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造”饰品藏求救信 美政府调查》补充

真相艰难的从劳教所传出的过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者注:郭居峰,原来是辽宁省大连市一位工程师,他于二零零八年来到德国。他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在中国被非法抓捕四次,最后一次辗转了三个劳教所,曾受过至少三十种身体和精神的迫害。他认识的十二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中失去生命,其中有七名来自大连,五个学员的孩子还未成年。王秋霞与王哲浩和郭先生以前都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中山公园炼功,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那个炼功点有三百多人。后来迫害发生后,王秋霞由于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大连劳教所被毒打致死。王哲浩才仅仅二十七岁,在葫芦岛教养院被打得满脸是血,辗转了三个教养院后不幸去世。曹玉强曾经和郭先生一起辗转了辽宁省的三个教养院,最后双双绝食获得自由,曹玉强后来又被绑架,被迫害得只有八十多斤后不幸去世。)

看了明慧网文章《“中国造”饰品藏求救信美政府调查》后,很是震惊和感动,为写信的人的勇气而感动,为这封信能穿越层层铁门,层层关卡,而且最后顺利地被善良的人发现而感动。如果这封信在传输的过程中,被弄丢了怎么办?没有被发现怎么办?如果发现了,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怎么办?但这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真是神佛保佑!

现在我们除了能看到这封真相信的原稿外,写信人的处境和写信的过程还无法想象。能为这么珍贵的真相信做点什么呢?我忽然想到,自己曾经也和写信人一样被关押在劳教所里,也曾经把揭露迫害的真相信成功的传递出来,或许我的这份曲折的经历可以让发现信的朱丽•凯斯女士和其他关注这件事情的人了解一下中国劳教所的情况以及从那样一个处境下传递出真相信的艰难,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从侧面对写信人的处境和心态有一点点补充。

艰难的信息整理

我和写信人来自同一个省,中国辽宁省,十二年前,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半,没有审判,没有律师,非法关押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那是我经历的第三个劳动教养院,我的另一个同伴叫曹玉强(后来不幸被迫害去世),我们每天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当时被关在那一楼层的还有葫芦岛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两个被和这些学员隔离开,每天每人一个普通犯人二十四小时跟着我们。当时我住在一楼右侧的第一个房间,去洗手间要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棚顶上有监控,包括去洗手间刷牙、洗脸,上厕所等,普通犯人都近距离跟着,不让我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这种接触包括互相交谈,去对方房间的拜访等,吃饭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

刚到那里不久,我和曹玉强就在严厉的监控下进行了信息的交换,我们虽然在一个房间,也不能自由的谈论,有关法轮功的话题更是被禁止。这种信息交换了很长时间,每天一点点,那些信息是有关我们在上一个教养院——辽宁省关山子教养院被迫害的信息,辽宁省一共有两个省级劳动教养院,一个就是上面真相信中提到的马三家教养院,主要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另一个就是关山子教养院,主要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两个教养院的共同特性是,警察强制法轮功学员劳动,并任意酷刑折磨他们。

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初包括我和曹玉强的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辽宁省大连市教养院秘密转移到关山子教养院。到那里的第四天开始,我们就被相继遭迫害,被走马灯似的关到小号里,还被分到各个大队的外役点,比如石场、砖场被强迫做苦役。

我和曹玉强是唯一两个从关山子教养院又一次秘密转移出来的,并被关在葫芦岛教养院的同一个房间里,他把他知道的情况一点点的告诉我。随着信息的渐渐的增多,我所知道的被迫害的信息就不局限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了,我们开始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寻找机会把大连教养院的秘密转移计划和关山子教养院迫害我们的真相传递出去,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虽然这很冒险也很艰难。

我们陷入的第一个处境就是没有纸和笔。曹玉强告诉我的信息很重要,而由于有普通犯人的监控,我和他也不能很好的交流,在那种情况下,他告诉我的信息,我必须一次性记住,几乎没有和他再次进行确认的可能,当被迫害人员超过五个的时候我的大脑有些吃不消,因为这要求我不能把两个受害人的信息弄混,谁什么时间,关入小号几次,多长时间,发生了什么?我要把这些具体的要素对应到每个人身上,我每天高度集中的一遍遍重复这些信息,和遗忘做着激烈的斗争。我根本不去想我们的这个想法是否会实现,只是专注的做着自己该做的,等待合适的时机,我深信中国古人说的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一支笔从天而降

