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从没放下手中的电话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我于一九九七年六十岁时得法,今年七十五岁了,按照常人的说法已進入古稀之年了,但由于我在大法中修炼十五年了,现在身轻体健,思维敏捷,语言清晰,脸上皱纹很少,谁也看不出我是七十五岁的人。

十年打电话 三退过四万

二零零二年三月,大法弟子刘成军等,在长春搞了电视插播,向人们揭示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大法洪传世界真相,罗干亲自坐镇长春,抓了大法弟子五千人。在美国的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不能坐视国内的同修受迫害而不闻不问,于是我决定向国内打电话。开始我写了一个稿件,照着稿子念,离开稿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连续打了一周后,我就放下稿件,用自己的话去讲了。

从那以后,十年来,除了每年有几天离开本地,外出开法会外,再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电话了。由于美国西部时间与国内的时间差,我只能每天夜晚打电话。夜深人静,哪怕很小的声音讲话,也会传出去很远,为了封闭一些,不致吵到别人,我每天躲在卧房中的洗手间里打电话,有时声音讲的大了,吵醒了先生,他会生气的敲门警告,有时吵醒了楼上的邻居,他就会在他的洗手间里,一遍一遍的冲水表示抗议,我只能乞求师父:让他们睡沉一些吧!我手中救人的电话是不能停的。从零二年三月到零四年十一月,我都是打真相电话,告诉天南地北的中国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迫害大法犯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被告上多国法庭。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四二五上访真相等,并回答世人的各种问题。

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我每天迫不及待的在网上看着公告,一评,二评,三评,看了四评以后我就坐不住了,我想:这么好的文章,能让人认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要马上传到中国去,我不能只打电话,还要发传真。于是安上了传真机,白天发传真,晚上打电话,我的第一次传真:《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发给了中央电视台的许多部门。晚上照样打电话,有一次电话打到《求实》杂志编辑部,我对他们说:
“现在国外大纪元网上,发表了《九评共产党》,你听说过没?”他说:“没有。”我说:“我可以把《九评》的每一个标题告诉你。”他说:“好,我记录下来。”我一边说,他也一边念一边记:“一评——二评——三评……”念到《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他都照念不误,念到《九评之九:评共产党的流氓本性》时,他不吭气了,只是默默的记。记完后,我告诉他,赶快到国外大纪元网上看全文,太精彩了。

电话打到各级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家里,告诉他们大纪元公告内容,《九评共产党》的内容,告诉他们希望之声的波段,让他们收听《九评共产党》的广播。

当我每天沉浸在发传真,打电话,传《九评》的欢乐之中时,零五年四月在全球电话组的会议中,我听到台湾弟子打电话劝退党的信息,后来又听到加拿大弟子介绍打电话劝三退的经验,很受启发,从此也开始打三退电话了。

我记得第一个被我劝退的是一位大学生,他不是党团员,入过少先队,当他听到我讲八九年六四,共产党在天安门杀学生时,很气愤,以化名退出了少先队。

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向全国各省的乡镇政府打电话,告诉他们:共产党无官不贪,无恶不作,天要灭共产党,退党保平安。由于他们在最底层,离农村很近,知道农民疾苦,三退的比较多。有的说:“给我们发枪吧!我可以一呼百应。”这时我就告诉他:“不需要动刀枪,天要灭共产党,你只要叫人退了邪党团队,在天灭共产党的大劫难中就可以保平安。”

有一天电话打到一个女大学生宿舍,我讲了共产党是杀人党,流氓党,所有讲的话都是假话,中国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比如说抗日战争,完全是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抗战,牺牲了三百多万战士,两百多位将军,取得了胜利。而共产党躲在延安干什么?在南泥湾种鸦片卖钱,毒害中国人民,张思德也不是烧炭死的,是烧鸦片死的。她们听了很震惊。最后三个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为名退了党。

