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文杰，一九四七年出生，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现自己身上的顽症已大大减轻或不见了。我过去患有非常严重的鼻炎、咽炎、妇女寒病、腿浮肿、常年低烧、肝肾也都不太好（有医院的化验单）。比如鼻炎，我从小就总爱感冒鼻塞，后来发展到不用药，鼻子就不通气，憋的头痛难耐；再如咽炎，我十几岁时就做了扁桃体切除术，但还是经常犯病，到三十多岁时，嗓子多说点儿话就失音，需点滴进口链霉素等药一组十只，连打几组才能发出音来。医生曾建议我：不能再做讲话的工作了。还有妇女寒病也挺可怕，我的膝盖处一直到脚常年是冰冰凉的，手也冰凉。尤其到了冬天（我们东北的冬天很长，要好几个月），每天冰得很难受，到了晚上除了热水洗外，睡觉时离不开热水袋，否则无法入睡。而现在我身上的一切病症都消失了，再也不用整天兜里揣着草珊瑚、金嗓子等含片和滴鼻药水，手、脚早已是热乎乎的，其它病症也都不翼而飞。
特别是二零零五年我经历了一次神奇事，那年冬天的一天，我突然高烧不退，头部一侧象抽筋似的阵痛，几天后就出现嘴歪眼斜、半身麻木不好使症状，也就是通常的脑血栓症状，接下来就是一天比一天重，最严重时右眼闭不上，不能正常吃饭，舌头不会翻动，还失去了味觉。即使经历了这么严重的状况，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前后不过二十多天，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令家人称奇。我再一次真实的感受到，大法修炼的超常与神奇。
身体上的变化虽大，但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还是内心的改变，我从小到大争强好胜，性格急躁，语言尖刻，事事都想说了算的处事风格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参加工作后多年担任领导，受党文化的熏染毒害严重，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都是“女强人”的姿态，家人也都习惯于我强硬的态度和火爆脾气。其实，自己经常处于情绪烦躁的状态也不好受。修炼了法轮功后我学会了能为别人着想，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随便发脾气。经常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还修去了许多自私自利等不好的心和过去利用职权及个人关系占便宜、得好处等。而修炼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如：利用公出机会多报销旅费、住宿费，年终想办法多报销药费，拉关系走后门得好处等等，在我身上再没有发生过。一九九七年在外语学院的小女儿为了出国让我给开几个假存款和假资历证明，我当时完全能办，但我觉得不符合修炼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就没有办，使女儿失去了那次出国机会。修炼后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可是就是这样对人对社会都好的功法，中共邪党竟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大迫害，造谣诽谤铺天盖地，使不明真相的人们仇恨法轮功，造成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几千人被折磨死、打死，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在这场迫害中，我和我的家人也深受其害。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但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我因坚持信仰、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受绑架、非法关押、劳教、抄家等迫害。
一、进京上访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我和女儿去北京上访，一路上亲眼目睹邪党发动所有的部门进行阻截，一路上抓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我们是乘坐直达北京的列车，中途经历了多次检查，大部份学员都被截回，每到一站从车窗上都可看到有法轮功学员被押回，到北京时只剩下几个人了，我们车厢只剩下我和女儿俩人。北京信访局及中南海周围的街道已戒严，当时我们感到周围气氛很紧张，到处是便衣，我们只好买张地图才找到信访办，但我们发现凡是申明法轮功上访者，一律被手持枪械的“武警”押入一个地方，持枪看管起来，不让买吃的，上厕所也受到限制、看管，后来分别把我们武装押往北京丰台体育场，在那里又把我们东北地区的学员用火车专列押往长春市。
记得在长春火车站“迎接”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特警，一下车就有人扛着大录像机，给我们逐个录像，俨然我们都是罪犯一样，使我们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人格遭受污辱。我们在长春体育馆，象犯人似的被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歪着、躺着都不行，而只要说不炼了就可以上旁边的床上躺着，可是没有一个人过去。就这样煎熬了一天一宿又把我们送到省政府，一番登记后，又送到市政府，到市政府已是深夜。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刚一下车就听到一个不明真相的官员，恶狠狠的指着我们喊叫：“你们这些人都该枪毙！”最后到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分头审讯后送进看守所。审讯的整个过程我都一直在讲真相，有的警察真的明白了，表示很同情。但也有的根本听不进去真相，很恶的。
