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表面上花草树木，甚至花池里有类似公园里写有爱惜花草语句的标志牌。用眼睛能看到的一切都刻意向外人展示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是个“文明”单位，这里的一切都是“人性化”管理，然而它的真实面目却鲜为人知。
一、对法轮功学员的特殊迫害
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目前共有三个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和四大队，以前最邪恶的一大队因恶警的罪恶曝光已被解散。每个大队大约有三十名警察，其中有人专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狱警大多是年轻人，有些人还有高学历，她们一旦穿上警服，进了高墙铁网就变了一个人，面目僵硬，表情冷漠，说起话来不是大声训斥就是惩罚威胁，甚至手铐电棍大打出手。这里制定了一套所谓“百分”制度决定一个人的加期减期，而针对法轮功学员另外规定：不转化“百分”不算满分，连续三个月“百分”不满分就加期五天，这就是所谓的“周延期”。教期长的加期就多，另外炼功、绝食、拒绝劳动被加的期更多。法轮功学员柴文素被加期二十多天，张国芬一个月，齐俊玲一个半月，季淑君八十四天，郝光梅二个月，霍玉平二个月，张春现二个月，冯瑞雪六天，卢荻十七天，杨志英四十一天……
这种所谓的“周延期”只是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专门针对法轮功制定的迫害政策之一，被绑架来的法轮功还会受到方方面面的特殊歧视迫害。比如刚来的法轮功学员先被隔离起来不准和其他人接触，由已转化的和专门的普教看着，只能在大厅、保管室或是阅览室打地铺睡，洗漱去厕所与其他人的时间错开。为了给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睡觉时间受限制，十二点睡，五点起（正常作息时间是十点睡五点半起）。专门负责转化的队长会千方百计地了解你个人情况给你制造压力。比如：威胁不转化就加期、送监狱，或者用剥夺工作及挑拨家人折腾你。最主要的转化方式是利用背叛的人歪曲法轮大法创始人的著作。他们从明慧网下载经文，另外编造假经文迷惑法轮功学员。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千方百计地挑毛病，说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倒打一耙的指责什么修炼者太自私等等。六一零组织会组织负责转化的队长开会，分析法轮功国际国内的形势制定对策。因为怕留下罪证参加会议的人不准带纸笔，不准做任何记录。负责转化法轮功的队长要定期向上交分析报告，分析法轮功学员的思想情况，转化的机率有多少等。转化率直接与警察的奖惩挂钩。
劳教所还逼迫法轮功学员背劳教守则、邪党歌曲，不配合就在大厅坐小板凳或是不准午睡等，并且队长以此为加期的理由。
二、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生理需求
劳教所里布满了监控监听器，厕所、浴室也不放过。劳教人员二十四小时在警察的监控下，没有丝毫的隐私空间，可是禁闭室却意外的没有监控设施。监视监听不算，警察还利用传销与打架斗殴人员做所谓的“值班”（也就是所谓的包夹），监视的重点是法轮功人员的一言一行。水房厕所另外按了门，必须队长拿了钥匙开门才能用。只要有任何行动，哪怕是上厕所、打开水，不管是任何行动必须打报告经值班的允许才能去，否则就得憋着、忍着。甚至洗漱时要一个班一起出来，等所有人都洗完才能一起回去。如果你破坏了这个规矩轻者遭到值班人员的训斥，重者报告到队长就不许洗漱，不许上厕所。在车间厕所水房定时开，也就是说你想去厕所或打水恰巧不是开厕所水房的时间，那么就得让值班的向队长请示开门。很多人不愿看队长的脸色只好忍着。繁重的生产劳动本来就很累，连打水喝，去厕所这种起码的生理需求都没有自由，这种苛刻的规矩严重侵犯人权，践踏人的尊严。去厕所水房必须贴边走，不准并排走，不准互相交谈，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即使住在同一宿舍的法轮功学员也不准随便交谈，队长派班长监督，班长不管会受到惩罚。三大队住在219房间的有四名法轮功学员，一次队长师江霞认为她们相互说话班长不管，狠狠地训了班长，扣了班长的百分（也就是扣了她的减期），那个班长为此痛哭了一场。
