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缘义取”的生财之道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利益与道义,有时确实是两难选择,在现代社会,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者比比皆是,而商界中更有一句谚语曰:在商言商。企业以盈利为经营目的,在两者之间应如何选择,我们先来看看古今两个经营典范。

仁术生财的名商白圭

白圭,名丹,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相传师从世外高人鬼谷子。白圭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秦,也是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汉书》称他是经营贸易、发展工商的理论鼻祖。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

战国时期的商业,尤其是以权贵富豪为对象的珠宝买卖利润为最高,但是白圭选择“下谷”等生活必需品来经营,面对的是广大较清贫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白圭具有高超的把握时机的本领,他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称自己的经商方法为“仁术”。

“利缘义取”的日本企业之父

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是最早借鉴儒家思想进行经营管理的商人之一。他三十三岁从政界转移到商界,立志以《论语》为标准,从事商业活动,一生中创办了金融、造纸、运输等五百多家企业,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实业界的领袖。八十八岁时他撰写了著名的管理书籍《论语与算盘》,认为《论语》和“算盘”相行不悖,忠孝仁义是善行,高产也是善行,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如果“放于利而行,多怨”,以正义为基准的处世者为君子,以利害得失为基准的处世者为小人。

为了遵循自己的经营原则,他从不参与投机,即使在知道政府铁道债券会获得巨大利润的时候,也主动放弃了大好的赚钱机会。他认为如果通过债券投机获得利润,尝到甜头之后就容易形成投机的不良习惯,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不但有可能破产还会失去信用,给投资者带来麻烦。企业家要做君子而不是小人。创业不能只考虑利润,对于社会没有意义的公司是得不到发展的。所以,涩泽荣一把利益放在第二位,而首先考虑的是经营能给社会带来的效果和价值。

有定论的“义”“利”之辩

在东西方,“义”“利”之辩似乎至今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道义和利益,谁先谁后,谁轻谁重,它们是矛盾的对立方?还是并行不悖的统一体?趋利避害是人之属性,当现实的利益与永恒的道义发生矛盾时,该如何权衡,如何取舍。

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因为德本财末,所以孔子讲“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因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工商人士都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原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经济越是朝向未来发展,就越需要伦理的回归,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无论怎样试图摆脱道德的羁绊,终会因为无法脱离经济活动本身内在具有的伦理属性而归于徒劳。”

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对于财富则有更本质的论述,他在《富而有德》中讲:“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

由此可见,作为根本,道德应是一切活动的终极准则与标杆,经济活动的本质在于其是利他的善行从而为自己获得利益,那么为他人付出的越大,得到的理应越多,也即善行愈厚,获利愈丰。道义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并行不悖的统一体。所以古人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意思就是财富与利益源自合乎道义的行为,应以义生利,义利相成,要以正当的方式获得正当的利益。

企业也要在善恶间抉择

“义”“利”之辩虽有定论,但是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不是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能够具备高瞻远瞩的慧眼。

中共为了掩盖罪恶而筑起屏蔽真相的高墙,人人皆知是恶行。但中国网民人数超过三亿,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是互联网企业巨头,微软为利益选择了主动“自律”甚至协同作恶,谷歌却因为“不作恶”的道义原则最终选择了退出中国。

曾主动与纳粹合作的德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德累斯顿银行,为了能承担起道德义务,唤起同行的觉醒,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调查自身过去的罪行并公布于众,现任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夫-麦尔在公布调查报告时沉痛的说,“每个银行的成员必须要了解自己企业的历史,接受真相,哪怕它带来痛苦。” 他强调:“一切非人性的行为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这是历史对我们现实中每一天的警告。”

而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后,薄熙来为了升迁紧随其后大力镇压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贩卖尸体成为薄、谷、周获取收益的又一途径。冯.哈根斯却选择于一九九九年八月正式在大连投资成立了哈根斯尸体加工厂,他不无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工厂之所以选在大连,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那些来源不明的尸体为他们赚取了几十亿美金的高额利润,却深深刺痛了每一个尚有良知的国人心,恐怖的展览背后掩盖了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的经营企业怎能长远发展!

在现实当中,秉持道义的仁人志士看似吃亏不少,“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的人却常常大发横财。其实,因为“义”“利”是本末的关系,本末就有时间和空间的差异,积德在先,获益在后,短视者往往着重眼前,忽视长远;道德无形,利益有形,平常人往往看不见的就不相信,只有圣者才能洞见高深的法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些遵循了道义的善行,哪怕只有点滴,已经为自己奠定了兴盛的基础,而那些由从恶而获得的财富荣华,如果不知反省,即使微不足道,他已经为千里之堤挖掘了使其最终坍塌的蚁穴。

真正想造福人类,从而为自己和员工谋取长久福利的企业,请谨记“利缘义取”的生财大道,坚守良知和道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