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叙述当初的情况说：“我年幼的女儿非常想念我，不畏严寒酷暑，一次次随家人到监狱见我。临行前，女儿总是满怀希望的颇费一番心思，考虑着送给我什么样的礼物，才能让身处魔难中的我高兴一些，但每次都因为见不到我而大失所望，有时站在监狱的接见厅就哭了，有两回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默默地哭泣，整天不吃不喝，不愿说话，这场本不应该存在的迫害给女儿幼小而又纯真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承负的伤痛。”
现在冤狱生活虽然结束，但被迫害时的情景常常出现在脑海；肉体上的折磨虽然结束了，可是精神上给王军造成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下面是王军自述遭中共迫害的情况。
一、修炼法轮功给我幸福和愉悦
修炼法轮功以前，因为长期开车、饮食起居十分不规律，我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患有严重的胃炎、肠炎等疾病。当肠炎发作时，有时疼的只能躺着。为治好这个病，我曾想过许多办法，也服过多种药物，但均未治愈。因为病痛，有时心情十分烦躁，夫妻时常吵架，甚至打架。
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并且严格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个好人，身体很快得以康复，夫妻和睦了，家庭也幸福了。
二、四次被绑架、遭酷刑
1、炼功证实法 被绑架到派出所
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以后，二零零零年的春天，我、妻子和另一个同修在我家楼下炼功（当时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却被建设派出所的恶警非法把我们三人弄到派出所，强迫做笔录。在这期间，有几个警察轮番找我们谈话，企图逼迫我们放弃修炼，并把我们在派出所关了一天才放回。后来我的身份证也被片警王伟非法扣留。有一天晚上，建设派出三、四个警察到我家骚扰，我们没给他们开门，他们才悻悻的走了。
2、上访被关押 被染疥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和两名同修去北京依法上访，为大法讨公道。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几个人被恶人弄到佳木斯驻北京办事处关押了四、五天，后被带回佳木斯市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看守所伙食极差，一天只给两个窝头和一点没有油的菜汤，还被迫经常干零活。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了三十多天才放回。因为看守所卫生条件十分糟糕，我身上长了疥，回家后刚出生的孩子、妻子和岳母也都染上了。大人小孩身上奇痒，真是苦不堪言，孩子整天整夜哭闹，连邻居都受到影响。
3、被诬成“小偷”绑架 被铐“老虎凳”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早八点左右，我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准备去一位朋友家小坐。途经佳木斯市永安巷永安派出所东侧的紫云波浴池时，被一名准备去浴池洗澡的警察一直跟踪，尾随到一居民住宅小区。几年来，被中共邪党指使和操控的恶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中所使用的阴邪手段我非常了解，这不由得引起了我的警觉。
为了不给别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从小区中折身而出，绕道至沿江早市。这时，我发现身后跟踪的着装警察越来越多，还跟上来了一辆佳木斯市永安派出所的警用面包车。在沿江早市的鱼市路口处（佳木斯市粮食局东侧），永安派出所的恶警们围了上来，在早市熙熙攘攘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恶警们强行脱去了我的鞋、抽出了我的腰带，并用腰带勒住了我的脖子。
在恶警施暴的过程中，我喊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法轮大法好！”人群中，有明白真相的正义之士质问警察为什么抓炼法轮功的好人时，恶警们一边用腰带狠狠地勒着我的脖子令我几近窒息，一边心虚地狡辩着：“谁说他是炼法轮功的？他要敢说他是炼法轮功的，我们现在就放了他。他是拎包的小偷，已经在早市上拎过很多包了……”。随后，这伙恶徒将我连拖带拽的强行塞入警车。后来听说，第二天这伙恶警又出现在沿江早市，当有人认出他们并向他们打听我被抓原因时，他们还撒谎说我不是炼法轮功的，并一口咬定我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拎包的小偷。由此可见，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自知理亏，不再敢到处声张，已经是偷偷摸摸地在进行了。