有一天电话打到北京一位干部子弟家,他听完我讲三退的信息后说:“凡是反对共产党的我都拥护-——除了刑事犯罪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恨共产党呢?他说:“我们的父辈是省部级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关進了监狱,我们都被扫地出门,那么小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饭吃,到处流浪,心灵的创伤无法愈合,所以从小就恨透了共产党。虽然父辈后来平反了,他们又有了工作,有了权力,他们心里能平衡,可是我们永远仇恨共产党。”当我讲到法轮功真相时,他说:“我这里有一本《转法轮》,不信我读给你听。”然后就给我念起《论语》。他在电话那边读,我在电话这边背,读完一段后他说:“如果有大法弟子需要庇护,我会毫不犹豫的保护他。”我说:就凭你这句话,你将来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他高兴的退了党。他还讲:“象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你们并不孤立。”

有一位省委副书记,第一次听完我讲的真相电话后就挂掉了。第二天我又打过去时,他说:我是书记怎么退啊!我说:北京中央党校有二十五位党员集体退党,大部份是司局级干部,解放军的军官也在退,他们说:我们要当国防军,不当党卫军。保卫中国不是保卫共产党。退了照样当他们的军官。我可以用“长福”的名字帮你退党,将来你会有长久的幸福。他说“好!”我又问你是哪一级书记?县级?市级?省级?他说是省级副书记。我说: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又讲了法轮大法真相。

从零五年五月到零九年七月,共四年的时间,我通过电话三退了一万名。从零九年七月到二零一二年二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退了三万。主要是正法形势的变化,国内外学员讲真相的普及,深入。全民的觉醒,有许多人多次听过真相所以一讲就退了。

心性在打电话讲真相中升华

师父说:“我们人在修炼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炼功的人要舍弃的心太多了,显示心、妒嫉心、争斗心、欢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种执著心都得把它去掉。”(《转法轮》)

而我几十年来在常人中争争斗斗,各种执著心很多,一打电话各种常人心都出来了。首先是怕心,怕别人不听,挂电话。怕别人提的问题答不上来。结果越怕,挂电话的越多,后来横下一条心:我就是讲真相,救度你,你要听下去。反倒好了。

有一次我乘车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第一通打到北京的六一零办公室,是电话留言,我就读了一篇稿件,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立即停止迫害等等。第二通电话打到公安部部长办公室,女秘书接的电话,我请她转告公安部长: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迫害佛法有罪!等等。她问我是哪里的,我告诉她,是从美国打过来的。打完电话后,我欢喜的不得了,觉的真了不起,能打到这些机要部门震慑邪恶。一高兴,我搭错了车,公车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当时就明白了:欢喜心使我搭错了车,要修去它!

我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争斗心,辩论中要压倒对方的心很强。讲真相时,当别人不认同我的看法时,我会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自认为讲的有理有据,完全压倒了对方,可对方却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也不接了。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想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的道理讲的很透彻,为什么对方不听呢?我想到了师父讲,善心和道理可以改变人,而强制永远不行。我虽然讲了道理,但是带着争斗心,要压倒对方的心,而不是慈悲救度的善心,于是逐渐改变了说话的语气和方式。

比如,一个河南人对我说:“我们的生活很好啊!政府为了鼓励农业生产,不收农业税,反倒给我们补贴,哪有这样好的政府啊!”以前一听到这种论调,我就会很生气,冷冷的说:那是因为农村太苦了,年轻人几乎全部流入城市打工,没人种地了,才采取这种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就像喂猪的糠里加了几个胡萝卜,你就感恩戴德了!

现在我会说:你看看你们的河南,过去多么辉煌,有开封,洛阳这样的故都,当官的文有包公,武有岳飞,演绎出多少动人的故事、篇章。可现在的河南,为了脱贫致富,搞起了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结果血液感染,艾滋病泛滥,许多地方成了艾滋县,艾滋村,许多父母双亡,留下了艾滋孤儿。还有许多城镇,当官的为了钱,允许开办污染严重的化工厂,造纸厂,过去山青水秀的地方,现在成了癌症村,癌症县,共产党残害人民,犯下了天大的罪业,所以要脱离邪党,保平安。这样讲话的方式和语气,才能为人接受。

