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杨学贵自述遭受八年冤狱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原本是结束八年冤狱,父子团圆相聚的日子,我却又被非法劫持到龚家湾洗脑班,再次遭受打击的父亲,由于忧伤过度,不幸去世。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在母亲一再要求下,我终于脱离魔窟,回到家中。面对父亲的遗体,我泪如雨下,八年冤狱,我们父子只见过一面,是在邪恶监狱的接见室……

我叫杨学贵,今年四十八岁,甘肃省兰州市人,原在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上班。一九九五年十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肝病,将我带入了死亡的边缘。就在这时,经朋友介绍,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短短一个多个月,病症就神奇的消失了;两个月后,我完全恢复了健康,我和我的家庭得到了重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作为一名修炼大法的亲身受益者,为了对大法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元旦和二零零零年七月先后两次进京上访,但都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冤判八年重刑,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金昌市看守所、兰州市皋兰县看守所、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甘肃省监狱医院(对外称康泰医院)、兰州监狱、临夏监狱、龚家湾洗脑班。直到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才回到家中。

进京上访遭拘留

二零零零年元旦,我与兰州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行十多人到北京上访。早晨十点,我们刚刚拉开“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立刻遭到广场巡逻的公安和便衣警察的围殴和绑架。警察将我们劫持到天安门分局,抢走我们随身带的大法书籍,然后将我们关进了安装了铁栅栏的房间里。几个年轻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连老人孩子也不放过。

下午三点多,由兰州驻京办“六一零”(凌驾于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将我们劫持到兰州驻京办。三天后,单位来人协同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警察把我们劫持回兰州。在七里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席明杰等警察强行勒索了我们七名法轮功学员的八百多元现金,然后将我们直接关押到七里河晏家坪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和几个同修第二次进京维护大法。走上天安门广场后,我们拉开了准备好的横幅,广场的警察和便衣立即象发疯般的冲向我们,又打又抢。我们又被绑架到天安门分局。下午四点多,我们被劫持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

七天后,我们被兰州市驻京办“六一零”劫持到兰州驻京办非法关押,后由市二院保卫科长马福林、总务科长李毅将我劫持回兰州。第二天下午,由马福林、李毅将我交到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后转押到兰州市桃树坪拘留所十五天。

绑架、刑讯逼供、非法关押

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在甘肃省金昌市河西堡镇我租住的房子里,被金昌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到金昌市看守所。四天后,我被戴上手铐脚镣,由甘肃省公安厅的四名警察劫持到省公安厅,交给兰州市国保大队警察魏东。再由魏东等一伙警察将我直接劫持到皋兰县看守所秘密关押。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

到皋兰县看守所的第二天晚上,魏东等三人,将我从看守所带到了皋兰县宾馆三楼的其中一间客房里,再铐上脚镣后,三人开始赌博。第二天下午,三个人睡醒后,开始对我刑讯逼供,逼问我兰州等各地的大法真相资料的来源……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魏东一伙又将我从看守所带到了皋兰县宾馆三楼的那间客房里。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自称是白银市国保大队的警察,逼问我是否与白银市法轮功学员有来往。看我不配合,就将原先铐着的右手从肩膀头上拉到背后,使两只手成上下反背铐在一起,进行刑讯逼供。

在皋兰县看守所被秘密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我开始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绝食到第三天下午六点多,警察魏东和市二院保卫科长马福林、总务科长李毅和司机杨祯义,用市二院小车将我从皋兰县看守所劫持回市二院,秘密关押在一栋闲置的,将要拆除的旧楼二层内临时特设的房间里,用手铐、脚镣将我铐在床头,由一警察和市二院保卫科雇来的保安二十四小时看管。一周后,在魏东等一伙警察与医院党委、纪委、保卫科密谋后,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将我绑架到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关进了四队四号的严管室迫害。

