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尊崇道义 扬善明德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六日】朱熹字元晦,号晦庵、考亭先生,南宋时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人。十九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力主抗金,恤民省赋,不畏权贵。他学识渊博,对儒学、史学、文学、佛学、道学等都有研究,著作颇丰,以弘扬道统思想为己任,强化“三纲五常”,一生热心于教育,无论身在何地都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是孔子、孟子以来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世称朱子。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因不肯附和秦桧的投降政策而遭贬,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非常惊奇。朱熹在十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勤奋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后来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造福天下的圣人。十九岁考中进士,当时主考官蔡兹曾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施惠于民

朱熹二十二岁时授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他以儒家伦理纲常教化民众。到任之初即“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开设县学,内分设四斋:“志道”、“据德”、“依仁”和“游艺”,每斋设斋长一人,主持教务,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受教;积极搜集藏书,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他经常往来于泉州各地访友求贤,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此外,他奏请了免除赋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他还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元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宋史》)。

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时,到任后,正值当地旱灾,他实施有效措施赈济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事情结束后,朱熹上表请求按照规定的标准奖赏献粮救灾的人。他还经常到州郡的学校去,召集学生给他们讲学。宰相王淮拟调朱熹直秘阁,朱熹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王淮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朱熹待捐赈者得到奖励,才赴绍兴就职。朱熹就任后,去四方察访民情,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宋史》),辖区之内,秩序肃然。朱熹在赈济灾荒之余,还按照实际进行规划,一定为百姓做长远的打算,他创建的“社仓”,后来救助了无数灾民,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

朱熹巡至台州境内,见台州灾情甚重,民不聊生,饥民纷纷背井离乡。经查明,这是由于太守唐仲友,因在荒年违法促限催税而造成的。朱熹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因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戚,王淮进行包庇,他想拉拢朱熹为其升职,遭其拒绝。朱熹连续上书六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的官职,他的这种不畏权贵的正气,受到了百姓的称颂。

朱熹为官每到一处,深得民心,他重农桑,轻赋敛,修水利,兴教化。他上奏《封事》,请朝廷“恤民”,“省赋”。南宋中期,金、蒙南侵,赋税苛重,纲常破坏,百姓怨声载道,官场贪风盛行,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理想失落。朱熹弘扬道学,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劝化人们遵从天理。他就职于江西时,建立了“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按照圣贤的教导要求学生,“复先王礼义之教”,为书院订立了学规,并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他就职于湖南时,不顾政务繁忙,又重建了岳麓书院。政务之余给学生讲课,并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人们倡扬道德礼义,当地风俗由此大变。

直言敢谏

当时宋金关系紧张,金分兵四路南进,朱熹力主抗金。他上奏宋孝宗,提了三项建议:讲求格物致知之学;罢黜和议;任用贤能。他赶至临安,听到朝廷派人议和,强烈反对,在宋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宋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以期达到国富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宋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朱熹又面见元帅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后来,朱熹又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虽是耿直之言,宋孝宗看了很不高兴。朱熹却还是继续向宋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朱熹又借宋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五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宋孝宗“秉烛披阅,然其说”,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

但不久张浚被罢免,朱熹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上谏受阻,心中忧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指出了那些议和投降派的祸国殃民。

宋宁宗即位后,朱熹向宋宁宗谈“正心诚意”的意义,希望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土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希望宋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宋宁宗对此不满。不久,朱熹被撤去职务,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著书讲学。

孜孜治学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他认为人们必须要遵循天理,天理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理无所不在,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万物皆有理”,“理”存在于天地形成之先,是产生天、地、人、物的总根源。天理永恒不变,做人要维护伦理道德和纲常。他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他认为先天的善性人人皆有,都可以通过修为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并刻印发行,这是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自南宋末年历经元、明、清三代,都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他所编辑和注释的《四书》,皆以“修己安民”为宗旨,阐明了在宇宙论背景下的儒家人生和社会哲学,亦成为儒家宣讲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朱熹认为,读“圣书”才可以修德,愿“圣人之道常在”,圣书是指“圣贤”之书,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

朱熹写了大量诗词,文笔秀正,深含哲理。如他写的著名诗作《观书有感二首》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学习有所提高才能活跃,避免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当“艨艟巨舰”因江水枯竭而搁浅的时候,多少人费尽力气推都是枉费,可是严冬过尽,春水方生,形势就一下改变了,从前推不动的“艨艟巨舰”,此日在一江春水中自在航行。亦比喻悟道时豁然贯通的自在快乐,和时机成熟时的畅通无阻。这两首诗描写的风景图卷,已经令人读后清新明快了,但一看题目,却是观书的感想,顿时这美的意境升华,与读书悟道融合在一起。他在《春日》中写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诗写“寻芳”所见所得,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而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此诗表面上写游春观感,其实也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所谓“寻芳”亦指求圣人之道,诗人这里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染万物的春风。

朱熹写了著名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朱子家训》阐述的为人处世之道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文化底蕴。

循循善诱

朱熹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他引荀子的话说:“古人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他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圣人”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朱熹认为,学者读书,是为了懂得做人的道理,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引导人成为自觉地恪守纲常道德的典范。他强调立志是做人的根本要求,“学者要立大志”,“直接要学做尧、舜”,即“才学便要做圣人”。可见他所说的教有定本,是“寻古人之意”和“求德业之实”的,也就是说,他提出的设课原则,是把明义理、重道德放在首位。

他教育学生们读书要精于思考,切己体察,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松懈;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持敬”,心态谦恭,始终如一;“持志”,要有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他写了《劝学诗》:“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勉励学生们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努力向学。

朱熹一生致力倡兴教育,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他任地方官时,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先后创办了考亭、白鹿洞、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他白天忙于政务,晚上给学生讲课,据他的学生所辑《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及邻郡数百里间,学子云集……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户外”。他平日教人,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他的学生所辑《朱子行状》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学难而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朱熹在交友上,“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田夫野老”,只要是有德者,都能视为知己,他的学生们说他“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畦町。”

朱熹一生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从不妄取不义之财。他自己曾说其日常生活常常是“豆饭藜羹”,家境一向贫寒,其斋舍无以避风雨,州官赵汝愚悯其清贫,欲为其盖房屋,他婉言谢绝说:“此是私家斋舍,不当烦官司。”赵汝愚说愿从自己的俸禄中取一二周济之,也被朱熹连连辞谢。朱熹安然处之,有的学生从远方来向他请教,他就用豆饭藜汤来招待,并和他们一起吃饭。

朱熹一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把弘道扬善作为自己当然的责任。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沧桑百转的兴亡轮回中,先贤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和节操,凭着崇高的道德和气节,我们的民族才能够在风浪里拨开云雾,继续前行。他们的这种铁肩担道义的浩然正气鼓舞着后人:履行匡扶正义的天职,勇敢承担起维护真理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