打电话有时很顺利,许多人听,许多人退,这时不能起欢喜心。有时很不顺,一拨二十个号码,不是无人接听,就是一听就挂。有一次拨了四十个号码,只退了一个少先队。急躁,抱怨心都出来了,这时静下心来发正念,想一想救人的责任,我突然感到,好像是在地震后的废墟中救人。要铲除多少石头,瓦砾,搬掉多少水泥柱子,预制板,才能抢救出一个人来。再打下去,退的人又接二连三的了。

在打电话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骂人,有的讥讽,有的调戏,开始的心情会受影响,后来,完全不把常人讲的放在心上,照样心平气和的讲下一个电话。

师父说:“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的过程,只是许多最根本的执著认识的越早越好。认识到了本身就是提高。能够去掉它,或者克服它、消弱它,最后完全去掉,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提高,也是生命的根本转变。”( 《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十年来,我就是在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中提高着,改变着。

放下生死,闯过病业关

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各种“疾病”症状时而会出现。有一段时间,心脏好象出了毛病,爬一个小坡,甚至走平路,都会感觉到喉咙火辣辣的发紧,好像刚刚跑过长跑似的,喘不过气来。心脏很难受,象要休克似的。后来发展到在家里一走动,也会这样。如果我承认它是病,那就真的是大病了。但是我在法理上,非常清楚:我是一个修炼人,一个正法时期,正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一个正在主动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人,不会有病。尽管我知道我父亲死于心脏病,一个哥哥也死于心脏病,另外两个哥哥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是我知道我不会,一切都是假相。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出去炼功,讲真相,晚上打电话一切照常。一两个月后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

二零一零年冬天,我们地区办“神韵”,我是发正念小组的。每天要坐巴士去集体发正念。发正念,加上来回坐车要六,七个小时,回来后还要学法,晚上打电话,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有一天起床后感觉头晕目眩,站不稳。我立刻就地坐下发正念,彻底否定干扰。发完正念起来后,我上外面走了一圈,没问题。就照样搭巴士去集体发正念。可是那天晚上起来打电话时,情况更严重了,一起床就站不稳,耳朵嗡嗡难受,好象平衡器官发生了问题,腿脚不听使唤,我扶着床沿走到电话机旁,坐在地毯上盘着腿打电话。我想:打电话劝三退是救人,旧势力是不敢干扰的。当我打了二十通电话后突然耳朵清朗了,没有嗡嗡的感觉了。头脑也更清醒了。我继续打电话,直到天亮。就这样又一个病业关闯过去了。

十年打电话,靠的是正念,而正念来源于法

十年向国内打电话,我深深的感到,最重要的是正念,而正念来源于法。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师父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

我九七年九月得法,那时大陆的老学员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多学法。”当时我看了许多法会交流文章,也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六十岁才得法,在六十年的常人生活中,特别是在共产邪党散布的无神论毒害下,自己有许多不好的思想,观念。思想业力很重,要想归正自己,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必须认真学法。

所以一开始得法,我就把学法放在第一位,由每天看一讲到一周读完一遍《转法轮》,再到一周读两遍,还要听一遍讲法录音。有时读法思想不集中,我一遍又一遍的把思想拉回来。一段法,读两遍,三遍,直到真正读進去,才看下边的。除《转法轮》外,师父的各地讲法,我都一本一本轮着读,越读越爱读。

二零零五年,明慧网上介绍了许多同修背法的经验。我也下决心背法了。第一遍背了九个月,第二遍背了五个月,然后背了第三遍,第四遍。在背法的过程中不断的清除各种不好的思想,观念和业力。

正因为有了法的力量,在许多人耐不住寂寞而放下手中的电话,参与其他项目时,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电话,一天也不落的(除了开法会,离开本地)打到了今天。

师父说:“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你们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哪,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的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的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什么是大法弟子》)

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那背后可怕的因素都是师父在解决。我只不过是在人的这一面不断的坚持打,坚持说而已。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打电话时,语气非常平和,没有了争辩,没有了气愤,激动,有的只是慈悲,这种变化是何时出现的,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了师父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精進要旨》〈学法〉)

十年来,我就是在不断的学法中,讲真相中,不知不觉的提高上来的。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我还要更加精進实修,跟师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