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传文化】严于律己 仁者风范(上)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之意,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仁政爱民,励精图治,开创了“康乾盛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内圣外王”,这是古代道家、儒家所推崇的境界,内怀圣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康熙堪称内圣外王的典范。

读书不辍

康熙立志高远。他在《庭训格言》中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指出读书学习要坚定不移,“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進之心,尤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他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勤学不辍。

他五岁开始读书,八岁登基,于儒家经典日日必读,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他常深夜读书,直至天快亮,他曾说自己“五龄以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曾对大臣们说:“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十七、八岁时,更笃于学,读书过劳,但仍不肯休息。他十八岁时,在内廷设南书房,选择汉儒为侍读学士,以经书为要,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他命学士日日进讲,从未间断。在为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期间,凡出师、运饷、划谋制胜,无不由他一人决断,当时战局迅变,军报频至,但他仍于繁忙中“孜孜于经史之学”。翰林院奏请隔日进讲,他说:“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拳拳向学之意!”当时日讲的书目为《四书》、《五经》及《通鉴纲目》,康熙对日讲很认真,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重在“实心体认”,绝不“徒应故事”,更不“务虚名”,这是他对日讲所持的态度。

康熙读书,既重知,又重行,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必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他在《御纂朱子全书序》中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由此可见,康熙认为读书最紧要的是明其义理并力行:其一,以达“天人合一”;其二,使万邦协和;其三,使仁心仁政施天下;其四,使天下一家。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朝廷要将道统与治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即位后,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可谓“日理万机”,但无论国事再忙,还是认真读书,他把读书看成是一件乐事,增智开慧。他常对大臣们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学问之道,宜无间断”。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易书》,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他还组织人员编纂了《全唐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本人著书《康熙御制文集》,讲述治国和为人处世之道,他写下了一千多首诗词,流传后世。如他写的《登都城》:“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这首诗被人们誉为帝王诗;他写的《咏兰》:“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不因纫取堪为佩,纵使无人亦自芳。”以兰花喻君子,从“难隐谷中香”、“无人亦自芳”两个方面,赞扬兰花的高洁品性,推崇君子谦和踏实、不争虚华的品格。

康熙对书法也颇下功夫,曾说:“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他曾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赐给诸臣;写“学达性天”四字颁赐天下各地书院。他凭着好学不倦的精神与毅力,博览群书,诸如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美术音乐、几何算术、农学水利、生物医学等等,各式各样的学问他都颇有研究,可谓胸怀万有,其丰富的学识使很多学者也望其项背。这一切,都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并付诸于仁政爱民的实践中。

明道治世

康熙提倡道统和治统合一,崇德重道,实行仁政德治,称自己要用先圣之道来治理天下。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他还说道:“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扦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他深悉兴文教、重教化是为治国之根本,“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大力表扬儒家学说,重用儒家人士。他在十四岁亲政时,就率领百官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令汉族士大夫和天下儒生们感动。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东曲阜孔庙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于殿中,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心愿。起居注官对康熙的行为非常赞赏,写道:“兹者临幸阙里,尊尚先师,以万乘之尊,特行九叩礼。隆举仪章,周览庙庭车服礼器,榜书御笔,悬额殿中。进生徒于诗礼堂,讲说经书,宣传天语,煌煌训诫。旷典隆恩,超轶前古!”

康熙为周公庙碑、孔子庙碑、孟子庙碑亲制了碑文。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四赞,命翰林官缮写,分发直隶各省。他还表彰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宣扬道义、仁政的理学家。在康熙时期还开设博学鸿儒科、开科举、举行经筵大典、编辑图书等措施。这些都体现出康熙对儒家学说的提倡。

康熙谈治国之道:“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进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耳。”他的道治天下使儒家修己安民、经世济民的理想追求得以实现。大学士张英说:“《书经》义蕴宏深,臣仅能粗解章句。历年侍从讲席,伏睹我皇上讲论精贯,探讨深微,迥非恒见所及。臣窃思,《书经》所载,文则典、谟、训、浩,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君,皋夔、稷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所以为臣,皆备于此。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大学士张玉书称赞康熙“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筵,典学不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