劳教所为了所谓的杜绝浪费还限制饭量。一个饭桌坐六个人菜根本不够吃，有人向队长反映也不起什么作用，菜里本来就没有什么油水还不给够，吃不饱就得去劳教所的超市另买吃的。更过份的是一些患有肝炎等传染疾病，按规定不应收容的人劳教所照收不误。这些人只是用单独的碗筷，仍与大家同吃同睡。据说每个劳教人员政府都有拨款，劳教所为了捞钱只要活着有口气，哪怕是瘸子、拐子、心脏病、高血压、精神病、七十岁的老人、未成年的孩子甚至坐轮椅的残疾人都收。
三、“劳动”是奴役压榨与迫害的手段
在劳教所干活被美其名曰“习艺劳动”。按劳教所对外的说法是应以学习教育为主，辅以适量的劳动。但实际上利用在押人员劳动创收是劳教所日常工作的第一要务。而被劳教人员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挣钱机器、廉价奴工。每天劳动时间最长可达九小时。按规定劳教所必须保证劳动教养人员每天睡眠八小时。司法部对全国劳教人员最新的要求是强制劳动不得超过六小时。这里不管是未成年的孩子，还是七十岁的老人，不管是身患重病的，还是身有残疾的，一律定了产量，完不成产量晚上带回宿舍加班，有时加班加到夜里十二点。很多时候收工后还要到地里从事繁重的农活。并且合法的节假日休息得不到保障，规定每个大队一星期应有一天休息，二、三、四大队分别是周二、周三和周四，但实际只能休半天，有时甚至半天也休息不了，象二零一二年新年期间大年初四就开工了。
二、三大队主要加工超细纤维清洁巾（河北益康棉纺织有限公司来料），四大队加工口服液瓶盖（河北金环包装公司来料）。加工清洁巾锁边的噪音很大，烫头的化学气体刺激呼吸道及眼睛，包装的很多布料的化纤纤维飘散在空气中，对呼吸系统有很大的伤害，一天工作下来，每个人的身上、脸上都覆盖一层“毛”。可是劳教人员仅有的防护就是一次性帽子和口罩。加工口服液瓶盖是把橡胶瓶塞扣进金属瓶盖里，这些工序本应在严格消毒的净化车间由专门机械完成，但在这里全用手工。在四大队一个人的产量是一万，也就是一个人一天要重复一万次相同动作，很多人干得手脱皮，磨出泡。而且这里的人得什么病的人都有，甚至有传染病，有的人为了赶产量直接用手指和指甲塞瓶盖。这样加工出来的瓶盖用于口服液包装不知怎样达到卫生标准。
劳教所用产量评价一个人的好和坏。产量高的在减期等各方面都有优先权。而拒绝参加生产劳动的就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押人员没有自由，每个月只开放两次允许购物，而常常安排不接受强制奴役的人购物排在最后，有时还会限购，只准买基本日用品（牙膏香皂卫生纸等）不准买吃的，洗澡最后洗等……不劳动就加期，更严重的会遭受酷刑折磨。
二零一一年八月份三大队多名法轮功学员因被非法加期与要求无罪释放拒绝劳动。她们被罚站每天八个多小时，队长个别谈话无效，队长吕亚琴（三大队专门负责转化法轮功）就开始了所谓的“大整顿”。八月十五日早晨所有人不管是不是法轮功学员都站在大厅，所有警察全副武装气势汹汹。一个队长拿出电棍放电，蓝色火花象毒蛇的芯子啪啪作响，一时之间三大队气氛恐怖，血雨腥风。先是立正拔军姿，一动也不能动，接着搜身。然后拉出不劳动的人挨个带到队长的办公室（无监控）用电棍电击，逼迫参加劳动。动手电击的是吕亚琴和刘子维，其中吕亚琴最卖力。藁城的张妮被在头、脸、背上连续电击长达20分钟，使得她的身上起满了黑紫泡。还逼她在所有人面前作保证参加劳动、唱邪党歌曲。冯瑞雪被吕亚琴电击头部后，神智不清、语无伦次，不认识人，把熟悉的人的名字都叫错了。卢荻被吕亚琴铐在暖气管上用一长电棍和短电棍电胳膊、肩部，断断续续电了一天。吕亚琴还电击沧州法轮功学员齐俊玲长达四十分钟，使得齐俊玲的脸、嘴、身上都是黑紫的大泡，浑身浮肿。受迫害最严重的是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烨，吕亚琴认为其他法轮功学员不劳动是受她影响。赵烨遭到长时间毒打与电刑，身上多处青紫，右臂被电时损伤到神经，肿痛不能抬起，用力就抖，很长时间右臂耷拉着象是没和肩膀连着一样。其他七十多人，被逼在大厅里罚站军姿，动一下恶警就要大骂，站不直恶警就用警棍打，大厅不透风，人们脸上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流也不准擦一下。警察逼她们唱邪党歌曲、背劳教人员守则，刘素然拒绝唱，被吕亚琴用电棍电。吕亚琴还扬言给不劳动的人加期二个月。她还当众挑拨其他劳教人员“揭发”法轮功学员，并许诺给予减期奖励，并且挑拨说今天你们受的罪都是法轮功造成的，谁想揍她们队长绝不会管，文革时期的整人方式全用上了。与此同时所长冯可庄就坐镇监控室监督。