在臭名昭著的西果园看守所,牢头狱霸们在恶警的指使下,疯狂的迫害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除了被监视一举一动外,还要强迫做苦役,稍有怠慢便是拳脚相加。如果完不成所谓的生产任务,等到晚上点完名进到号室以后,轻则遭到训斥和辱骂,并将白天没干完的活继续干完才能睡觉。重则就会遭到牢头狱霸们花样繁多、手段残忍的各种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和张晓东、蒋春斌商量后,决定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邪恶对我们长期的非法关押和迫害。绝食到第三天下午,卫生所警察杨临泉领着卫生所的一帮犯人来到四队。主管警察张连生命令犯人把我从二号室里拉出来,按在院子中间放着的坐垫上,然后集合四队所有的关押人员围成一个圈,观看给我强行灌食的整个过程。杨临泉指挥卫生所犯人取来一个塑料饭盒,往里倒了50克的奶粉,然后又让拿出整袋食盐,撕封后倒入了约300克,后用热水搅拌溶化。张连生命令犯人将我按倒,卫生所犯人开始强行野蛮灌食,胃管在鼻孔里往复多次来回穿插,一旦插入气管就要故意停留几分钟,憋到我气喘不上来,痛苦到脸色发青时才肯罢休。将超浓度盐奶粉灌入身体,胃本能的作呕使毒奶粉从嘴里往外涌,憋堵的根本无法呼吸。管子刚一抽出,灌进胃里的液体,一下子就全部从嘴和鼻子里喷了出来。

闪电式庭审、“公判”丑剧

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上午十点,中共邪党七里河区法院审判长付宏观,代理审判员刘克斌、张恩家,书记员罗亚丽及七里河区检察院检察员屠珠明、于福林来到监狱医院,在医院住院部过道中间十平米的警察值班室内,对我进行所谓的“公开”庭审。整个开庭时间没超过二十五分钟,完全是走形式,走过场。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早上七点半,七里河区两个法警来到监狱医院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将我劫持到兰州市七里河长征剧院,进行所谓的“公判”。

到了长征剧院,我被架到后台的化妆室。那里已有七名法轮功学员,双手都被反铐,坐在凳子上。大概九点,我们每个人由两个警察架着进到会场。整个剧场里坐满了邪党政府部门下达指标硬性派来的观众。当邪党不法人员开始宣读所谓的判决时,我们八人几乎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无罪……!!!”

大法弟子响彻洪宇的正义呐喊,吓呆了邪恶,惊呆了世人。慌乱中,中共不法人员赶紧指使站在我们身后的警察掐脖子。观众看到这荒唐、滑稽的场面,台下一片哗然,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继而议论纷纷:法轮功真了不起!还是法轮功有胆量!看来法轮功真是被冤枉的……

回到监狱医院我才知道,被非法重判八年。

监狱里的罪恶

在监狱医院关押期间,我拒绝打针吃药。管理科长徐某某就以安检为名,抢走了我的宝书《转法轮》。当我到病区走廊出口的大铁栅栏门前高喊:“还我大法书!还我大法书!”徐某某就指使犯人监督岗,用手铐将我铐在了病床上一多个星期。在监狱医院住院期间,家人先后给西果园看守所交住院费累计达一万六千多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市二院纪检主任陈荣和保卫科长马福林来到监狱医院,说是代表市二院给我送来了两份红头文件让我签字,一份是医院单方将我除名,除名借口是:因我修炼法轮功和被邪党判刑。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两点半,监狱医院刚一上班,犯人监督岗就哄骗我到值班室接见。刚进值班室,迎面冲过来一个警察,说要带我到一楼体检。我说不去,话音未落,室内四、五个警察(其中就有四队主管警察张连生)一拥而上,将我扭摔倒地压住,砸上背铐就往一楼抬。强行抽血、拍片后,再砸上背铐,塞进车里就往隔壁的兰州监狱方向驶去。一路上我一直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车停在兰州监狱门口,警察办完手续后,随车上来了兰州监狱狱政科长张全明,冲我恶狠狠叫嚣:“进去后有你好受的……!”

车驶进监狱刚到禁闭室门口,一下就冲过来了几个早已得到指令的犯人,一拥而上,拉开车门,七手八脚将我从车里往外拽的同时,拳头、巴掌就向我脸上、头上重重地袭来。强行拽下车后向前拖的过程中,暴拳飞脚雨点般的就倾泻而来,直到我被打的在地上不能动弹时才罢手。然后将我全身衣服扒的赤身裸体,把早已准备好的囚服往我身上套,并拿过来镣铐开始砸镣。院子里除了这几个打我的犯人外,还有一群狱警一直站在旁边观看着。

(1)戴“土铐”