这群恶警将我绑架到了佳木斯市永安派出所，非法扣押了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两台，小灵通电话一部，优盘一个，机动车驾驶证、上岗证各一本及现金，随后将我非法关押到佳木斯市看守所。我先后被永安派出所所长，佳木斯市公安局直属国保大队的陈万友和张东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一名年轻支队长及国保大队的其他人员非法提审了三、四次。恶徒们软硬兼施，一会儿威胁和恐吓我要给我判刑十几年，一会儿又以我的女儿太小、妻儿需要照料等伪善的方式“劝说”。
在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九月二十七日早八、九点钟，市局张东辉和另外一个恶警将穿着拖鞋的我，拉到佳木斯市警官学校的警犬队（即狗圈）非法提外审。他们将我铐在老虎凳上，逼迫我说出与我有联系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被我拒绝。后来，陈万友来了，他还领来了一个据说是家住在佳木斯郊区的犹大企图给我灌输邪说。张东辉见我不为犹大的邪说所动，冲着铐在老虎凳上的我就是两巴掌，还狠狠地掐我的人中部位。他们还威胁我说如果再不“交代”，就找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或扔到狗圈里喂警犬，或扒光衣服，扔到外面的狗圈里冻。
佳木斯市公安局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局长、市局国保支队政委赵毅等一行十余人随后也陆陆续续的赶到了。在邪党恶徒们伪善、诱骗和恐吓等方式的压力下，我做出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出卖了与我有联系的几名同修。恶徒们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还逼迫我答应以后要为他们“做事”，即做他们的内线，并叫嚣着要将法轮功学员“一网打尽”。由张东辉执笔“编写”的提外审笔录上，他们逼迫我在上面签字。在所谓的笔录上，他们还替我做出了跟中共邪党“保持一致”之类的承诺，还一再告诉我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当天夜里十一点多钟，穿着拖鞋被非法提外审审了一整天，已经饥寒交迫的我又被送回到看守所。由于在邪恶的迫害下违心出卖了同修，我在悔恨和自责中切实的感受到了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痛苦。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东辉和另一名警察就法轮功学员商锡平被非法抓捕一事又对我进行了非法提审。九月三十日下午，陈万友、张东辉到看守所，要求我在为他们继续做事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后，又将我拉到佳木斯百货大楼附近的“花样年华”摄影楼进行拍照用以存档备案。接着又将我拉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去见他们的头。最后，让我对外就说自己因患“乙肝”是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来的，企图以此来迷惑和骗取其他法轮功学员的信任。陈万友还要求我在十月三日与其再“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邪党恶徒们并没有忘记敲诈勒索我的家人。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二点多钟，我岳母接到市公安局打去的电话，说我病的很严重，他们准备放人，要求家人带五千到七千元的“担保金”取人。我岳母接到消息后，由于盼人心切，就赶紧到邻居那里东挪西借，勉强凑到了1500元钱。
老人带着钱，与在其后接到消息的妻子先后赶到了佳木斯市公安局。可她们一直等到晚上六点多钟，才见到了陈万友和张东辉等人。见我的家人所带的钱数没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就只好改口为至少要交三千元的所谓“保证金”才能见人，最后他们几乎是从我家人的手里夺走了凑到的一千五百元钱，并谎称其中五百元是交到看守所的伙食费，另外一千元是“保证金”。他们还逼迫我的岳母在所谓的“保外就医担保书”上签字，保外就医担保的内容大概意思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在保外就医期间如有什么意外，应由家人负责；我的身体状况一旦出现好转，还要求我的家人将我给他们送回去。
我家人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一家老小焦急万分的四处奔波，到处求人打听我的情况，后来得到消息说，如果我的家人能尽快给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万义送去一万元钱，他就会设法将我很快放回来，后因我家人无力支付这笔高昂的“好处费”，最后只好作罢。
