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我之前去北京的本单位同修被绑架回来，所以当晚上我一踏进家门，车间书记及工段长等人就将我强行关进单位招待所，并派一人监视居住一晚，第二天本单位保卫科科长尹少华和派出所所长唐泽民（已遭恶报出车祸死亡），就把我强行送进了江夏区五里界洗脑班，非法扣掉我的一千元奖金，作为我在洗脑班的生活费。
在洗脑班里，我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因为修大法没有错，他们知法犯法才是大错， 在洗脑班过了一个新年，年后我正念走脱，出来后我无处可去，流离失所半年，于七月份回到家中，后去单位要求上班，并找车间主任唐明耀和邪党委书记王正中（已遭恶报患癌症死亡）讲真相，告诉他们我没有违法，可是他们不仅不让我上班，还配合邪恶六一零监视我，跟踪我，并从经济上一直克扣着我的工资。试图想从精神上、肉体上和经济上三方面来迫害我。
被绑架到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二月四日，我走到离家不远处，被监控我的派出所恶警钱某某大吼一声:“站住！”然后他带着吴恒友等人冲上去围住我大吼大叫，并从我身上搜去一条“法轮大法好”横幅。他们这是知法犯法，却认为找到了罪证，叫我单位保卫科的四人将我强行抬进派出所，紧接着单位保安人员和派出所警察象土匪一样踢开我家的门，非法抄家，把有关大法的东西全部抢走了。我是单身居住，住的是平房，恶徒们抄完家后，就将门敞着，连门也不关。
他们将我劫持到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上次将我关在洗脑班过大年，这次又是在看守所过大年，年迈的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无心吃年饭，他们了解法轮功，也相信自己女儿没有错，可是面对邪恶迫害，无处申冤，无人理解，甚至还要承受一些不明真相世人的歧视和冷言冷语。
大年后，看守所对我进行严管迫害，恶警张某每天逼我背监规，我告诉她我不是罪犯，不背。于是张某恶毒的逼我面壁罚站，要站正，手脚不准动，用监视器监视着，一站就是二十四小时，那时冬天很冷，别人都睡觉，我却一直被罚站，稍有动换，恶警就对着监视器说：“站好。”
犯人都知道法轮功好，也很喜欢炼大法的人。我刚入狱时候，有犯人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然后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好象得了宝似的。所以当我被迫害罚站的时候，她们心里也很难过。虽然她们犯了罪，可是良知未泯，知道善恶好坏。有个女孩说:“张管教现在下班了，你别站了，她上班你再站。”
恶警对我每隔一天就罚站，一站就是二十四小时，脚站肿了，骨头站疼了。站了八天八夜后。恶警张某把铁门打开，带着一副手铐进来了，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犯人们都害怕的不得了，知道又有新花样了。张某问我背不背监规， 我说不背，她恶狠狠的把我双手向后铐在铁杆上，然后把旁边的一块抹布塞进我的嘴里，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拿掉了，气冲冲的走了。过一会，管教队长来了，队长说：“你真厉害，每天都看你在这站着，张管教天天上班，你总得让她有点成绩呀。”我说:“我又没犯法，做好人有什么错。”队长说:“神经病。”说完便走了。我被铐在铁栏杆上，手不能动，脚站着，象钉钉子一样，两天两夜没吃没喝，没下过铁铐，第三天上午，所长来了，所长说:“她为什么上铐子？”有人说:“她不背监规。”所长说:“那你就背呀。”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又没犯法。”所长推卸责任的说:“你没犯法，那是你们当地的事，到这里来了，就得遵守我们这里的规定，你学法轮功做好人，让人家喂饭吃，你给别人添麻烦，你是好人吗? ”有犯人说:“她都两天没吃饭了。”所长说:“那你们就劝她好好吃，只要她一吃饭，你们就报告，我马上叫人来下铐子。”吃午饭时，犯人中一位老婆婆端来饭喂我，我不吃，她说：“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呀。”我看着善良的老人，勉强吃了几口，这时有个犯人马上去报告，来了一个管教给我下了铐子，第二天恶警张来了，气愤地问：“谁下的铐子？”有人说:“是所长下的。”“你背不背监规？”我说不背，张又把我铐在了铁栏杆上，铐了三天没吃没喝。