八月十五日之后的三天，坚持不劳动不唱歌的法轮功学员被罚站，不准靠墙，不准走动，每天晚上十二点睡，早上四、五点起，许多人站得头晕，脚、腿都肿了。吕亚琴还让其他劳教人员作假证明，给法轮功学员加期凑材料。紧接着吕亚琴休假一连四个月没有上班，十二月份回来上班后走路不是很利索。听说吕亚琴出车祸撞了腿，她上班后没有回三大队，而是调到二大队，可能是怕法轮功学员说她遭了报应。
四、“教育”就是强制洗脑
劳动一天后不管有多累回到宿舍一律坐小板凳，不准躺床上。所有人屁股上都磨出了茧子。繁重的劳动已使人透不过气来，晚上还要接受所谓“教育”（实际是邪党洗脑）一个半小时。七点看新闻联播灌输虚假信息，队长作点评无非是让人感恩党的“好政策”。劳教人员中拥护中共的发言才被允许，如涉及到法轮功真相就会被立即制止，甚至遭到训斥诋毁。看完新闻紧接着上课，学习内容有：法律知识、爱国（党）主义教育、心理知识、《论语》、《弟子规》、看红色经典电影或学唱中共邪党歌曲等。但听了课后，人们在私下纷纷议论最应该学习的是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她们说一套做一套，执法犯法，从她们身上看不到女性应有的温良贤淑的中华传统美德。二零一二年快过年时，三大队一个新来的队长为了进行所谓的亲情教育，当众念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是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淑莲的女儿写给她的，写的是母亲被抓后给她造成的生活上与精神上的痛苦。信是队长无故扣下的，王淑莲根本不知情。没得到本人同意就私拆他人信件，还当众宣读这已经是没有素养的表现了，当王淑莲问队长念的是否是她的家信，队长师江霞矢口否认，还讽刺王淑莲说什么就你有女儿？就你有外孙呀？由于信写得情真意切叫人心酸，很多人听了掉泪。新来的队长趁机说，你们家人的痛苦是你们违法造成的，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有两名上访人员受不了，站起来哭喊“冤枉！”。队长师江霞与张宁立即制止，说她们扰乱课堂纪律，挑衅所规队纪要扣百分，师江霞还拿出手铐威胁。后来张宁转移话题给自己打了圆场。
五、文革式的人整人手段
每个大队警察都要培养自己的亲信，让她们充当耳目、打手，监管其他人，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学员。那些心狠手辣、好勇斗狠的人往往队长利用起来得心应手。赵县十九岁的张琪因打架斗殴被劳教，刚到三大队就有法轮功学员给她讲真相，她表现比较理解。后来队长让她当“值班”的，她就象变了一个人一样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从唐山开平劳教所转过来的王淑莲被她打过多次。王淑莲一炼功，张琪就扇耳光、掐脖子，又踢又打。王淑莲的脸上三天两头有伤，尤其眼睛周围青一块紫一块的。五十七岁的王淑莲年龄超过张琪的母亲了，但张琪打王淑莲就象打顺手一样。一次报数时王淑莲不报数不蹲下，张琪走过去很熟练的一手按着王淑莲的脖子，用膝盖往王淑莲的膝盖内侧一顶，王淑莲就坐到了地上。法轮功学员齐俊玲绝食抗议加期持续一个多月，每次灌食都有张琪。齐俊玲拒绝出屋，张琪就拽着齐俊玲的脖领子或头发在地上拖。有一次新来的队长都看不过去了让张琪住手，张琪竟不听。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她讲真相，讲善恶有报，可为了减期什么都不顾。八月份“大整顿”她还在队长的授意下当众“揭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那次给她减了十五天。其实张琪的家人早就通过关系花钱保她出去，各个关节都疏通好了，就因为她太“能干”，劳教所拖着不放人，张琪的家人为此跟劳教所吵了一架，张琪知道后很是憋火。