恶警们把我折磨的几近崩溃。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我因违心的所做所行，使自己陷入了深深的负疚与自责之中，脱离邪恶和恐怖的黑窝后，痛恨自己、悔恨不已，并痛下决心绝不再做有违良心之事，更不会配合邪恶之徒的任何要求，曝光邪恶之徒们的无耻行径，从新修炼。
之后，邪恶之徒陈万友和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万义还到处打听我的情况。更为可耻的是，他们连我的朋友都不放过。有恶警曾拿着我的照片找到我的朋友，向他打探我的下落，并谎称他来询问此事是因为我与一盗窃团伙有牵涉。由此可见，恶党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何等的心虚与无耻。
4、非法判刑四年 监狱洗脑、勒索家人历经苦难
因我回来后一直没有配合邪恶的要求，恶徒陈万友就气急败坏的翻印了许多我的存档照片，分发到各派出所，让他们非法抓捕我。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晚，我被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的恶警刘国强、张成绑架到西林路原永红分局楼上，身上的手机、钱、驾驶证、上岗证都被他们扣下，后来我被绑架到看守所。
当时佳木斯看守所与某公司签订协议，由在押人员制作食品签（就是牙签尾部捻上塑料花的那种），出口韩国、转入美国。看守所每个号每天必须做出六箱（一箱两根）。平均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万根左右。每箱警察提成十二元。我只能完成八千根，还得拖地、打扫厕所，每天被奴役超过十八个小时，任务完不成不让睡觉，精神压力很大。伙食依然是两顿饭，一顿一个窝头和一点菜汤。在看守所，我对警察说我炼功没有错并绝食抗议，邪恶之徒就把我钉在铺上（将人呈“大”字形铐到铺上）迫害。
不久陈万友领几个人非法提审我，我拒绝了他们的一切邪恶要求。我在看守所被关了八、九个月，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佳木斯市郊区法院来了几个人，说要给我开庭，我被车绑架到郊区法院。进了法庭我一看一个群众没有，全是法院个人和公诉人，他们这是迫害好人，干坏事怕人知道，所以秘密开庭，不敢通知家属。在法庭上我刚说了句：法轮功是世界上最正的法，他们就草草收场并把我送回了看守所。不长时间他们枉法判了我四年徒刑，枉法的审判长叫汝兴德。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我被非法送到香兰监狱集训队。集训队里还是强迫人卷牙签，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干活，干到很晚才睡觉。午饭是一个馒头和没有一点油的菜汤。一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集训队只想着怎么让这些人多为他们挣钱，我们的死活他们不管。在香兰监狱呆了一个多月后，我被非法转到佳木斯莲江口监狱。
到了佳木斯莲江口监狱，我被分到了四监区（也叫中队，监区长叫周庆国（音）），当时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绥滨县的教师张景东和鹤岗市的李志刚。监区干事王辉找我谈话，让我保证不炼功，我没吱声。在中队呆了几天后，中队指导员滕树良找我谈话，让我出工，我拒绝了。因为我炼功做好人没有罪，我不是犯人。
莲江口监狱白天让人出工做奴工，中午两个馒头一碗菜汤。超市的东西很贵，而且有的食品都是过期的。对于拒不配合邪恶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各监区现已强行剥夺和切断了法轮功学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如与家人的会面，存钱、存物及自行在监狱内购物等基本权利。白天还得有两个包夹人员，专门看着法轮功学员。在佳木斯监狱，我思想压力极大。一个是来自监狱警察和犯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惦记妻子和女儿，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父亲患有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也需要人看护。
二零零七年，当时的监狱长刘昌余找来一个姓陈的男性犹大（中等身材，当时五十多岁，非东北口音），给所有被非法关押的五六十名法轮功学员讲那些个邪悟的东西，每名学员由两名包夹看着听。
在这期间，还经常听到由于法轮功学员不配合邪恶遭到迫害毒打和关小号的消息。一到所谓的敏感日，监狱就开会要严管法轮功学员，晚上睡觉一边一个包夹。家人来接见时，监狱都要以我尚未“转化”属于严管期，或者是因为家人也修炼而百般阻挠家人的正常会面、存钱、存物。其间，因无法与家人正常见面，而使我总是延期或无法收到家人给我存的钱物，其中一次因不让见面，家人给我存的三百元钱就不翼而飞。