被非法劳教
后来，江夏区“六一零”将我非法劳教，劳教所检查出我心脏有问题，拒收，江夏区“六一零”只好通知单位把我接回去。不久单位以我炼法轮功为由将我非法开除。
单位保卫科人员吴来和车间劳资员送除名文件到我家时，被我拒之门外，他们把除名文件放在门上便走了。吴来打电话谎报派出所说我家有人聚会，不一会儿，派出所全体警察开车来了，将我住处包围，一人爬到门上，从窗户看说她一个人在家，一个爬到后窗台上。我拒不开门，坐在家里，派出所警察将门踢开，一拥而上，又将我绑架到看守所。当时中午，很多邻居都在看着，有人说:“又没做坏事，现在的警察真是土匪呀。”紧接着又是抄家。这时，江夏区公安分局一科科长王国良也赶到派出所，他了解没人聚会便走了。恶警吴恒友开了一张非法拘留证，叫我单位保卫科吴莉来看守我，他们就吃晚饭去了。我觉得我应该走，不理会吴莉的阻拦，坚决离开，走脱了。然而天地茫茫，无处可去，就在山林里过了一夜。
二零零三年底，当地派出所因邪党要开十六大，想绑架我去洗脑班，因找不到我，乌龙泉派出所警察就突然包围了我父母家，所长某带着人闯进父母家门就问我在不在，便强行进各房间搜查，当时弟弟、弟媳、妹妹都在家，弟媳说:“这是我的房间，不许进去！”弟弟气愤地说:“你们懂不懂基本的法律知识，你们知法犯法。”爸爸说:“你们凭什么搜我的家，上次吴来说她家有人聚会你们去抓她，这次又跑到我这为抓她，她犯什么法，你们要搜拿出搜捕证来。”郭某自知理亏，便谎称去拿搜捕证，退出去了，在家外守着，后来郭骗来我舅舅，舅舅进门后，吴恒友说:“就这房间没看。”舅舅推开门，没人，警察只好走了。
派出所和六一零恶徒为了把我弄进洗脑班，到处搜寻我。一晚，我和同修小苏在打工的住处被绑架。两男警和一女警声称检查身份证，认出了我。我说:“炼法轮功没有错。”话没说完，矮胖恶警吼叫着抓起桌子上的烧水的“热得快”，猛的朝我嘴上打来，当时我鲜血直涌，拿毛巾都捂不住，紧接着他抬脚向我的命门穴狠踢。他们将我们绑架到五里界洗脑班。
被绑架到五里界洗脑班
五里界洗脑班通知我单位派人来看守，这回单位派的是马燕、张忠琴两人。我的嘴肿得厉害，要求处理警察绑架、打人，绝食反迫害，身体一下子瘦了很多。到洗脑班第九天的早上，他们把我架到纸纺人民医院强行灌食，洗脑班三个男的(法院高某某，六一零政法委易楚钧信访办祝某某)分别按住我的头和手，三个女的(刑警队的，乌龙泉矿的马燕、张忠瑟) 按住我的腿，然后插管子，往里灌食，灌完后管子没拔下来，又把我双手双脚捆住打针，医生李某（洗脑班有人喊他兽医），气汹汹的说:“她最顽固，她不吃饭就不给她拔管子。”
我八天才吃了一顿饭，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很吓人，鼻孔也小，而管子很粗，管子在鼻腔里很难受，时间长了，就更难拔出来了，恶医李某来拔时，她双手握住管子，使了好大劲往外扯，根本不管我的死活，疼得我死去活来，如果不是因为炼法轮功，一般人是根本承受不住这个痛苦的，可能早就被折磨死了。
我又被送回洗脑班。不久在外地学习迫害法轮功经验的坏人回来了，开始对我们四个不“转化”的学员进行迫害。我被带到一房间，里面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地上画一个圆圈，让我站在圈里，不准出来，一直站着，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不准坐下，他们轮流派人看守，还有人不时来吼叫，目的是不让我休息，从精神和肉体上拖垮我。两天后，我实在坚持不住，被迫违心“转化”。出来后，我写了严正声明，我要坚修大法。
被绑架到杨园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当时我以开麻木维生，一天，派出所警察韩某到乌龙泉矿菜市场，将我骗到派出所，然后他们把我绑架到武汉市杨园洗脑班。
在杨园洗脑班，几个邪悟者整天围着我，不断给我灌输歪理邪说，逼我相信某教。我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加上生活艰辛，学法少，炼功少，法理不清楚，加上想恢复工作，又一次被迫放弃了大法。
出来后，才知道他们骗了我，根本就不恢复我的工作。我没有钱，身体越来越差，加之洗脑班在我的饭食里放了药，导致我记忆力减退，视力明显下降。
我回想自己修大法时，身强体健，还不要我一分钱。我非常后悔放弃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