手铐和脚镣都是兰州监狱里自制的刑具,又大又厚又笨重,犯人们管这叫“土铐”。手铐是用厚0.6-0.8公分,宽6公分左右的扁铁制成,双手腕前后叠加成抱胸状被套住之后,将两铁环接口铆死,双手固定成一个整体。脚镣是用直径3.2公分的螺纹钢做四个环,两个一组上下重叠,两环上下焊成一体,铐住脚腕后用铆钉将铁环两头铆死。两只脚铐之间的链环,是用直径1公分的钢筋制成,又粗又重。手铐脚镣砸上后,再用一根长约10公分的铁丝,将手铐和脚镣串在一起拧死,监狱里叫“全刑”。这种刑具戴时间长会导致人终生伤残,甚至被索了性命。

我被几个犯人按住,强行戴上“土铐”后被拖进一间约3平方米的禁闭室放风场。西北十一月的天气,寒气逼人。下午五点多变天了,寒风中夹杂着雪花开始飞舞,预示着严冬的到来。穿着布鞋和线衣线裤铐在风场水泥地上,我的身体不住的颤抖,冰冷的镣铐更象一张嗜血的大口,一刻不停地贪婪吮吸着我身上的热量。晚上七点左右,雪花往脸上和脖子里钻,风场中央就剩屁股坐着的地方还是干的了。

九点半,看管禁闭室的犯人打开铁栅栏门,叫和我关在一起监视我的刑事犯,从外面抱进来一堆破烂棉絮,分别铺在禁闭室象屋脊一样的石床和过道里。铺完后,又令犯人将我从风场拖进禁闭室的过道,由于过道空间实在狭小无法进去,只好将破棉絮从过道里抽出来,往大便的蹲坑上一铺,就让我卧躺在大便蹲坑的破棉絮上,然后又往身上盖了一个破棉絮睡觉。早已冻僵了的我蜷缩成一团,身体不停的抖,半夜被脚趾头疼醒,知道是脚趾头已被冻伤了。就这样一连九天八夜。

(2)穿“铁马甲” 转监

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晚上八点,兰州监狱的一伙警察,在监狱医院犯人监督岗的配合下,冲进病房将我扑倒在床上,双手反背铐上手铐,由四个警察强行将我抬上一辆面包车后,直接开进了兰州监狱,停在禁闭室门口。一名警察指挥犯人打开手铐,将事先准备好的铁马甲给我穿上。铁马甲是用宽4公分、厚0.6公分的扁铁做成的,类似人骨架形状的刑具,有合页可以从背后打开,四个锁孔,用于调节松紧度和锁子锁住铁马甲,最下边腰胯一圈的扁铁上分别焊有两只手铐,用于铐住固定双手,人一旦被穿上铁马甲,根本无法起身和活动。

我被铁马甲套住在地上坐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门外传来汽车声,指挥犯人给我穿“铁马甲”的警察走了进来,叫犯人把我架上车。两个狱警将我夹坐在最后一排车座上,汽车就驶出了兰州监狱。去哪里?干什么?不知道,整个过程显的异常诡秘和恐怖,就象在看守所里见到的,犯人被押赴刑场处决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几个小时后,车驶进了离兰州一百多公里的甘肃省临夏监狱。车上警察对临夏监狱教育科长段小和谎称:“杨学贵要自杀,把他的手铐脚镣戴着,别卸。”我被从车上架进了禁闭室,段小和看到我身上的“铁马甲”,觉得挺好,很感兴趣,就立刻找来犯人看式样、量尺寸打造一副。临夏监狱安排了十四个犯人分成三个班,每班四人,前后左右坐着把我围在禁闭室地中间。剩下两个犯人,一个做饭,一个负责配合警察管理。第二天一大早,就将打造的“铁马甲”给我穿上了。

二零零五年元旦过后,警察为了阻止我炼功,指使犯人又给我穿上“铁马甲”。穿上铁马甲后,犯人们将我放倒躺着,人根本无法坐起来,包夹犯人围着看守我。

(3)野蛮的灌食

我开始绝食抗议临夏监狱对我的迫害。绝食的第四天下午四点多,禁闭室院子里忽然进来一帮警察,其中有狱政科长李培录、教育科长段小和、卫生所长,还有两个临夏县医院的护士。段小和指挥犯人把穿着“铁马甲”的我从禁闭室抬出,按倒在院子中间,强行鼻饲灌食。我坚决不配合,折磨了二十多分钟,两个鼻孔被来回换着插,胃管不是从左鼻孔进去右鼻孔出来,就是从嘴里出来或插进气管里。由于胃管不停的在鼻腔和嗓子里来回戳,插的我不断的呕吐,痰、鼻涕、眼泪擦完了一卷卫生纸……灌完后,护士并没有拔出胃管,而是把胃管管头用胶布粘在了我的额头上。为下次灌食方便。

