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顽疾消除 遭迫害九死一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我叫刘培珍。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湖北省潜江市人。曾任潜江市中心医院中医主治医师,整天忙碌给人治病,但我自己身患肩周炎,关节炎,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神经衰弱等疾病却治不好,无奈于一九九四年提前退休。

幸运得法走上大法修炼之路

因身体不好,我一直在寻找能祛病健身的方法。我曾炼过气功、剑术、太极拳等,但效果不佳。一九九五年十月我来到美国圣路易斯探亲,一九九八年元月二日,我在圣路易斯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祛病健身的问题,还讲了“转法轮是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等。我被吸引住了,连续把文章看了好几遍。

我很想看《转法轮》这本书,就在该文章底下找到了联系人的信息,当天晚上就有人送书来了。我拿着书,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晚上,到天亮时,看完了。我抱着这本书,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一辈子找的就是这个!

后来有同修给我带来其他大法书、炼功音乐带、讲法录音和录像等,并教我炼功。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同年三月,我参加了纽约的第一次法会,有幸见到了师尊,听了师尊的讲法,还有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这次法会我收获很大。

通过炼功,我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日益健康,身心愉快,以前的病症慢慢在消失,很多都没了。最明显的是我的肩周炎好了,感觉一身轻。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知道去做一个法轮大法要求的好人,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见证。

大法蒙难 讲真相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元月,我回到了潜江中心医院的家里,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一起学法炼功。医院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五月时,同修告诉我,我们炼功的时候经常有便衣警察来观察摸底。后来,炼功点的电线被卡了,我们转到一河边炼,后来就不让炼了。七月二十日电视、广播、报纸等等所有宣传机构一齐出动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法轮功,我因是从美国回来的,在我们那小城镇里成了重点,我家门前有警察把守,我不理他们,坚信信仰无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同修一行六人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讲法轮功真相。到北京后,整个北京大街小巷都有警察,也到处都有来北京证实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北京信访办早已不接待了,去了就被抓。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个地方住下。当时警察到处在搜查,我们中混進个便衣警察,我们想办法把他甩掉了,但不得不转移,后来在当地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才住下来。准备第二天集体上天安门静坐,但夜晚通知不要去了,说共产党纠集了大量流氓准备搞“打砸抢”并栽赃到大法弟子头上。但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天安门。十一点左右,天安门正门停了辆大警车,上面有个人正在指挥警察抓法轮功学员,很快就抓了一车人。

我们被劫持到一个派出所,派出所里面满屋都是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我被湖北办事处的人接走,押送回原籍。我所在单位医院派人将我从当地派出所保释出去,派出所的人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不签,医院来的人说:“她不签,我签。”回家后,每天都有警察来家里查看,医院也常来人找我谈话。当时已经有好多当地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我也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我不敢在家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来到广东深圳的女儿家。潜江派出所的人经常打电话骚扰。

大法弟子们开始了讲真相的艰辛历程。后来我结识了从美国回来的同修。我们很快开始了做真相材料,而且天天出去寄信,发资料,有时还挂条幅,深圳的许多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前一天,我们在深圳市政府门前的一条街上挂了好多横幅,回来的路上看到横幅在那里飘扬。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都阻止不了我们讲真相的脚步。为了省下钱来做真相资料,我们在外面舍不得买瓶水喝、买点东西充饥。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的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抓,后被劳教一年,我非常难过。

同修被抓,没人做真相资料了,我就开始面对面地给人讲真相,大巴、中巴、车站人多的地方都讲,讲法轮大法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来,我认识了另一位姓刘的同修。他会电脑,这样我们的资料又丰富起来了。

讲真相两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我在一个车站讲真相,乘车的人很多,一批又一批,我被恶人举报,被警察抓進了派出所。他们很快查到我的住处,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个人用品。半夜,他们把我送回家,听到他们正在向上面要经费。我开始想办法逃脱。我女儿家住在十楼,楼梯和电梯出口有倆警察和一个保安看守。

