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劳教制度的罪恶(中)

读王海辉自述有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接上文

高墙掩盖的魔窟

劳教所的高墙就是一块遮羞布,一切违法行为在这里可以堂而皇之。北京团河劳教所原来还有吸毒队,可是从建队开始,就有警察一直在那里卖毒品给劳教人员,与警察勾结的贩毒团伙多达十几个,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被一个劳教人员举报后,上面才开始装模作样的查处,撤了一个副所长,并撤销了吸毒队。有个因盗窃而被劳教的人,在吸毒队当班长,还在劳教所里学会了吸毒。

北京劳教所很长一段时间的劳动产品是一次性筷子,就是在木制的一次性筷子外面包一层纸,然后按一定数量捆成一捆。包筷子完全是手工的,木头筷子就堆在地上,每双筷子都要包上一张纸条,取纸条的时候很多人就往手上吐唾沫,由于劳教所本身卫生条件很差,上完厕所几乎洗不了手,甚至有些劳教人员在感冒时直接用纸条擦鼻子,擦完的纸再包筷子。我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上研究生的时候,电科院食堂就是用的这种筷子,当时电科院周围很多小饭店里的都是这种一次性筷子。那个纸条上还写着“高温消毒”。据一些多进宫的劳教人员讲,2000年前北京调遣处是平房,卫生条件更差,一次性筷子就堆在地上,被来回踩。这种一次性筷子,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卫生的筷子了,要是这个作坊在高墙之外,也许早就被取缔了。

面对警察们的打人、索贿等违法行为,许多劳教人员也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但数十年来绝大多数的警察违法行为根本得不到起码的惩罚,所以劳教所里警察针对普教的违法行为都是明目张胆的进行。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们多数情况都要进行掩盖,一个是怕国外媒体曝光,再一个就是其邪恶程度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空前绝后。有一次马三家三大队的教育干事苏巨峰对我说,你看对面的大北(监狱),表面上看着很严,但是管理还是很规范,犯人多数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保障,而我们劳教所一般都是违法较轻的人,但是没有进来过的人不知道这里那么严,那么乱。当然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也是同样重的。

劳教所是个黑染缸,在这里警察和劳教人员互相学习,共同变坏,在劳教所里工作时间稍微一长,绝大多数的警察说话举止就完全是流氓式的了,满嘴脏话、下流话,动不动就打人。在几年前,马三家劳教所男队都是出外工,一个马三家的警察看见路边停放着几辆自行车,警察就叫劳教人员搬到拖拉机上,偷回了劳教所。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劳教警察大幅扩编,有些大学生通过报考公务员当了劳教警察,这批人刚进劳教所时还比较好,一般不会打骂劳教人员,可是过段时间多数就变坏了。三大队有个警察叫支顺昌,河北人,自称中学时与法轮功学员王博是同学。他到劳教所后,好长时间都不会打人,专管大队成立时,他也被调到三大队,在给劳教人员开会时,他感叹说,在当今社会上,不变坏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变得坏一些吧。不久以后他也开始打人,他虽从未打过我,不过每当我向他请求上厕所(在车间里,上厕所需要警察批准),他从来都没有同意过。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很快就变坏,例如有个姓于的队长是警校的毕业生,他来了不久以后就会打人而且非常狠。还有部队转业的一个队长叫王飞,他是一个刚来就会打人的警察,连一些普教都很鄙视他,说他不懂规则就打人,因为在劳教所里,有的劳教人员是托过关系的,普教称之为“有托的”,这样的人警察是不会打他的。后来王飞变得更坏了,成了三大队最坏的恶人之一。马三家的警察都自称“政府”,当时的管教大队长于江,普教说他是个鬼都怕的坏人,他却认为自己的能力很强,怀才不遇,他还自称自己是个合格的警察。有位普教开玩笑说,劳教所就是大流氓(警察)管小流氓(劳教人员)。

劳教所是彻头彻尾的私营黑工厂,虽然厂房、设备等都是国家投资的,警察还享受着公务员的待遇,但是劳教所生产所得却悉数归劳教所的警察所有,无论挣了多少钱都不用纳税。这个黑工厂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劳动力成本是负的,劳教人员除了无偿劳动以外,要支付自己的医药费,为了减期、当班长、减少自己的生产任务等等,要向警察行贿。再一个它是合法的地地道道奴隶制——“红奴制”,这种红奴制与人类社会过去存在的奴隶制相比都不同,过去的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在多数情况下“主人”都会稍稍爱惜自己的“财产”,红奴被劳教所拥有的时间只是几年,所以警察会想尽办法压榨劳教人员的体力、财力,境遇远不如黑奴。马三家一个班长说,他劳教一年要花8万左右(大部份的钱是给警察行贿)。在其它劳教所,劳教人员象征性的每月会得到几元钱补助,而马三家一分钱都没有给过。来自内蒙古的李海龙家里没有人管他,本来有时其他人会给他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后来被普教举报,警察就不许任何人接济他,他离开劳教所时(已经被迫害成精神失常),警察也不给路费,让他步行回家。有个干事告诉我,由于马三家警察的工资比北京和上海的警察低很多,为了收入能再高点,所以他们不得不让劳教人员多劳动。

劳教所里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不仅每个劳教所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同一个劳教所各个大队也不相同,而每个警察的管理又从不循规照章,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行事。例如马三家三大队制订了“三大队管理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夜里不许上厕所,刚开始时这一规定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后来连普教夜里也不许上厕所了,三大队有些法轮功学员年龄比较大,许多晚上要上厕所的就被憋坏了,李海龙几次尿在裤裆里。男所劳教人员被要求剃光头,沈阳冬天最冷接近零下三十度,头皮刚看着有点黑的时候,就又要剃头了,由于平时不准戴帽子,冷天在外面待几分钟便觉得从头冰到脚。

在马三家劳教所不仅不让看书学习,一般电视也很少看,可是有一段时间三大队开始组织劳教人员看新闻,主要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不过看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以后,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预报要播中国政府抗议美国总统接见达赖的新闻,那天是李猛值班,他赶紧冲过来要求把电视机给关了。从此以后,直到我解教前我们再也没有看过新闻。社会上的任何负面消息,对劳教警察来说似乎都是件可怕的事。玉树地震时,劳教所彻底封锁消息,所里悄悄降下国旗,很多劳教人员还以为是风刮的呢。更不可理喻的是,北京调遣处规定劳教人员走路必须走直角,走路时双手必须贴在大腿上,不能摆动。连上天赋予人类的正常行走姿势都被剥夺了。北京团河劳教所有个特别的规定,每次吃饭前要集体唱歌,主要唱劳教歌曲和所谓的“红歌”,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有的 “红歌”也被禁唱了,例如《团结就是力量》,歌词里面有“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他们觉得是影射中共要灭亡。还有“铁道游击队”的插曲里,有“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的歌词,他们听说劳教警察被称为转世的“地狱小鬼”,就很忌讳这个歌。都不让唱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