由于穿着“铁马甲”,无法拔掉插在胃里的管子。到了晚上,嗓子肿痛,胃里翻江倒海,我开始呕吐,胃液吐完了吐胆汁,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已精疲力竭,身体非常虚弱,脸色十分难看。我要求他们给我拔掉胃管。监狱就以此要挟我,先答应吃饭,他们才肯拔出胃管,卸下“铁马甲”。

(4)泡沫包装的禁闭室

其实,真正更大的迫害阴谋才刚刚开始,监狱将两间禁闭室打通变成一间,五平米大小,四周墙壁和水泥地都用泡沫物填充后,再用帆布包裹起来。禁闭室的两个对角和院子里都装有监控器。与此同时,还特定制作了一张死人床。找来一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犯人,按照胳膊两道、上身两道、下身三道,在床板上加装了绑人的皮带,专门用来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

十天左右,这间特制的禁闭室就做好了,经过监狱检查验收后,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左右,禁闭室院子里来了很多警察,自然少不了狱政科长李培录、教育科长段小和及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炼。李培录让围着我坐着的犯人,把我从禁闭室里架到院子中来,打开手铐和脚镣,让另外几个犯人,把我的被褥抱进特制禁闭室内铺好,然后将我架进这间临夏监狱特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精心设置的,而且是只关过我一个人的特殊禁闭室。我被架坐到铺在地上的被褥上,环视了一下这间专门为我精心设置的狱中之狱:两个气窗又高又小,两盏低压灯泡发着昏暗的幽光,阴森恐怖的环境,神秘得意气氛令人窒息。当两个架我进到禁闭室的犯人刚被叫出,这扇特制的大铁门就“哐啷”一声,被重重地关上了。

放风视情况和天气而定,由教育科副科长陈某某、狱政科副科长或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炼决定。放风时,先让包夹犯人将我从禁闭室放出,团团围坐在院子中间后,警察以闲谈交流的方式摸底攻心。

(5)第二次捆绑灌食

为了抵制这种迫害,五月十三日,我开始绝食。绝食到第四天下午四点左右,教育科长段小和、副科长陈某某、监狱卫生所长,带着县医院的大夫、护士来到禁闭室,让犯人把我从禁闭室里架出来,放到院子中间事先按照我身高尺寸订做好的死人床上捆住,由犯人按住头开始灌食。因为被临夏监狱用鼻饲迫害过一次,知道胃管留在嗓子里的痛苦滋味,所以坚决不配合,不让胃管插进身体里。四十多分钟过去了,护士看到胃管实在难以插进去,就说:累了休息一会儿再插吧!听到此话精神稍一放松,胃管就被猛然一下给插进胃里去了。注入了500cc牛奶后,就让犯人把死人床上绑着的我抬进了禁闭室,放在地中间,由包夹犯人看着。

晚上七点左右,我趁犯人不注意,抽出了被皮带捆绑着的手,拔掉了粘在额头上的管头并抽出了胃管。包夹犯人发现后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了值班警察和教育科长段小和。段小和将所有包夹犯人叫到办公室开始训斥痛骂。看到这种情况后,我让犯人叫来段小和说:“是我趁他们不注意时自己拔出的胃管,与犯人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责骂他们了。”带着怒气沉默了很久的所谓“教育”科长说:“你让我怎么给监狱交待呢?”

(6)写公开信

六月初,我在这间禁闭室里已经被关了快两个月了,为了制止监狱这种对我无理的邪恶迫害,我要来了纸和笔,在包夹犯人的监督下,向监狱写公开信,告诉他们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是因为妒嫉而迫害法轮功。善恶必报是天理,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子孙后代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要听信谎言而诽谤佛法、迫害法徒。历史上对基督徒、佛教徒迫害而遭恶报的实例还少吗?人为什么就不能从正面吸取教训!非要等到报应落在自己头上而无助呢?!公开信交上去了,可我仍然被关在这间特制的禁闭室里遭受着迫害。