我试了几种办法都不行,最后在师尊的点化下,想出一个办法。我把一条新床单剪成许多条子,做成一根长绳子,我一直在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到第二天半夜十二点半,我见监控的恶警已很困了,便轻轻出门,从十楼楼梯走下来,到了三楼就不能再这么走了,因下面保安很多。我就用做好的绳子系在窗户上,从窗户爬出去,沿着墙一层一层往下滑。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全地下到了地面,然后翻过围墙,逃离了小区。我从此流离失所。

一人在外,加上时刻有邪恶追踪,没法讲真相,我很着急。到十一月中旬,我决定回深圳。在深圳郊区租了一间房子,我联系到了同修,同修给我带来了电脑,打印机。我买了光碟复制机和相关器材,这样我们开始了做真相资料。

起初主要是打印《九评》小册子、《天地苍生》等资料。得知湖北老家资料紧缺,我就通过大巴托运资料去。《九评》光碟出来后,我开始做《九评》光碟了。我有一次买回了一千张光碟,在与同修通话中,被网警监听到了。因为当时我把电话卡抽出时,电话又响了,是个男子在问话。我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但我想尽快地把《九评》光碟刻完再转移,同时还有一箱资料没有送出去。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一伙人闯進了我居住的房子,我正在刻最后几张《九评》光碟,他们一進门就说:“你被捕了。”我落入了魔掌。

被恶人注射毒计 身陷绝境

我的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光碟复制机、大法书籍、个人用品,还有同修存在我家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器都被抄走。我再一次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着被非法关進南山区到看守所。恶警以开除我孩子的工作恫吓、威胁我,强迫我转化,还要揭发同修,我绝食抗议。

绝食的第四天,一帮公、检、法的人来了。他们知道我去过美国,又从我住房里搜出了无线电信号发射器,还有最新的《九评》光碟,他们以为我有什么国外背景,可以找出大线索来。这样我的所谓案子被上报到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局长也来了。但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我继续绝食,后来他们强行把我拉上一辆车,拉到了蛇口人民医院内科一间单人房间里,由倆个警察看守。医生来了,我就跟医生说:“我没有病。我也是医生。我是炼法轮功的。现在在绝食。”進院第三天,有个护士提了两瓶液体来了,说给我补水。这已是我第六天没進食了,当时我警惕性放松了,就没反对。

第一瓶液体快打完时,我突然想:“他们会不会下毒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中共指使注射毒液而至精神失常或死亡的。我就去看输液卡,看到药的名称开头有个“D”,我做医生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兴奋剂,我立刻把针拔了。看守把护士找来,护士说:“那个药已经用上了。”当时我知道这下坏了。过了一会,主管医生来了,我说:“我跟你讲过真相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医生说:“这不是我们搞的,是医务科搞的。”这时我明白了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对我下毒手,想从我这儿得到点到什么。

晚上药性发作了,我的脑子高度兴奋,翻江倒海似的就象有什么东西要冲出脑袋。我身体极度虚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此时,四个警察進来了。他们开始问话,我的确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在药物的影响下,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新信息”。有个人整理了些材料,他念了些什么。那时,我也知道他在念什么,但已六天没進食,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念完后,就要我签字。我摇头。他就抓住我的手写了点什么,就把我送回看守所了。以后几天我脑子都是糊糊涂涂的。

到了六月份,我发现我腿上的皮肤象树皮一样粗糙,全身肌肉都开始萎缩了。一天,有个同牢房的人跟我说:“你脸上的皮肤好象垮下来了。”渐渐的我身体支撑不住了。我知道注射大量兴奋剂造成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大脑受刺激产生高度兴奋后,接着大脑中枢神经会出现抑制状态,而这样就会导致心脏衰竭而死,或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我无力地躺着,仿佛死神就在我身边徘徊。我要求见主管警察和所长,将情况告诉他们,并要求见我的家人。我要把情况告诉他们,如果我死了,他们也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因为我知道,中共迫害死法轮功学员后,对外都会说成是什么“心脏衰竭”或者“心肌梗塞”等等谎称是正常死亡的。