朱媛俐，二十四岁，江苏扬州人，因传销被劳教。她心甘情愿受“重用”。八月份三大队“大整顿”期间，她作假证明为吕亚琴给法轮功学员加期凑材料。后来遭恶报，有人和她开玩笑把她的手甩了一下碰到了腿上，没想到她的整个手掌变成紫色。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她讲真相，她根本不听还气恨得不行，好象法轮功与她有什么仇似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她善恶有报，做事要给自己留后路，她却说法轮功学员诅咒她。后来她和法轮功学员王淑莲住一个屋，王淑莲又瘦又小，朱媛俐又高又胖，王淑莲炼功，她把王淑莲一下子从床上拽下来摔到地上，讥讽嘲笑，又打又骂。一天晚上王淑莲炼功，朱媛俐又打骂她声音很大，对面屋的人被吵得睡不着和朱媛俐吵了起来。朱媛俐竟生气地闯进各个屋要把法轮功学员都叫醒示威。后来法轮功学员把她打人的事向大队长王炘、刘子维和王维卫反映。她们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训了她，从此她收敛了许多。这样的打手在过年时竟被评为“优秀学员”减期十五天。
这里的队长看哪个法轮功学员不顺眼有时甚至利用精神病或智障的人折磨法轮功学员。宗东荣在劳教所是出了名的脑子和思维不正常，队长王维卫把她和法轮功学员胡苗苗关在一起。宗东荣把胡苗苗拖到墙角，用膝盖猛顶下体，导致胡苗苗长时间行走困难。宗东荣解教后不过二十多天又因偷盗抓进劳教所。在四大队她又被警察重用，经常看见她拖着法轮功学员走。
刘艳霞，四十九岁，保定市定兴县固城镇人，有大脑炎后遗症，一米七五的个，穿四十二号鞋，驼背，走路不稳象螃蟹一样。她理智不健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翻脸比翻书还快，什么难听，什么恶毒骂什么。三大队里的人都躲着她，如果她犯病大吵大嚷就把她拽到没人的屋里揍一顿，她立刻老实了，马上给人赔笑脸。快50岁的人在队长面前象见了妈的小孩一样，说话娇声娇气极力讨好献媚，有的队长的年龄和她儿子差不多。她还经常对别人说：某某队长可喜欢我了！队长交待的事她一丝不差严格执行。三大队队长吕亚琴最欣赏她的“才能”，用她折磨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陈改茹、卢荻、郭美英等都被她包夹过。吕亚琴认为卢荻影响了三大队的转化率，就特意派刘艳霞包夹卢荻，并亲自吩咐好如何刁难卢荻：刘艳霞走到哪，卢荻必须跟到哪，就是去厕所也要寸步不离。不准任何人和卢荻说话，也不许卢荻和任何人说话，卢荻的一切行动必须得到刘艳霞的批准。卢荻稍微走快些或离远些，刘艳霞就破口大骂。如果卢荻要喝水刘艳霞就说等十分钟，要去厕所刘艳霞就说等会儿再去。刘艳霞高兴时对卢荻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不知哪句话不合心意了就破口大骂。当时卢荻母亲出车祸成植物人状态生死不明，卢荻牵挂母亲忧心如焚，但刘艳霞专门提及卢荻的母亲骂卢荻，卢荻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吕亚琴却在一边看好戏。后来一个普教实在看不下去了揍了刘艳霞一顿，刘艳霞哭着到吕亚琴那里告状，吕亚琴说她再打你，你就打卢荻！刘艳霞本来胆小不敢打人，在吕亚琴的唆使下她就有了胆量。一次在与卢荻的争吵中她拿起包好的清洁巾打向卢荻的后脑勺。后来在8月份“大整顿”迫害时，吕亚琴电击卢荻时还说：可惜刘艳霞解教走了，没有这样的人“照顾”你了。
劳教所对外标榜是教育人改邪归正、弃恶从善的地方。实际上恰恰相反，这里的黑暗与压榨充份激发了人性中恶的一面，扼杀人性中善的一面。很多人在进劳教所之前都以为警察、执法机关都是惩恶扬善的人民卫士，进来之后才知道这里真黑！许多人本不恶，也不想恶，但这种环境下被逼得恶起来。一个普教曾对法轮功学员说，大姐，我是不是变成坏人了，队长让我干的事我一点也不想干，但我没办法呀！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里也有坚持做人原则，坚守善良的人。队长曾叫一个普教给法轮功学员作假证给法轮功学员加期，那人坚决不干，说我没看见怎么作证？这样被罚站了一宿没睡觉。还有的人不配合警察干坏事，对法轮功学员说，我要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六、纪检与管理警察沆瀣一气
劳教所有一个纪检监察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警察在管理中是否有违规行为。每个将要解教的劳教人员纪检监察部门都会找她进行“出所谈话”，问一些问题。比如队长对你有没有打骂现象；劳动时间是否过长；劳动强度是否太大；能不能吃饱；有没有牢头狱霸欺负人的现象；加期减期是否公平；你对劳教所的管理有什么建议等。但这一工作纯粹走形式，根本不给劳教人员解决实际问题。当有人向他们反映劳动时间过长，产量过高，吃不饱，警察打骂、虐待学员等现象时，他们会找各种理由推诿，说什么劳教所有劳教所的规矩，或是说你说的都是小事情，甚至反过来挑学员的毛病。有人给所长、纪检监察或检察院投信，信件往往会被返回到队长手里，队长很容易就能查出是谁写的。劳教人员的信件或包裹经常被无故扣压，或是不给邮寄。在劳教所接见的屋子里的墙上挂着劳教警察六条禁令，第一条就是严禁警察殴打、虐待或指使他人殴打、虐待劳教人员。而打骂、虐待、体罚现象已成了各个大队主要的管理方式，没见纪检部门对哪个施暴的警察或是被指使施暴的劳教人员调查处罚的。