(7)第三次捆绑灌食         

七月二十日,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为了继续抗议对我长期关禁闭迫害,我开始了第三次绝食。绝食到了第四天下午,同样由李培录、段小和、卫生所长陈某某、祁百炼等一帮警察和县医院的一个大夫、两个护士,来到了禁闭室的院子里。将我从禁闭室里抬出来,捆绑在死人床上开始灌食。由于有前两次被迫害的经历,这次更不会配合邪恶,管子插了四十多分钟还是没有插进去。这时大夫对警察说:“医院有事要开会,我们得回去,明天再来插胃管。”说完大夫就让犯人把绑着我的死人床立起来,捏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张口呼吸,然后就用针管吸上牛奶,站在很远的地方往我嘴里喷了些牛奶,就算完事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不到,昨天到场的所有警察和县医院的两个护士就来了,把死人床上的我抬出禁闭室,放在院子中间,开始鼻饲插管子了,两个鼻孔来回插,插的我不断地呕吐。五十分钟时,两个鼻孔就开始流血了,很多警察都不忍心再看,悄悄的从院子里溜了出去。只有狱政科长李培录站在旁边对两个护士说,今天就是把鼻子插烂也要把管子插进去!说完后也躲到办公室从监控器中看去了。插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已无力反抗了,鼻腔和嗓子都被胃管插的疼木了,听到护士说插进去了。灌注了500cc牛奶后,死人床上的我就又被抬进了禁闭室。

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炎热无比,被改造包装过了的禁闭室内,温度更是高达40℃以上,坐在死人床边包夹我的犯人们都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时不时的要到院子里水龙头上冲凉,用湿毛巾在擦汗。我穿着线衣线裤被捆绑在死人床上,胸口、手心、脚心燥热无比,由于第一次被捆绑在死人床上时,手从皮带里抽出来拔掉了胃管,所以这一次所有捆绑的皮带都勒的很紧,只有头还能左右转动一下。

(8)剥夺家人探视

迫害期间,监狱还停止了我家人每月一次的探视。家人在得不到我是死是活的音讯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了向相关部门上访,反映临夏监狱长期将我关禁闭,违法剥夺家属的探视权等。由于家人坚持不懈的奔波努力,在好心人的同情帮助下,被绑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绝食抗议了二十五天的我,终于允许和家人见了面。

当包夹犯人,打开绑在我身上的所有皮带,将我从死人床上抬下来时,我变成了一根冰棍,直挺挺地躺着不能动,仍是被绑着的姿势。犯人们开始给我活动僵硬、麻木、无力的身体。活动了好一会儿后,警察就让犯人架着我往接见室去,这是我在临夏监狱第一次到接见室和家人见面。让我提前在椅子上坐好后,才允许家人进来接见,目的是怕家人看出我被迫害的不能走动的样子。四个犯人将我团团围住,两个犯人从后面按住两个肩头,一个犯人手里拿着话筒让我和家人通话。家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叫犯人把话筒给我,让我自己拿着话筒说话。犯人扭过脸去看了一眼警察,警察点头同意后,就把话筒交给我。我的两个手臂在腿上垂直放着,自己根本无法抬起来。为了不使家人难过,我让包夹犯人从接见台下将我的胳膊抬起扶上来,从肘部支撑住我,吃力的拿着话筒,勉强支撑到接见完毕。

(9)第四次捆绑灌食

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是被临夏监狱关禁闭迫害了五个月的日子。为了抗议邪恶对我的长期迫害,我开始了第四次绝食。四天后,仍由李培录、段小和、卫生所长、祁百炼等一伙警察,带着县医院的两个护士进到禁闭室院子里,如同上两次一样,我又被捆绑到死人床上,开始灌食。一个多小时的鼻饲,任由胃管在鼻腔、口腔、气管里穿梭,最后在我力不从心时,胃管被插进胃里去了。500cc牛奶灌完后,把管头往我额头上一粘。

第三天下午,犯人大夫灌食时,牛奶却很难灌进去了,往出抽胃液也只能抽出一点,胃管不通了,犯人大夫随便象征性地灌了一点就回去了。第四天上午,卫生所长来到禁闭室,警察怀疑可能是犯人给我偷吃了什么东西,才使胃管被堵塞的,就用一根细铁丝往胃管里捅,捅进留在鼻子里的胃管中时异常难受,感觉不是往鼻子里捅,而是在往心上戳,最后实在无法再往里捅了,才将铁丝抽出来转身离开了。下午四点多,犯人大夫来灌食,给包夹的犯人说,所长说了能灌多少算多少。

