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与真相解体邪恶监控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从二零零九年开始,我所在的公司就开始在所谓的“敏感期”非法对我进行监控。这四年中,我通过学法以及和同修交流,心性不断提高,对否定旧势力和救度众生的法理也不断清晰,不断清除邪恶利用众生犯罪的因素,不断给参与其中的众生讲明真相,终于在今年邪党“十八大”这个闹得最邪乎的“敏感期”,彻底解体了恶党的监控。

一、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车间主任M打来电话,说单位有事,于是我急匆匆的去了单位,到了以后才知道被他们骗了,他们要非法软禁我,理由是厂里派人监视我的时候怀疑我发了真相光盘。我说“不要光是怀疑,要拿出证据。”现在想想这个说法中有承认迫害的因素。

当晚,车间主任M和邪党支部书记S说陪着我,都不回家。这时我想,是该讲真相的时候了。于是我盘腿往长沙发上一坐,“既然咱们今天都有时间,而且平时也没机会跟你们谈我的信仰,我今天就好好跟你们说说。”他们说“好啊,好啊”。然后,我详细的跟他们讲了我得法修炼的经过,《转法轮》书中都说了什么,以及我二零零二年无辜被关押到看守所的过程。我说,“咱们都在这个单位共事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们很清楚,我的工作怎么样,我的为人如何,你们都很清楚,你们觉得这么对待我合适吗?”他们很严肃的说:“确实不合适。”

接下来,我又讲了邪党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对国人的迫害,讲了大法在海外和港、澳等地的洪传,最后讲到了善恶有报。“其实平时我也经常加班、值班,在单位睡宿觉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今晚我不能回家就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对我的迫害,不管是上天的善恶报应还是人间的法律,将来都会让你们负责任。我是走还是留,你们看着办。”他们两个互相对视了一下,又看了看墙上的表,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了。S说,“这么晚了,还回家吗?”我坚定的说,“只要你们不强迫我留下,哪怕只剩一个小时今天我也要回家。”S稍微犹豫了两秒钟, “走,咱们一起走,我用车把你送回去,都回家睡。”

第二天上午,厂里的邪党委书记A又把我和S叫去,说要和我谈谈。我说“谈可以,但是我要有平等的发言权,否则就不是平等谈话。”谈话开始,A说,“其实厂里都知道你人很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如果不是你炼法轮功,你早就是车间领导了。但是我们也尊重你的想法,所以自从我到咱们厂也没给你做过工作,但是你要服从管理。”我说,“我当然服从管理,没违反过任何厂规厂纪。”“那你为什么到外面发光盘?”“哪条法律写着公民发放光盘是违法的?”“因为你炼法轮功,所以这样做就不行!”她语气加重。“你既然都当了厂级领导,你应该是懂法的。你去查一查法律条文,如果你能查到哪条法律说炼法轮功违法,我就任你处置,否则你无权干涉我的行为。”我的语气也很冲,争斗心起来了。“这两天你不能回家,我们班子就这么定了!”“谁给你们这个班子的权力?八小时之外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Y主任,通知管保卫的大友,今天就是不让他回家!”她有些恼羞成怒。

回车间的路上,S和我说,“要不咱在车间睡两天,糊弄糊弄她?”我说“不,一天也不!”我说的斩钉截铁。“那好吧,你回家吧,有事我顶着,唉,这叫什么事啊?!”S叹了口气。

两三个月后,厂里机构改革,我到了另外一个车间,正赶上“十一”国殇日。放假那几天,有一天我加班后很晚回到家,大约有八点多吧,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妻子和我对视了一下,我问“谁呀”,门外答“是我”。我听着声音不熟悉,而且预感到什么,就提高声音严厉的问“你到底是谁?说出名字。”门外的人顿了一下,“我是咱公司的,C师傅,你在家吧?”这时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又问,“你有什么事吗?”那人赶紧说,“你在家就行了,我没什么事,不用开门了。”说完就听见那人下楼“咚咚”的脚步声。

我快步走到阳台窗前,看到楼下停着我厂的一辆双排座(我认识我厂的车),车前站着刚刚从我家楼门口出去的保卫科人员,好像叫老D,正仰着脸朝我家看,车里边好像还有人在抽烟。我看了他们一会儿,觉得应该给他们讲真相,然后跟妻子说了一声“帮我发正念”,然后从窗台上拿了几个香蕉就下楼了。出了楼门口,我径直向双排座走去。车前站着的老D见我走过来赶紧开门钻进了车里。走到车门前,我拍了两下,从车窗示意他把门打开。他不敢开,问我“干啥”,我又拍了拍,“跟你聊聊”。他看我没有恶意,才把车门打开。

