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她自述遭劳教迫害经历：
2011年6月14日，我在单位给了几个同事护身符，被本单位门卫构陷，正上着班开发区综治办主任王式平带人抓捕我，邢学宽从已接受护身符的同事那里要走了护身符作为证据，我被关在文登市看守所。期间看守所有上级来检查，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被时任看守所所长的于向阳（现任开发区派出所政委），副所长宋修敏（和我曾是同校同学）下令戴上手铐脚镣，八天后又有来检查的，宋修敏不得不给我解开镣子，还逼我承认在喊大法好时咬伤了别人的手，实际是那些普犯来堵我的嘴碰到我的牙上。
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家中留下正要上高二的孩子和辛苦上班的丈夫，我被关进了淄博王村劳教所。王村劳教所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不拿正眼看，而对那些邪悟“转化”的人则另眼相待，我看我的床头卡上写着诬蔑大法的言词，便撕去了那一半。警察崔红文借故不让我上厕所，教导员王永红罚我站着。我一要求上厕所她们（所有警察都统一口径）就让我认错。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上11点休息，中间十七八个小时站着，不解大小便。三天后我想不能这样消极承受，就坐下来了，又要求上厕所，在家人的声援下又有律师介入，她们不再要我写书面认错，随便搪塞一下就让上厕所了。那时是盛夏，大约有半个多月没让我洗澡，后来我的床头卡上不再写有直接诋毁大法的字。
9月底，我因为炼功被王永红铐在禁闭室的地上，并说如果这个禁闭室不行，再送到所里的“阎王室”，一手一只铐子，铐在地环上，双腿绑着，睡觉不给被子，包夹我的人看我冷，拿衣服给我盖，被警察李薇大骂一通，说我炼功伤害家人，不让包夹给我盖。还有一个王姓警察在我要求解手时故意说不会开铐子，包夹要帮忙，王姓警察又骂了她一顿，后来这名包夹由同情我转而刁难我，为了限制我上厕所，不给我水喝，解手也不及时提桶，总是让我憋着（包夹姓名：郭美英）。
在这期间家人先后三次来劳教所要求会见我，都被拒绝。她们这样虐待我8天，我感到身体不适，心慌，被迫放弃炼功，要求去医务室测血压及心电图，大队长王慧英安排我到专门给劳教人员看病的八三医院，做了个彩超花了130 元，妇科检查10元，劳教所出车扣了我30元，共计170 元从我帐上扣除，相当于我三四个月的日用品消费。
警察崔红文诋毁明慧网，我问她是否扣压信件，她矢口否认，结果我的家信几乎全被扣压，后来转往济南也遭扣压信件和不允许和父亲同修通电话。
我在王村劳教所被禁闭了5个月，12月底转往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浆水泉路26号），因为没有过冬的衣服，大队长耿筱梅通知我们可以让家里来送衣物，并说明我和家人是“同案”，不许见面，只留下衣物，在家人和我的再三要求下，才让我和丈夫通了电话。
在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我和几名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被长期禁闭，并剥夺了阅读的权利。有一次安检，戴少华队长看到我以《弟子规》为内容画的画中有一莲花屏风，她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画莲花不允许，就给我撕掉了，还有一个本子上画了一幅佛像，也被她收走，后来耿筱梅让两名包夹我的人看到我动笔就要向警察打报告，并骂两名包夹“和田丽莎穿一条腿的裤子”（两名包夹转述于我，包夹姓名：江中花，陈常娥）。
2012年6月份，我被安排下车间干活，我所在队大约有三十名左右法轮功学员被迫做奴工。每月给五元到几十元工资，工资的发放以警察印象为准，我长期被禁闭坐小板凳，臀部及双足跟疼痛，下车间干活是迫不得已。因为我是遭封闭式“待遇”，不允许加餐，购副食只限定在10元钱，常常只购点咸菜，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营养不良及精神压力，我由原来体重140斤左右降至120斤左右，头发花白且绝经（我现年44虚岁）。
2012年11月，我又被禁闭起来，要求放弃修炼法轮功，并以如果不放弃可能要转入学习班（洗脑班）来施加压力，我不配合她们规定的每月上交认罪认错的思想小结，每两个月被加期一天。到2012年释放我时，我在王村第二女子劳教所因炼功和抵制禁闭被加期2天，在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不写月小结被加期6天，共计加期8天。
本地政府人员将我从劳教所接回家后，综治办王式平要求我去派出所办手续，我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手续，就去了，结果又被录口供，按手印，采血，采笔迹，照相等，又象对待犯人一样让我身心又一次蒙受屈辱打击。在此，我严正声明所有签字一律作废，我从未违法犯罪，没有做过任何违背道德良心的事，他们要求我遵纪守“法”，我只能遵守天理良心，绝不屈从和认可中共恶党丧尽天良的恶法！
一年多来，丈夫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已上学的孩子，经常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忙的家中一片杂乱顾不得收拾，丈夫和孩子被中共邪恶宣传迷惑及对中共迫害的恐惧，对我学法炼功极力干扰与阻挠，中共暴政让我承受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以上所述句句属实。在中共体制下的公、检、法、司部门成为中共迫害好人的工具，百姓有冤无处诉，愿普天下善良的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关注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遭遇，帮助尽快制止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