绝食到第十八、九天的一个早上,李培录领着一帮警察进到禁闭室内,问我还绝不绝食了,我说不想绝了。李要我答应以后不再绝食,就可以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下来,我说今年不想绝食了,以后我不知道,李培录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走了。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卫生所长进到禁闭室,站在死人床边开始给我拔胃管,当管子抽到多一半时,感到有什么东西被从喉咙提到了鼻腔,顿时头象要炸开了,揪心的痛苦和难受,可能是阻力太大,卫生所长的手稍稍停顿了片刻,然后猛的一拽才将胃管拽出来,同时鲜血也从鼻孔里喷涌而出。卫生所所长提着拔出的胃管,拿到水龙头上去冲洗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胃管堵塞,等把管壁上的粘液物冲洗干净后,看到插进胃里的胃管在胃的蠕动下,管头自己在胃里打了一个结,所以才使牛奶灌不进去的。

(10)放诬蔑大法的录音

十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进来几个犯人将我的被、褥、枕头全都抱了出去,放到院子的台阶上,然后在门口摆了一张炕桌,桌子上放了一台大录音机。不用想就知道邪恶要干什么。果不其然,当一切都准备好后,犯人们将我拖到地中间围着我坐下,放起了侮蔑诽谤大法的录音,音量特别大,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播放到中午十一点半,再从下午二点播放到五点半,晚上七点半播放到十点。十一点半以后,才把铺盖卷拿进来让我休息。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铺盖卷就被抱出了禁闭室,等到八点警察一上班,犯人们又将我拉到地中间围着坐下。这次警察给了犯人们一个便携式手提高音喇叭,让犯人们直接对着我的耳朵轮流念诬蔑大法的诽谤文章。第三天,我试图撕抢邪书和用头撞击对着我耳朵的高音喇叭。由于喇叭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在念,所以我一摆头,高音喇叭的另一头就碰到了犯人的嘴唇和牙齿。拿高音喇叭念的犯人以后就离我远一些了。这种迫害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

(11)完全脱像、再次入监狱医院

五个月来,由于邪恶的迫害,我被摧残的整个人完全脱像,身体状况非常差,双腿肌肉萎缩,自己根本无法站立和行走。家人一直在外面奔走呼救,揭露临夏监狱的暴行。迫于压力,临夏监狱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将我送到监狱医院住院。

当临夏监狱包夹用轮椅将我推过警察值班室时,正碰到管理科长徐某某站在值班室的窗前,徐就问:“这个人是哪里送来的?叫什么名字?”值班警察看了我一眼,说:“是临夏监狱送来的,叫杨学贵。”徐一听到是我,扭过头来看着我说:“杨学贵还没死?”

(12)拳脚雨点般似的袭击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警察走过来对我说:“我们是兰州监狱的,现在要把你带回兰州监狱。”我说:“我不是犯人,哪个监狱也不属于我,我不去,我要回家。”话音没落,以兰州监狱十一监区副教导员蒋玉岩为首的一伙按着肩膀,车就往兰州监狱里开。到了十一监区,警察一喊,从楼里跑出来一帮犯人,将我抓住抬起来就往楼里走,进到二号室,六、七个犯人将我压倒在地,拿出推子就开始给我剃光头。头刚一剃完,就将我全身衣服扒光,把事先准备好的囚服强行往我身上套……我将侮辱迫害修炼人的囚服脱下扔掉。十二个犯人一哄而上,再次将我按倒套上囚服,并威胁我不准再将囚服脱掉。

当我再次将囚服从身上扯下扔掉后,十一监区副教导员蒋玉岩给包夹犯人们使了个眼色,然后,所有的警察都跟着蒋出去了。还没等门关上,得到了暗示的犯人们就拳脚雨点般似的向我袭来,打的我在床上来回翻滚。直到我被打的趴在床上不能动时,犯人们才停住手,气喘吁吁的相互点火抽烟。五点左右,警察叫犯人们把我往禁闭室里抬,说副教导蒋玉岩在门口等着呢。犯人们就七手八脚的扯拽起我的胳膊、腿和脚,往禁闭室抬。进到禁闭室后,我被关进了一间地上放着一张床板的禁闭室。蒋把十二个犯人分成三组,四个人十二个小时换一次班,必须是前后左右围着我坐着不能睡觉。