在看守所里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亲身尝到人间地狱的真实情况，我从来没遭过这样的罪：吃的是褐色的窝窝头，很多窝头中间不熟，黏糊糊的难以下咽，看守所的汤都不如刷锅水，一滴油都见不到，而且很脏，有小虫和泥底，这里的伙食都不如猪食。住的是大地铺，因人员超多，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子，要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后就再也无处躺了，只能挤着坐到天亮。盖的被子是很多年都未曾洗过的，摸起来感觉粘粘的，实在太脏了，臭气熏天，没办法我们只好用扎手凉的水（看守所的水是地下的，彻骨的凉），将被子拆洗一遍，手冻僵了就用脚踩。
二、被非法抄家、绑架
二零零零年“十一”前几天是所谓的“敏感日”，晚上七点多钟，我丈夫被骗开门，闯进六、七个身穿黑皮夹克及风衣的人，不由分说就开始抄家，抢劫了在卧室桌子上的《转法轮》和收音机中师父讲法的录音带。他们还把我的电脑抬到公安局，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给，最后还是朋友出面，一个多月后才要回来。虽然如此，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很大，对我们人格的污辱都非常大，加重了邻居们对大法和我们修炼人的误解，以为我们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负面影响很大，为他们生命的得救无疑造成了很大负面因素，害人害己。
因传送经文，我家被市公安局监控，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全家三口人都被绑架到市公安局遭受非法审讯，还对我进行了强行录像，因为我强烈反对，坚决不配合而没录成。亲属去要人，被市公安局勒索了八千元所谓“保金”，将我丈夫和女儿放回，但是却不允许保释我，深更半夜将我强行关进看守所。后来，家人们承受不住邪恶之徒的威胁和恐吓，为了让我回家被迫拿钱买关系，又被勒索了八千元（据家人讲找的是佳市公安局局长李运阳），后来又被市公安局勒索了所谓“保金”三千元，此次我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经济损失共计一万九千元。
三、去农村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三年
由于这场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直接涉及到广大世人的安危。面对邪党的造谣诬陷和“一言堂”的谎言宣传，很多世人被毒害，甚至仇恨法轮功。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所以在二零零一年六月，我们一行七人乘朋友轿车去宏利、聚宝方向的农村张贴、发放真相资料救人。
当时正是邪党镇压最疯狂的时候，由于恶人构陷，我们被绑架到桦川看守所。我在桦川看守所期间为抗议邪党迫害正信，绝食绝水达十三天，虽然当时瘦得皮包骨，外表看起来很吓人，但精神状态很好，那年我五十六岁。后来除了我女儿和女婿，我们五人被桦川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关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受各种非人折磨和煎熬。我女儿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家人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多次前去要人，女儿才被放回家。女婿经家属托人放回家后，桦川县公安局、“六一零”的警察又企图再次绑架他。
我从劳教所回家后，为避免长期的骚扰，我们全家流离失所两年多，女儿和女婿为躲避非法抓捕，都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一次我家被勒索二万多元。（勒索人：市政府政法委一头目、刘衍等）
四、在鹤岗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五年九月八日，我去鹤岗的一个同修家，被鹤岗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当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达五十多人。那天，公安局为了确认我们的身份、住址（因我们都不配合迫害、不报姓名），他们动用了全市所有派出所警察来分局认人，我就利用此机会一拨一拨的给他们讲真相：炼法轮功的都修真、善、忍做好人，信仰自由，电视播的“自焚”等是假的，都是栽赃、骗人——谁镇压正信，将来一定会遭报、遭天谴的。有些人听明白了，表示同情和无奈。有一个看管我的某队长，因一直听真相，晚上对我说：“对不起我要交班了，管不了你了，给你买点吃的（两个面包、一包小菜、两瓶矿泉水），这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我也只能做这些了。”我由衷的为这个生命能善待大法弟子、摆放好自己生命的位置而高兴。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唤醒人的善念和良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在鹤岗市向阳公安分局非法关押时，因我不报姓名，不配合这种非法的迫害，曾被刑警队关在铁笼子里一宿，在向阳分局还被四名可怜的、不明真相的年轻警察围着踹、踢打、用很硬的那种厚拖鞋底不间断抽打脚心等手段逼供，声称就是杀人犯也得乖乖招供，何况你个老太太呢！当我觉得承受到极点时，我就拼命的喊师父，就挺过来了。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我非法劳教二年。在被非法关押在鹤岗市看守所期间，我曾被送到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检查身体时，因我高压二百二十、心律一百二十，劳教所拒收，但鹤岗市看守所仍不放人，又被拉回鹤岗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一直向所有接触到的人讲真相，每天坚持背法、发正念、炼功，用书信的方式给六一零、市长、政法委等有关部门讲真相，要求无罪释放。其间，为了抗议对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其中有两名同修被打得浑身青紫），我们绝食多日。由于当时鹤岗看守所有些人不明真相，表现的很恶，我们经常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危险。这期间家属也理直气壮的多次去公安局要人，结果没花一分钱，在看守所关了四十五天后返回家中。