二零零八年的一天，教改科副科长冯忠庆和一个狱警找我谈话，目的是让我“转化”，被我拒绝。冯忠庆气急败坏的和那狱警走了，后来我才得知父亲去世了，是家人去监狱交涉，准备让我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他们却不同意。他们想“转化”我被我拒绝后，监狱教改科副科长冯忠庆，歇斯底里的叫嚷着决不允许我与家人见面，还特意给接见室的恶警打去电话，串通一气。当我的家人找到监狱狱政科，狱政科的人给接见室主任杨某打电话询问此事时，接见室一体形偏胖的女恶警在一旁，与杨某一唱一和的对我的家人恶语相加。
佳木斯监狱，曹建武、张青峰（音）、一杜姓恶警长期不让我和家人见面。我被非法关押四年，只见到家人十二次，其中二零零七年九次、二零零八年两次，到了二零零九年只有一次，最长的间隔将近八个月。
我父母年事已高，我被非法判刑后对他们的打击很大。父亲患有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见我对他们而言真的是比登天都难。可就是这样，每次佳木斯监狱都不能让他们二老如愿的见到我。当我父亲病危，还处于清醒状态时，曾跟我母亲念叨着，想要去监狱看看我。而我只因坚持做一个好人而遭邪党非法关押迫害，连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都未能如愿，这成为了我极大的遗憾。
三、全家人遭迫害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去北京依法上访的当天，怀孕的妻子就进了医院，第二天便生了我女儿。在医院里，她看着别人的丈夫呵护在妻子的身边，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照看着他们的妻儿，自己的丈夫却因为要做一个好人被抓被非法关押而不在身边。家人们一边照顾着她们母女二人，一边还要为营救我而四处奔波。这场由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的针对法轮大法的迫害，给我全家所造成的那种伤害和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和承受的。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份，我们接到电话说有同修被抓了，让我们离开家住，我们抱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家。刚出来不长时间，佳木斯恶警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了疯狂的“地毯式”搜捕。佳木斯市永红公安分局新立派出所和建设派出所的恶警们竟深更半夜的轮番到我家砸门，伺机抓人，家人吓的不敢给这些土匪一般的“警察”们开门。这其中，以建设派出所恶警王伟表现的最为邪恶。
一天，他们趁我岳母不备，三个警察夺门而入，进来就开始东翻西找。当岳母质问他们是否有搜查证时，他们一边回答说没有，一边却还在翻着，分明在执法犯法。后来，他们五、六个人一伙，早、晚轮流守候在我家的楼梯口前，准备待我们夫妇出现时，将我们绑架。岳母独自一人在家中，恶警们没白天没黑夜的上门骚扰，搅的岳母坐卧不宁、惊恐万分。她吓的不敢烧水做饭，晚间不敢开灯，四天没敢迈出家门半步，只以家中仅剩的两根黄瓜及冷水勉强度日。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岳母，在四天后的凌晨四时左右，带着几件衣物匆匆的逃离了自己的家。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把房子卖掉。
二零零六年，我被非法抓捕以后，我家所租房子的房主不让我妻子、孩子住了，让她们另找住处，这对她们影响很大。为了我，妻子领着年幼的女儿到市局找陈万友要人，陈万友见到她之后，暴跳如雷的说，就是你们把我弄到明慧网上的，你回去吧，我帮不了你。
紧接着，陈万有让几个人跟踪我妻子和女儿，被我妻子发现。她正告跟踪的恶人：不要跟踪，我们孤儿寡母已经很不容易了！跟踪的人（姓韩，中等身材、当时五十岁左右）先是百般抵赖，说我们组织派我们这样做的，随后又心虚地承认这是陈万友的主意，陈万友还不止是派出了他一个人。他们的阴谋已经被我妻子揭穿，仍不死心，还死死地跟着。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妻子才摆脱了恶人的跟踪，年幼的女儿在惊吓和劳累的情况下说：“妈妈，我已经跑的口干了，要喝水。”当时妻子也被吓得不行了，家也不敢回去住，也不敢上班了。
后来我妻子先后几次到郊区法院询问我的情况，都有没结果。在这期间，孩子面临上学，需要钱，妻子每个月九百元的薪水，既要照顾孩子，还要去要我，经济和精神压力都非常大。孩子上学期间，由于没人照顾、放学没人接，经常无处可去。有一次，由于妻子单位装修加班，忘了接孩子，八岁的女儿在寒冷的冬天等了数小时，只好独自一人找妈妈。当时女儿也不知道她妈妈单位在哪，只好问路人，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女儿终于找到了妈妈，可我妻子眼里却含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