷刑！
伪善是装出来的，而伪装是很累的。因此，当检查团的人一走，警察们拿出“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本事，瞬间恢复满脸的不耐烦和满嘴的尖酸、恶毒，继续开始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折磨好人。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再次随时可能无故的被警察和恶人拳打脚踢、揪头发、坐刑椅、上大挂、打耳光、关小号、电棍电、木棍子打、毫无人性的灌食、讽刺挖苦、欺负侮辱、玷污人格和尊严，强迫做各种奴工活等等。前进劳教所的警察们也继续纵容恶人偷、抢、拿、要劳教人员甚至法轮功学员的私人物品，不得逞就以各种形式报复或往死里打。有的刑事犯说前进劳教所是“活人的地狱”，而在劳教所所长王亚罗的眼里这是“人性化管理”。
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祁金玲，四十八岁，在前进劳教所二大队遭管教丛志丽毒打，头部受伤，生活不能自理。二零零八年二月四日，省里来检查安全问题，伤病在床的祁金玲被警察派人藏到车间北面小屋，检查走后，才又被扶回队里。走到楼口时，大队长霍淑萍对祁金玲说：“过完初三，你就和大家一样干活，你要不干，就按伪造病情、逃避劳动处理，给你加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