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只是在全世界早已臭名昭著的中国300个劳教所中的一个。那里践踏人权、泯灭人性的黑暗是中国劳教所里的普遍现象。而违反中国宪法的劳教制度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是因为它为中共邪党迫害信仰人士、压制信访民众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中共邪党为了迫害法轮功形成了网络式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单位，从单位直至个人，一层压一层，就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为什么吕亚琴非要置赵烨于死地，因为在她背后坐着所长冯可庄，而冯可庄为什么要坐镇监督，因为她背后还有上一级在监督，依此类推……可现在的情况可不象当初1999年，江××拍着桌子喊“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时乌鸦遮太阳的形势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海外的法轮功团体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上千的褒奖，今年的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李洪志先生六十一华诞）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与民众对李洪志先生的问候不计其数。而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江泽民即便有口气也已然是一具活僵尸，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直接波及了积极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是迫害法轮功这套多米诺骨牌的头牌，他被扳倒必然导致整套体系坍塌至尽。
记得在电影《耶稣受难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耶稣被鞭挞得遍体鳞伤，头带荆棘编成的头冠，钉在十字架上血如柱涌。突然狂风大作，大地颤动，日月无光。那个栽赃耶稣是传播“邪”教，硬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的大祭司看到房屋的地面裂开一条大缝隙时，内心的惊悔无以言表。三天后耶稣复活……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两千多年后，同样的情景发生了，只不过地点是中国。假设历史给那个大祭司和鞭挞耶稣的狱卒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定会选择放下屠刀！可这只是2000年后我们以史为鉴的一个假设，历史不会让大祭司从坟墓里爬出来再选择一次。
那些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修炼者的各级执法人员、政府官员们，无论在其中你是积极参与也好，麻木执行也好，或是被逼无奈也好，不要把法轮功学员抗议迫害的行为当作是与你的敌对，他们在用自己的承受唤醒你内心的良知，因为在这场对法轮佛法的镇压中迫害者同样是被害者。
法轮功学员最想对你们说的是：一定要从新选择！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退出中共的邪教组织，别辜负上天留给你逃生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