后来我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也不能進食,死亡向我逼近。一天下午,来了辆救护车,把我又送了蛇口医院。一个护士要给我打针,我极力反对,他们用四个人按着我,强行给我打了。医生来了,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没有再用药。

我是学中医的,知道西瓜可以排毒和补充水份。我就找他们要西瓜。晚上,他们拿来个西瓜,我全吃了。第二天大便排了许多黑水。我吵着还要吃西瓜。他们通知我家人给我带西瓜来。这样,我吃了很多西瓜,又排了几次黑水,感觉好多了,渐渐能進食了。

后来,恶警们又将我关進了看守所,我并没有脱离危险。当时我想,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我一定会好的。当身体好点时,我就开始炼功。到了这一步,看守我的警察也不阻止我炼功。我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

一天,他们把我拖到了一个地方,说是开庭。有四个法轮功学员,后面有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我当时坐不起来,就躺在一个同修的腿上。我不断地呕吐。上面有个人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他们要我们签字,我们四个人谁也没签字。我被送回看守所后,不断有公、检、法的人送材料来,让我签字,我不签。我坚持信仰,因信仰无罪。

一天有警察拿来了判决书,我被判了八年。我不服,要求上诉。但我已经不能写字了,只能请人帮我写,一共写了十五页,上诉材料交上后没有反应。后来我问那个警察,他说他们(指610办公室的人)没有交上去,说是法轮功的人没有上诉的权利。

受尽迫害 逃出魔掌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到了“广东省女子监狱”,由三个经济犯看管我一个法轮功学员。她们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就打我、骂我、不让睡觉、不让洗澡、不让购买日用品。有一次,她们三人把我打在地上,衣服扣子全拉开了,警察進来根本就没制止。她们不让我睡觉,她们三人轮流睡,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管着我。还常常骂个不停。在监狱,法轮功修炼者受的是警察和犯人的双重迫害,比杀人犯的境况还不如。

我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医生检查说我的眼睛肯定会失明。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看我已成了一个活死人了,没有利用价值反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怕我死在监狱,想推卸责任,就通知我家人,说可以保外就医。期间,我家人东奔西跑地到有关部门申请保外就医。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历尽磨难的我从魔窟走出来了。

回家后,我眼睛只有一点点光,身体非常虚弱,只剩半条命。但是迫害并没有结束。同年十一月,医院保卫科的人来到我家,要我到“学习班”去报到。“学习班”就是洗脑班,是迫害法轮功的黑窝,我坚持不去。我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赶快收拾一下,又一次被迫离开了家。

这几年,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株连。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六一零的人经常到我女儿公司骚扰,威胁我儿女和女婿,要他们揭发我,不然,要公司将他们辞退。最受打击的是我先生,他知道我是好人,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尤其是当他知道我被判了八年后,他整个精神全崩溃了。八年啊,一个古稀老人能等到我出狱那一天吗?他倒下了,但还是挣扎着艰难地度过了漫长的四年。我回家后,尽管我精心地照顾他,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离开了人世。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共产恶党迫害得家破人亡。

幸运来到美国这块自由土地

我没地方去,只好回到深圳女儿家,我知道我在哪处境都很危险。因搞保外就医出来后,邪恶的中共还要继续监控我三年。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监控期满,我悄悄的回了老家,办了护照,又迅速到广州签证,于七月十二日来到美国,我脱离了魔掌。

我虽然到了自由的美国,但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同修还在遭受着中共邪党的迫害。我要揭露邪恶的罪行,让全世界所有正义的人们了解真相,制止邪恶的迫害,清除中共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