突然有一天,曹玉强悄悄地告诉我,他找到了一支笔。我心里非常高兴,几乎要喊出来,但是还不能表现出来,连笑都不能。说是一支笔,其实只是一个圆珠笔芯,我暗暗敬佩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没有机会去问他弄到笔的过程,也许曹玉强弄到的就是整个圆珠笔,为了减少目标把其它部份扔掉,只给了我圆珠笔芯。

有了这支笔,我们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这支笔不是很方便,但是足够了,我内心深深地认为这是神佛的恩赐,因为如果圆珠笔芯没有油或者写到中途没有油了,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但是事情发展的却很如愿以偿。

在这之前,我已经超前的把脑子里的信息作了一个分配,因为就象写文章一样,要有主题,分类描述,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根本没有机会去打草稿,只能在脑子里面把这个牵扯二十人的信息组合好。有了笔,用什么做纸呢?卫生纸?我忽然想到,虽然那很软,但是应该可以做到。但什么时候写呢?白天肯定不行,晚上房间里的灯是一直亮的,值班犯人整个晚上走来走去。对,最好的时间就是深夜十二点以后到凌晨的那段时间,虽然一晚上不睡觉,但是为了这些真相传递出去做这点付出算什么呢?

这个阶段我还要给自己鼓劲,压制自己的怕心和担忧,因为任何负面的想法都会促使我放弃,“这样做有效吗?写好了根本传不出去。被发现了你能面对酷刑折磨吗?犯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他们是不是要在我写的时候抓一个现行呢?”我根本不去想这些,我不给这些负面想法任何的空间,当它们进入我的大脑的时候,我根本不去往下联想,一下子把他们从我的头脑中排出去。

那一夜我没有睡

接下来的情节似乎只有电影里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惊心动魄的展开,但是我根本没有看电影的任何惬意,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如果我的计划被发现,电棍酷刑落到我身上的时候也是实实在在的。

那天晚上,我表面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对我要写的文章进行最后的优化。这个过程我不能表现出和平时的一点不同,我不能心神不宁的身子翻来翻去。我要去体会值班犯人的一些规律,比如他什么时候会走的离我远一些,大约多长时间会回到我的身边,什么时候他会休息一下等。

午夜以后极其的安静,我要很小心的拿出笔和纸,以免被发现,更不能突然弄出声音。我先是在心里祈求神佛的保护,然后做好书写的准备。我把被子盖在自己几乎嘴巴上面的位置。被子不能超过眼睛是因为我要用眼睛和耳朵照顾到值班犯人,而且要是超过眼睛犯人也会怀疑,同时我要眯着眼睛写文章,房间里面的灯很亮,我具备了足够的光线去写文章,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份风险,巨大的风险。

在值班犯人从我身边转身往另一方向走的时候,我开始做一点点移动,在被窝里创造出写作的最小空间,写的时候眼睛还不能睁开,我的字体不能太大,因为那样会占用太多的纸张,增加存储空间。在值班犯人从另一个方向转向我这边之前,我必须停止写作,因为如果被发现,我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应付,比如我会把我写的东西马上放到嘴里,然后吞到肚子里去,然后把最重要的“作案工具”——这个珍贵的圆珠笔芯及时的保存到安全的地方。我的脑子高度集中,任何一刻都不能放松,那种感觉或许比在战地进行实地采访的记者还要紧张一些,但是表面却异常的平静。

最终,这份最重要的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最直接的第一手真相就在那个看似普通的夜晚写完了,一共两千八百多个字,一气呵成。

一切都那么“巧”

文章写好了,但是我不能把它放到裤兜里面,因为房间要不定期的要进行搜查,我把它均匀地叠好,藏在了裤子上部,平时外衣在外面挡着,这样从视觉上不会直接看到。

事情进行的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一天,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他,他提出的问题让我的心七上八下,那意味着我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普通犯人悄悄地和我说。我心里马上开始揣测:“他是真的要帮我?还是要把我的信诈出来?然后去警察那里去领功?一个小偷的话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如果他想帮我,他具备帮助我的心理素质和智慧吗?”家人已经在其它的房间等他了,我必须在他去看他家人之前把信以最安全的方式交给他,怎么办?“我要去厕所方便一下。”沉思了一下,我说了我的需求。