(13)捆绑灌食后铐死人床一月

又是一个炎热酷烈的三伏天,在另一所监狱的禁闭室内,还是面对这种邪恶的迫害。我不得不再次绝食抗议。绝食到第四天上午十点左右时,禁闭室的犯人叫包夹我的犯人,把老虎椅子抬进禁闭室的走廊里来。当犯人大夫一来,值班警察就叫犯人将我架上了老虎椅子,身体和双手被老虎椅子上的挡板和卡子死死的给夹住和固定死,然后叫两个犯人抓住我的头开始插胃管鼻饲,一次两次……每天至少要插上十几次,在插的过程中胃管不是从嘴里出,就是从左鼻孔进右鼻孔出,或插入气管,这些现象是每天都会出现和发生的。

灌完食后,警察让犯人把我从老虎椅子上放下来,抬进去铐在死人床上。兰州监狱的死人床是将一张床板,在上下边缘处各20cm,左右两侧各10cm处钻四个洞,然后将手铐和脚镣,分别固定在床板两边的四个洞里,人一旦被绑铐上去固定住以后,两只胳膊和手与头成山字形状,根本无法伸展和活动。臀部位置下的床板也被掏掉一块,形成一个30cm左右的大圆洞,屁股刚好被卡在里面,圆洞边缘的棱角象锯齿一样顶在胯腰。双腿成大字形,两只脚分别被铐在床下端两侧的两个脚铐里,时间一长全身上下扯筋撕肉、剜心透骨的难受和痛苦,生不如死。

七月二十日,特制禁闭囚室包装出来了,邪恶们利用我被绑在老虎椅上灌食的机会,先叫犯人们把死人床抬进囚室内安放好,然后两名犯人架着我来到这间特制的禁闭室,铐在死人床上,要所谓的“强行转化”迫害。这间特制囚室约十五平米大小,四周墙壁一米五高处都是用海绵和泡沫板粘贴后,再用人造革包裹,墙角有摄像头。四个犯人,一边两个围着我坐在四周,两个小时用装满水的饮料瓶强行灌水一次。每天只有灌食的时候,才从床上抬下来,灌完后,又继续铐在死人床上。

一个月后,我全身发黄,这是医学上说的黄疸型肝炎症状,我又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住院。住院期间,有两个犯人包夹监视。每天要打点滴,我若反抗,犯人就会用绳子绑住我的双手,直到液体吊完。整整一个月,又把我转到兰州监狱特制的禁闭室。

几天后,禁闭室的警察向监狱反映:说我脸上的死灰都下来了(即快要死了),都怕担责任。就让十一监区警察把我接回,同时把那张死人床也抬进十一监区二号监室。晚上睡觉时,把我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铐在死人床上,每天插胃管灌食,直到二零零七年元月二十日,我才开始吃饭。

二零零九年过完年,我又被转到十监区。到了十监区,监室在三楼二号室,一直没下过楼。

(14)出狱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零点,也就是我的所谓“刑满释放日”。犯人监督岗打开二号监室门,让我穿衣服出。走到大厅,我看见有许多警察在暗处躲着。我走到大厅的过道门时,突然大厅黑处站着的警察扑了过来,一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铐上了背铐,拖到办公室。首先用胶带把我的嘴封上,两个警察架着我下楼往监狱大门口走。

由于长期迫害,我的双腿根本就走不动。四个警察就直接把我抬到监狱大门口,交给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城关区“六一零”和靖远路派出所的人,给我换了副手铐铐上,直接把我拉到臭名昭著的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整个迫害过程由兰州监狱邪教科科长赵军亲自操纵指挥。

龚家湾洗脑班的迫害

到了洗脑班,由保安把我架到洗脑班邪党书记祁瑞军的办公室。祁瑞军拿出剪刀剪掉了我嘴上的胶带,让保安把我架到洗脑班里面的一张床上休息。我起身要回家,保安挡着不让我走,一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洗脑班警察杨某某一身酒气的过来,把我按到床上,用我的皮带和绳子把我绑到床上,开始左右开弓扇耳光,并气急败坏的将一杯热水泼在我脸上。他折磨我半个多小时后才离去。快天亮时,杨某某才把皮带和绳子解开。

结束八年冤狱,我却直接被非法劫持到龚家湾洗脑班,父亲由于忧伤过度,不幸去世。在母亲一再要求下,我在遭受了八年多的非人折磨后,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终于脱离魔窟,回到家中。面对父亲的遗体,我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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