五、请正义律师被非法劳教一年
法轮功学员马多，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在上班时被恶警绑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七个多月后，被佳木斯郊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马多和家属决定上诉。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为了营救同修马多，我陪同北京律师及家属去佳木斯市中级法院递交上诉书、办理出庭辩护手续时，以陈万友为首的佳木斯市“六一零”、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了我们。
我们先被带到郊区分局长虹派出所，半夜送到市拘留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非法关押的三个多月中，我一直呈高血压状态，经常处于生命危险之中，可他们根本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拒不放人，家属被劳教委李清波和劳教所的赵美杰勒索一万五千元后，十月份我才被放回家。
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多年来这个人间地狱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在那里，法轮功学员每天被胁迫超强度奴役劳动，吃的是黑面的馒头，喝的菜汤没有一滴油。每天早上五点前必须起床，十多人挤在一间小水房，一起洗脸刷牙，还不允许并排走，不允许说话，如果看见谁说话，恶警象鬼叫一样连吵带骂。法轮功学员整天都不许说话、不许闭眼睛、不许默念，因为他们最惧怕的是我们信仰的法轮大法，怕我们炼功、怕我们学法、更怕我们发正念。如有说话的，恶警经常大骂还不解恨，就故意拖延放便时间，或拖延就寝时间，或几十人都陪着罚站。有一天晚上恶警孙慧值班，她竟因一人小声说了一句话，强迫我们全体在走廊站立好几个小时，不让睡觉。恶警孙慧年龄不大，却穷凶极恶，损人、骂人家常便饭，稍不如意就魔性大发，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渣。
在劳教所，洗脸上厕所也必须得快，慢一点就得挨骂，令人神经紧张，甚至有人大便失禁。平时要排队上厕所，有时憋不住了也不让去，等轮到时，憋的都便不出来了，上厕所时间稍微长一点，恶警们就破口大骂。晚上就寝后还搞什么“联网”， 四个人为一组，必须一起上厕所，即使晚上睡着觉了，其中一人上厕所，都必须起床，跟着去。特别是冬天，走廊很冷，冻得够呛，回来根本入不了睡。记得那年恶警刘亚东故意把我们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总起夜的病号学员（有时起夜达三次）排在一组，当时我一直高血压，搞的我们经常睡不了觉，那种迫害也是很难承受的。
劳教所的另一邪恶之处，就是经常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强行转化，写什么周纪实，背所谓监规，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你脑袋休息，放诽谤师父的录像，放大喇叭抹黑法轮功。还设立什么包夹（用犯人充当）、利用极少数邪悟者搞所谓的帮教，对坚定的大法弟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我亲眼见到一位六十五岁老年同修，只因晚上看经文，被值班的邪悟者发现，竟被恶警刘亚东用两只手铐铐在墙上，从早到晚呈大字型罚站达一周，每天晚上都一直站到天亮，真是没有一点人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对于一个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来讲，是承受不了这种酷刑的，而这位同修没掉一滴眼泪，体现了大法修炼人的坚强的意志力。
六、家人在精神上、经济上遭受很大伤害
在这几年的迫害中，在我的身心遭受了莫大的凌辱和伤害的同时，家人也遭受到种种压力与迫害。记得我第一次被劳教时，我老伴体重骤减了三十多斤，人瘦得脱了相。特别是那次我们借朋友轿车到农村传播真相救人，轿车被公安局非法扣押至今未还，当时我被关在劳教所，为了偿还车款，家人拿出全部积蓄还不够，又把工资凑上还债，生活费很少很少，冬天几乎没买过青菜，过得十分清苦艰难。特别是我的小外孙，从一岁多就经历警察的多次砸门骚扰，一连多年，孩子一听到声音稍微大一点的敲门声就吓得要命。
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利用邪恶、腐败的共产党体制，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法轮功学员在名誉上、肉体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折磨和疯狂的迫害，妄图使大法弟子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十多年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们不仅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理性选择；而且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付出和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和“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 共产邪党集团自建党以来，多次发动“人整人”的各种运动，作恶多端，害死无辜冤魂八千万，神佛一定要对它清算。其实每个人也都在其中选择着自己的未来，而那些至今仍不知悔改的恶人们将面临着极其危险而又可悲的下场；衷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快明真相，免做中共邪党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