进到车里,我问“你们哥儿俩还没吃饭吧?”他们点点头,我把香蕉递过去,“我也还没吃,家里只有这个,先垫点吧。”然后,我从他们当时的行为讲起,告诉他们是在做违法的事。我既没违反社会的法律,也没违反厂里的规定,谁也没有权利对我进行非法监视。他们点点头,“这是领导安排的。”顺着他们的话,我又讲了邪党几十年来搞运动害死了中国百姓几千万人,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制,法制社会是不允许搞什么“运动”的,而且那些“奉命”害人的都没有好下场。然后,我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共产邪党一定会遭报(按照当时的心性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直接向他们劝退)。

我讲的过程中,他们只是静静的听或点头,并不说话。因为我当时有争斗心,所以说话中明显带有情绪,只是在讲道理,而没有让对方感受到慈悲,感受到我是在为他好。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L主任就告诉我,“T厂找你,让你上午九点去他办公室一趟。”我知道,很可能与对我的非法监视有关。到了T厂长的办公室,他示意我在他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的问我,“你昨天还下楼找他们(监视我的人)去啦?”语气里带着责问。“是啊,我没违法,没违规,凭什么监视我?”我的口气也不软。“唉,这也是上边压下来的,不是咱们厂里想这样,你就理解理解吧。”
“在我家楼下停车我管不着,有人盯着我家窗户我也管不着,但是我上了一天班,而且是因为厂里的工程在加班,那么晚回家,竟然还有人为了确认我在不在家去敲门,这是我不能允许的。”“嗯?有这事儿?”T厂长显然有点意外。转而又说,“他不是没做什么吗?”“T厂,咱都是男人,都是家里的老爷们儿,如果你遇到这事儿,还等他做什么吗?再说,我媳妇当时吓的脸变色了,你知道吗?”我保持着原来的语气。

T厂长沉吟了一下,“他们这样做是不对,我跟他们说一下,以后不能这样做。”然后又说,“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事儿往好处想呢?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是厂里在保护你呢?其实以前不止一次有人向我建议,干脆把你交上去得了,可是我就没那么做。”他的口气比刚才缓了一些。“T厂,我完全知道你为我好,这么多年我也跟你干了不少工作,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当然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不能接受这种方式,因为这不合法,也是对我的侮辱。”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你们既然是当好人,为什么把共产党骂成那样?”“T厂,你在九九年之前见过有法轮功学员说共产党不好吗?没有吧?因为修炼跟共产党没关系。可是九九年‘七二零’的时候非得把这群信仰真善忍的人说成是坏人,还要迫害,让人们仇恨法轮功,那人受了冤枉还不让人说话吗?做了坏事还不让人说吗?”“美国就没有贪污腐败吗?你们为什么总盯着共产党?”“我认为自古以来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有腐败,但是程度不同,就像咱们考大学,科科都是九十几分,就能考上清华、北大,科科不及格可能哪个大学也不要,但他们都不是满分,都有答错了的题,那能一样吗?”

“那你们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发了那么多短信,不是骚扰我吗?”“我们受了冤枉,遭了迫害,连个说话的渠道都没有,给你打个电话还不行吗?再说有人给你打电话你也可以不接呀!再退一步说,你如果认为这是骚扰,你还可以报案呀,可我们受了迫害谁管呢?”他不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只要向我保证不去外边发传单、发光盘,我就不让他们盯着你了。”“T厂,我只能向你保证不做违法的事,而且只有在八小时工作日期间我是归你管的,除此以外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那好吧,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互相保证,我保证不给你找麻烦,你也不要给我找麻烦。”他的态度挺诚恳。我站起身,冲他抱了抱拳,“一言为定,咱们互相保证。”

二、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邪党开两会的前几天,车间的邪党支部书记X提醒我,“别搞什么活动啊,有人盯着你呢。”我很反感的“嗯”了一声。第二天早上刚上班,X就叫我去她办公室。刚一进门,她劈头就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说,“你啥意思?”“有人看到你昨天晚上出去和别人见面去了。”“笑话!我是个正常人,是个合法公民,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和朋友交往交往有什么问题吗?你晚上从来不出门吗?你不和人交往吗?”因为争斗心去的不净,一连串的反问冲她发了过去。

