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民无信不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这三项应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应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终究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那就没有立国之本了。”

可见在孔子看来,不论是强大的军队或是丰饶的经济,都比不上人民的“信”。人民对国君的信任乃是立国之本、个人的诚信则是立于社会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可舍弃。

兵法有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用兵作战要出其不意,神鬼莫测。但治理国家必须以正治众,以德服人。一个人总是不讲信用,人格上就已经破产了,如同行尸走肉,无法立足于社会;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失去诚信,人民就不再信任他,失民心者失天下,其政权也已经名存实亡,离垮台不远了。

所以古时的当政者,在足食、足兵的同时都注重推行德政,取信于民,以求获得民心,永保江山稳固。否则,一旦在道义上崩溃,即使兵强国富,灭亡也指日可待,“飙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天地的狂暴力量都不能持久,何况人呢?

名相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立国的根本,丧失了这些国家就会灭亡。所以他劝说齐桓公,首先要遵循礼义,取信于诸侯,方可称霸天下。

公元前681年,齐国趁宋国内乱,邀请宋国及其周边国家——鲁、陈、蔡、邾、郯、遂等国在齐的北杏会盟,商讨安定宋国大计。

在这次会盟上,鲁国壮士曹沫用突然以短剑挟持齐桓公,逼着他签订了归还齐国曾经占领的鲁国国土,齐桓公无奈,被迫同意。事后,齐桓公与多数大臣想毁约并出兵报复,管仲却不同意,他说:毁约是贪图眼前小利,出兵是求得一时痛快,而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相反,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都能遵守,则必然能让天下信服!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立即履约。各国诸侯得知此事,都认为齐国守信,不少诸侯想归附齐国。后人评说:“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成就春秋时期“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的业绩,是从他信守诺言开始的。

历史上以诚信治国的明君还有唐太宗,他从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大计出发,主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开诚相见,才能治理好国家。唐太宗认为,隋炀帝猜忌群臣,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以诚信待臣下,用人不疑,便赢得了臣下感恩图报、竭尽忠心。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上书,请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唐太宗对此事很重视,亲自召见上书人,当面对他说:“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贤良之人,你知道谁是奸臣?”上书人说:“我居住在民间,不知道谁是奸臣。但我有一条妙计,请陛下试一试,一定能让奸臣露出原形。”太宗问他是什么妙计,那人回答说:“陛下与群臣讨论国家大事时,故意坚持一种错误意见,并乘机大发雷霆。这时那些不畏龙颜震怒,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正谏,不怕斧钺之诛的人,便是直臣;反之,畏惧陛下的威严,只顾身家性命,依顺陛下心意,迎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

太宗听了不以为然,对此人说道:“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发令之源,臣民好比流水,泉源混浊而想使流水清澈,那是不可能之事。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诈之计,怎能使臣民正直、诚信呢?魏武帝曹操机警过人,常多用诡计,我看不起他的为人。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去做,如何再去指责别人、施行教化呢?”

唐太宗又对献计之人说:“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以忠诚之心治国,决不搞歪门邪道。你的计策虽妙,但对我毫无用处,我绝不采纳使用。”那人听了满面羞惭,赶紧下殿,仓皇出宫而去。

我们看“弃礼义而上首功”的暴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以诈术和暴虐来役臣民,抛弃礼义仁德,崇尚武力和暴政,很快就失去了百姓对它的信任而内乱覆灭。如果当政者行仁政,广施德泽,必受人民爱戴,天下太平。

再看当今执政者中共,立党之初就以谎言欺骗民众参与篡政,窃国之后又以暴政和谎言宣传维持统治,对一切真相都畏之如虎,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真相传播”,暴力消声。对澄清真相的修炼团体下令斩尽杀绝,对揭露事件真实情况的普通民众动辄以传播谣言为名来迫害,其实中共自身就是谣言的发源地。暴力是它的基因,撒谎是它的本性,在其治下,所谓的“公”安实为公害,或者可以更名为“共”安,维护的不是公共安全,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安全罢了。因为它不讲道义,毫无诚信可言,失民心失到海内海外,以史为鉴,这个政党的真正生命早已经死亡,一旦彻底拂去谎言的迷雾,瞬间,就会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