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配合 证实大法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亲是老大,五个弟兄都结婚了,还没有分家,父亲是个大孝子,有着很好的传统道德修养,他当过县劳动局长、民政局长,从政协部门退休,口碑很好,母亲念佛。我们大家庭的良好风范在这一带很有名声,在父母亲的熏陶下,我也很重视自身的修养和做人的规范。

喜得大法 捍卫大法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我听说有人家里放师父讲法录像,马上就去看,就这样我喜得大法,当天请回了宝书《转法轮》。别人教我炼功,我一下子就能双盘十几分钟,五套功法还没有学会,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我有好几种病:胃病、十二指肠痛、神经衰弱、腿痛、胳膊痛、走路没劲、睡不好觉等等。学功时我没有想到治病,可是病却不治而愈。

我的母亲、姐姐、妹妹、妹夫、妹夫的父母、大伯哥哥等很多亲友因此而走入了大法。在母亲的牵引帮助下,村里马上建立了炼功点。每逢节假日我都外出洪法,每逢周末附近十多个村子里的二十多位辅导员都到我家来学法,每晚附近的同修来这里学法、炼功。我家成了附近一带大法弟子的活动中心。

正当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生活中充满了朝气、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心情感到无比喜悦之时,一九九九年,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4.25的清晨,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参加了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为捍卫宇宙大法万人上访的壮举。 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成功上访不甘心,没多久在中国发起公开迫害法轮功的运动。7.20前夕,领导事先得到风声,开会决定让我到外地工作,不让回来。七月二十三日,我返回单位,警察让我看诬蔑师父的录像,并问我还炼不炼?我说 “炼!”警察二话没说就把我带走,关押到县拘留所。拘留所里关押了很多大法弟子,我们天天学法、背法、切磋。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和同修开始制作讲真相条幅,大的挂在树上,小的贴在墙上,用手写真相贴在公共场所。二零零零年春天,我们部份同修恢复了集体学法,通过学法我们悟到应该走出去证实法,尤其当我们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心自明》我们悟到应该放下执著、放下人心、放下生死的时候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五日,我和同修去了北京,那里到处是便衣警察,尤其是车站路口,我们还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他们绑架了,我们不报姓名、不报地址,只告诉他们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为捍卫宇宙大法来的。警察打我,揪我的头发,把我的脸都打肿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他们把我们关在北京延庆派出所七天七夜進行折磨,一个警察踹了我一脚,而他自己却摔倒在便池边上。面对我们正义的目光,他们害怕的掉过头去,说:“别这样看着我们。”七天后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地址,通知了当地警察去把我们劫持回来。我们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这次警察不打我了,而对另外两个同修一个铐手铐,一个戴脚镣,我们向看守所的警察讲真相,为了不让同修挨警察的毒打,我在门口炼功,用我的身体挡住警察的去路。

二零零零年末,我被单位扣罚两级工资,我的工资本来就低,降两级工资对我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想到师父说:是你的不丢。二零零二年单位搞改革,我是被确定精简编制的七个干部、工人之一,几个月后,我是唯一被重新聘任上岗的,补发的工资比扣罚的还多。

全家证实法 众生明真相

昔日我家是大法弟子活动的中心,迫害后同修们都不敢来了。为了开辟良好的环境,让同修有条件走出来,互相交流,助师正法,我决定成立资料点。当时经费很困难,我每月从我四百元工资中拿出两百元作为资料费。后来同修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机。过了一段时间,在家人的支持下,我买了一台新的复印机,开始大量复印真相资料。在丈夫、儿子的帮助下,我将这些资料传递给昔日在我家学法的部份辅导员、同修以及世人。资料点的经费是我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来的,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了,我抽出的钱也就多一些了,用这些钱我还买了电脑、打印机。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资料点经费的来源也扩大了,我的经费的压力也小多了。

二零零零年,我被关押期间,大儿子还不到二十岁,他就到公安局去要人。几年前派出所的人到我家来,我儿子用高大魁梧的身体挡在门口,说:“你们有证件吗?拿出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来!”然后又说:“以后不许你们到我家来!”那些人走后再也不来了。

我想出去租房子做资料,与家人商量,大儿子说:“就在家做,出去干嘛!”每当周五我们全家就忙起来,我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在儿子的帮助下也学会了电脑,有时儿子下载,丈夫也在旁边帮忙,光盘、传单、小册子、不干胶、周刊、九评,样样都可做,全家人分工合作,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做完后留有值班人员等候同修来取,其他人都配合我去讲真相、发资料。几年前丈夫在一个走回来的同修帮助下,彻底走回到大法中来。有时丈夫帮我提着兜子,有时小儿子的手往我肩膀上一搭,我们就出门救人去了。

儿子要结婚了,媳妇第一次见面,我们向她讲真相,并告诉她我们全家都信仰法轮功,政府这样迫害,你要慎重考虑。大媳妇与儿子交往一个多月就结婚了,四个月后,居委会来人了解我的情况,大媳妇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现在我的孙女也上学了,学校要让她戴红领巾,她对我说:“我心里求师父帮助不要这个东西,结果学校没有让我去入队宣誓,红领巾发下来很快就丢了。”孙女有时贪玩了,儿子和媳妇就会说:“去找奶奶学大法吧。”

今年八月,小儿子的同事为孩子上学租房,要用我家的户口本办暂住证,派出所的警察说“他妈是炼法轮功的”,没办成。小儿子接到同事电话后说:“你别走,等我。”他马上赶到派出所,与警察理论:“炼法轮功的怎么了,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什么坏事都不干,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妈是好人。你们凭什么不给办?你们就知道欺负好人,社会上那么多坏人,那么多贪官腐败分子你们不抓,就知道抓法轮功,你们当警察的还能干点好事吗?”警察问我儿子在哪上班。我儿子说:“我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光明磊落,我在某某单位上班。”我儿子一身正气,没有怕心。

奥运前我刚退休,领导派三个同事来看着我,明真相的同事说:“看人家干嘛?人家挺忙。我还想当个好人呢。你们能去北京,人家怎么就不能去。”

十八大之前,单位局长在上面的压力下,前来看我,半路上碰见他,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向他讲真相,他听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说:“对,我们炼法轮功的什么都了解。”事后他向丈夫单位的局长谈起此事,那位局长早听过丈夫给他讲的真相,明白后说:“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你就兜着点吧,大不了不让咱干。”后来我单位领导再也不干扰我了。

正法的路走了十三年了,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感觉却是漫长的,在这段时间里,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的亲人在这严酷的考验中,一个个都走过来了,为救度众生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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