“这不正是‘两会’期间吗?你理解理解。”她的语气缓了一些。“他们开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你真的认为我有那么大本事,可以让他们开不成会?荒唐不荒唐?还号称‘伟光正’呢,丢人不丢人!”“但你也得承认是党领导一切呀!”“我为什么要承认呢?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执政党组阁政府,但要以国家和政府的身份来对国民进行管理。真正的说法是‘党要管党’,而且企业也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我又不是党员,你根本也管不到我。”

她被噎的好一阵子没说出话,缓了一会儿才无奈的说,“你太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说的对,但现在就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吃着这碗饭,你叫我怎么办?”

这时我也意识到,不应该用争斗心和她顶着干,得有善心,得跟她讲真相。想到这儿我和气的说,“X姐,刚才我也是心情不好,说了些带情绪的话。说实在的,你本来是个很敬业的干实际工作的人,技术很好,没必要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支部书记,你说是不?”她点点头,很认可。

接着,我给她讲了东德柏林墙守卫士兵因为“奉命”开枪杀人后来遭审判的故事,她说“我明白”,然后又说,“我希望我自己稳稳当当的,我也希望你别出事。”然后我又给她讲了国际追查组织,讲了当地“六一零”头子和公安部门“上榜”的消息,“X姐,我希望你不要某一天也‘榜上有名’。”她很受触动,“只要你不说,谁能知道呢?”“老祖宗早就告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她沉默了,我继续说,“X姐,你是很有头脑的人,有时间看一下《转法轮》这本书吧,自己辨别一下是非,不要听谁的一面之词。”“哦,我没有时间啊。”她有些惊慌的样子。

我笑了笑,“我知道你身体不好,如果我告诉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恢复健康,你有时间看吗?”她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继续说,“其实你是害怕,害怕了解真相后自己的良知让自己不能安于装糊涂,做坏事,你说是不是?”这句话似乎一下说到了她心里,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定定的看着我,脸上有些略带惊讶的笑容。

三、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搜集到了几乎全厂所有人的电话。从这一年开始,我清晰的知道,要想破除邪恶的跟踪、干扰,就一定要发好正念,讲清真相。而且发正念和讲真相不能单单是为了解体非法跟踪和干扰,真正的目的是把坏事变成好事,利用这个机会救度众生。

自打上次和我谈话后,X再也没有找我谈过,也不介入非法监视我的事。我从L主任的口中得知,X以我不是党员管不着我为由,把这件事推给了L。所以,我有几次机会和L讲真相,他不反对大法,只说自己处在这个位置没办法。我告诉他入党时宣誓就是在发毒誓,邪党完蛋时毒誓是要应验的,他说从没宣过誓,不敢表示退出。

这年的五六月份的一天晚上,车间主要管理人员聚餐, L喷着满口的酒气歪歪扭扭的凑到我身边,拍了我肩头一下,嘴里咕哝了一句“真佩服你。”我没弄懂他啥意思,随口“嗯”了一声。他以为我没听清,又把嘴凑到我耳边大声说,“你听见没,我很佩服你,真的!”我冲他笑了笑,“为什么?”他也一笑,“为什么?不能说,你知道。”然后又拍了拍我。

在邪党两会期间,我注意看了参与非法监视我的人,记在心里,找机会专门找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Y司机,原来和我就很熟识,他开车在我家楼下监视的时候我也专门找他讲过真相,后来在厂里有机会给他做了“三退”。从那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遇上我,哪怕把车掉个头,也要用车送我一趟,而且当着很多的人说,“C是大好人,不拉谁我也拉他。”

后来,我又先后劝退了同车间的小U、机动科的小Z和司机老J。

四、二零一二年

今年三月份邪党“两会”的时候,单位仍派了人在楼下监视我,直接负责这事的大友(化名)曾经是我的朋友。自从大友做了保安,我曾多次通过电话和短信向他讲真相,可他似乎不为所动。为此,我心里有些动气,所以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大友和那些监视我的人发正念,让他们限时报应,不让他们继续作恶。但是几天过去了,似乎一点效果也没有。

忽然有一天,我在学法中悟到:我发正念是要清除人背后的邪恶,而我面对的人是被邪恶利用的,是可怜的,是应该被我救度的众生,我怎么能生他们的气呢?于是我摆正了发正念的基点,不许背后的邪恶生命利用他们对大法犯罪。