走在长长走廊的过程中,我还在思考着到底要不要把这封信给他。“既然我会得到笔,既然这篇文章能写出来,它就一定会被以某种方式送出去,现在机会来了,你还等什么?”我的脑子里面想着。到了厕所,我看了普通犯人一眼,“把你的烟盒给我好吗?”他递过烟盒,我把信从裤子里取出来,装到烟盒里,对着犯人说:“按照这上面的地址邮出去,拜托了。”之后,犯人把我护送回房间,就去见他的亲人去了。

之后的两天多时间里,我都感觉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这封信最终的去处。我经常想,如果突然一群警察手拿电棍冲入我的房间我该怎么办?那种念头侵蚀着我,犹如一个人沉入深深的大海,黑暗而又让人几乎要窒息。我用一丝尚存的理智寻找着我做这件事情的理由和意义。那不是开脱,层层铁门挡住了真相,谎言在世界上肆无忌惮地泛滥,当深处牢笼的我的良知和勇气与自由世界的良知连接起来的时候,就是清除污染人类良知谎言的时刻,况且这份真相信揭露的迫害不仅是我个人的,还有其他十九名法轮功学员的,从这一点上看,我是无私的,必受神佛的加持和保佑。

感谢神佛,这封信安全的被我的朋友收到,中间没出现任何偏差。朋友看到后很震惊,马不停蹄当夜整理出来,并在文章前面赋诗三首,第一时间发送到海外的明慧网站。文章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八日刊登出来——“大法弟子在关山子劳教所的正法之路。”那天我已经开始了我的下一个艰巨的挑战,绝食抵制迫害进行到第五天了,二十四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那篇文章虽然和事发时间延迟了九个月,但那是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最详细的一篇纪实报道。

在后来回忆整个过程的时候,我惊叹文章成就的过程简直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因为每次在我完成一部份之后,总是被成功延伸到下一步,而那一切是我无法控制的,虽然充满了惊险,但是具足了成功的所有条件。那个犯人问我的时候怎么那么巧,恰好是我刚刚写完文章的几天后,而当时如果我没有准备好,还会有下一次机会吗?而我写的时候我怎么去预料这个犯人家属会来?他又会发出帮助我的善心?我根本无法想象写完文章后,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一切都没有很好的计划,但是却衔接的滴水不漏,概率中最小可能发生的事情成功的幸运的降落在我的身上,我不得不说,这是神佛的杰作,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充实自己的勇气和未泯的良知并去努力实践他们。

并不是都那么顺利

从监狱或者劳教所传递出真相,并不是每一个进行的都很顺利,一名在辽宁省辽阳市铧子监狱非法关押了五年的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一次一个普通犯人到期要被释放了,受法轮功学员的委托,他的身上藏了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结果在出监狱的最后一刻被搜身搜出来,这名普通犯人后来被加期一年。”

说到强制劳动,也并不是在劳教所生产的每一个出口产品都会被人了解,一名在上海女子监狱服过刑的朋友告诉我,她们曾经做过上万个英国国旗,说是给英国女王过生日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现在正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二大队,那里有两条生产线五十多人,每天要加工五千到六千个渔轮,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八个小时。渔轮是山东省威海光威渔具有限公司的,它是山东威海光威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产品出口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劳教所几乎不需要给劳动者支付任何劳动报酬。这样高强度劳动,按照企业给每人每天二百元人民币的工资计算,两条生产线五十人每天就要一万元,一个月就是三十万元。而劳教所根本没有支出这么高的工资报酬,直接获取非法暴利。

当年人们听到纳粹集中营的真相的时候,也有人在怀疑,但是最终的事实让世界每个人震惊。那本少女安妮•法兰克写的《安妮的日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因为他真实的记录了在纳粹统治期间,安妮一家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密室里两年多的真实生活。今天更可怕的一幕在中国发生着,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被奴役,甚至被摘取器官移植。一个个让人无法接受的迫害冲击着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利益为上的今天,道德虽然下滑了,但是人类中一定还有充满良知的人,他们聚集起来,阻止并清除邪恶对我们人类空间的侵蚀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