不几天,大友专门来找我,我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长谈中,大友告诉我,他看过《转法轮》,知道里边都是教人行善做好人的,而且自己也信佛。他表示自己很不愿意干这种事,是单位的邪党书记H命令的,并且他还曾因此和邪党书记发生口角。接下来,他说他也看了很多书,知道邪党多年来作恶多端,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顺势告诉他,既然这么明白,就把加入邪党发的毒誓取消了吧,省的将来跟邪党遭殃,他默许了。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大友告诉我:“咱们都好好活着,好人会有好报的。这些人(负责监视的)如果有任何干涉你的行为,就打电话告诉我。”

第二天上午,我一早就来到H的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没开。向周围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H下车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当时心生一念:不管怎样,我今天一定要让他听到真相。就这样,我从早上八点就没离开,找个地方边发正念边等,眼看到了十一点,快吃中午饭了,H还没回来。我意识到不能再这么干等了,掏出手机拨通了H。正赶上H上楼,他马上开门,我跟了进去。

“有什么事吗?”他问。“没别的事,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天咱厂里出人出车监视我是不是你让的。”我开门见山,他承认。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我没犯法,没违规,而且企业的管理也不应该管到我家里,你说对不对?”“是这样,但没办法,现在的社会形势就是这样。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我想太太平平的把这一年多干下来。”“你了解法轮功吗?”“怎么不了解?那是×教啊!”他像突然受了刺激一样,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有理不在声音高,不用这么大声。‘×教’是谁说的?”我语气严肃,制止他。“党中央说的呀!”他仍大声吼着,但明显听出底气不足。“我们不是法治国家吗?应该是法律说了算吧,党怎么能随便下这样的结论呢?”

H觉得理屈词穷,无奈地说,“我没办法,要么你去告我吧。”“你这样说是觉得我告不成你。但现在告不成不等于以后告不成,人做了事总要负责的,不但法律早晚要追究,善恶有报的天理也不是假的,谁也逃不掉。你这样做不但在害我,也害了你自己。”这时他看了看表,“小C呀,该吃饭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好吗?”语气忽然变得温和。我离开了H的办公室。

回到家里,我向妻子同修叙说了整个过程,她说:“要不我也给他打个电话?”我点了点头,然后把H的手机号念给她。妻子拨通了H的电话,我在旁边立掌发正念。电话接通后,妻子以家人的身份,介绍了我这么多年来如何努力工作,如何遭到迫害,以及在单位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希望他秉承良知,不要让这种迫害再继续下去。H虽然没有明确说什么,但态度一直很好,没有攻击大法,更没有为非法监视开脱。

第三天,我在单位值班,发现办公室外似乎没有人监视我。我想,难道H被说动了?应该继续跟他讲真相。于是,我静下心来,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完全本着善心救度的心态,给H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讲了我的想法、我的表现、我的信仰、整个社会的变化以及历史的教训,发自内心的要启悟他的善念。最后告诉他,“我今天没有看到有人监视我,我想那是你的正确选择,我向你说声‘谢谢’,你也谢谢自己吧。”信写完,我又仔细读了两遍,稍微做了修改,然后用公司的局域网邮箱给H发了出去。

发完信,我走出办公室,发现监视我的车正停在我平时不太注意的角落里。我的心稍一犹豫,但马上意识到,不管它,那都是假相,我就是要救他。

今年邪党十八前,我有机会遇到了参与非法监视我的小R,她告诉我,“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最起码是侵犯人权。”后来遇到了司机N,没等我说什么,他就主动说,“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法轮功是好人,这样对待你就是迫害。”我说“你既然这么明白,退团退队吧。”他说“行”,而且马上又说“共产党马上就要完蛋了,我知道,我以后不做这种事了。”后来又遇到了参与监视的老W,他很明真相,三言两语就同意三退了。

在邪党十八大前一周,听说X的腿部受伤,回家养病去了。又过了两天,听说大友在单位犯了心脏病,也去住院了。整个邪党十八大期间,我无论上班、回家,无一人跟踪、监视,无一人找我谈话,连打招呼“注意安全”的也没有一个,整个我所处的环境中,就像根本没这码事一样。等到邪党十八大快开完的时候才有同修问了我一句,“这回好像没人监视你呀”,我淡淡的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邪恶的监控在大家的正念和我的不断讲清真相中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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