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四年的迫害中，朱洛新一家有六人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判刑、劳教、关押洗脑班，期间有两位老人在迫害中离世。以下是朱洛新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朱洛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我被跟踪拿资料同修的便衣警察绑架；之后十四天里，警察把我关押在一间软皮墙的审讯室内。我被强迫坐在一“老虎凳”上，被几十名警察和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车轮式提审，不许睡觉、上洗手间等。警察想通过摧毁我的精神，在我肉体极度疲劳状态下，乘机获取其他法轮功修炼者的信息。当时我一直以绝食抗议他们的迫害。最后，以“零口供”被转入广州白云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广州白云区看守所，我被戴上30～40斤的铁脚镣，吃、喝、拉被固定一处长达半个月，脚镣都陷进肉内。被卸下脚镣后，过了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行走。警察用这种酷刑折磨过我多次。
二零零二年一天，我被非法关押的211监仓，突然被放进十多个在押人员，后来她们告诉我说，她们原来是在隔壁210监仓，由于有一位法轮功学员（郝润娟）绝食反迫害，被警察灌食期间迫害致死。所有知道郝润娟死因的在押人员，都被警察强迫写一份假口供，证明“郝润娟是病死的”，否则她们都不能离开。当时我知道此事后痛哭了很久。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中共对我进行秘密开庭并非法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将我劫持到韶关监狱，后转押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当时是零下2～3度的气温，他们只让我穿件单衬衣，到监狱后，我立刻就被关到禁闭室，那里大约2～3平方米的，里面只有一水泥地板和一个在地面挖一个洞的“洗手间”。在那样恶劣的环境，我被关押十四天，只要我炼功，马上就有犯人开锁冲进来对我进行打骂、阻止。
狱警发现用硬的手段对我不起作用后，就转为长期把我关在一间小房内，每次由轮班的吸毒犯人昼夜长时间播放中共诬蔑法轮大法的录像，指使夹控不停的读诬蔑大法的资料。由于我不“转化”，她们就长期不让我正常上洗手间和睡觉，狱警更不让我接触任何其他人。
一次，狱警把我从禁闭室带到某监区，强迫我看诬蔑大法的内容，我不看，一边背诵《论语》，一边去撕诬蔑大法的墙报，一狱警指使犯人阻拦我，并把水泼在我所站立的地上，当狱警用电棍电击我时，我听到那狱警一边开电棍一边说：“怎么没反应？”后来恶警就放弃了。这次经历使我体会到发正念灭邪恶的威力。之后，狱警安排夹控犯人读诬蔑资料时，我对其发正念，对方多次读着读着就读不出声，最后只好放弃。
二零零四年一天，我被夹控犯人拖到楼下大厅，当时约八名犯人在场，会场前方写着某某现身说法等字的横幅，我知道又有学员承受不住酷刑迫害而被迫“转化”。发正念片刻后，在会议还没有开始前，我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师父教的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现场的电灯全灭，大厅外面电闪雷鸣约半小时。当时十多个狱警和服刑人员强行把我拖出大厅，并将我双手吊铐在铁栏杆上，该揭批会也就草草收场。当晚我被通宵吊铐在铁栏杆上，人不能站直和坐下，非常痛苦。
二零零四年年底一天，监狱“610”为迫使我放弃真、善、忍的信仰，把我七十岁高龄的父亲从家里用轮椅拉到监狱，威胁我放弃信仰。父亲当天因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情严重，已经约了医生，但还没看病就被“610”恶徒硬拉走。当我看到坐着轮椅里身体极度衰弱的父亲泪流满脸，心如刀割。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伤痛地看着我，不断地流泪，默默地支持他的女儿。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我完全没有想到中共为了强迫我放弃信仰，竟会对我的亲人做出如此没有人性的事情。
由于受不了亲人遭到如此的迫害，我违心写下“四书”。当天自己就象掉入了万丈深渊，生命变得空空的，每天都生不如死。这是我修炼路上的污点，给大法抹黑。后来自己经过静思、反省、向内找，必须放下怕心方能继续走修炼的路。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每天不断背法，发正念否定和铲除邪恶安排的一切因素，慢慢的正念越来越强。我请出监狱的学员帮忙在“明慧网”上作严正声明。后来，狱警多次找我表态，我明确一点：我修大法没有罪。之后狱警就没有再提起此事。但是直到我离开监狱的当天，狱警都安排夹控者监视我的一言一行。
很多精神健康的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与精神病犯人一起关押五楼的三监区。在被关押监狱期间，我被关押的铁窗内，晚上曾看到被非法关押在第三监区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喊 “法轮大法好”，她当时正被几个穿着囚服的人拖出三监区。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看到多个犯人用担架从外面抬着一个人回三监区。从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间，我多次看到这种事情。后来我有机会从夹控我的两个从三监区派来的夹控犯人口中获悉，那些被拖出去的法轮功学员是带到监狱内的医院进行打针，当她们被监狱的医院抬回三间区五楼监房后，会极度痛苦，有的甚至失控的往墙壁上乱撞。
二零零五年一天，我拒绝操练。狱警指使数位吸毒犯人，当着八百犯人的面，把我抬起抛到半空，狠狠摔在地面。很多犯人都为我哭泣，每次我被抛起时，在场有不少人都说：坏了坏了，别再抛了。现场的狱警却阴笑着说：“你是罪人，就得服从安排，否则就惩罚你。” 狱警对我多次进行这样的折磨。事后身边的服刑人员非常佩服地说：只有法轮功学员是最正的，不怕共匪。都发自内心地佩服大法弟子。
在被非法关押的最后三年，我被迫长时间做奴工产品，做出口的手工毛线的绣花产品，每月只有约十元的廉价报酬。
二零零九年九月底，我结束冤狱回家后，才知道我那曾担任广州市某医院的副院长、已经七十岁的婆婆吴玉娴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610”人员绑架，连续审讯两天三夜，导致大出血，后被恶警扔到南宁火车站。婆婆自行回家后，不久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九日含冤离世。
婆婆六十多岁的妹妹、江门第一中学的退休老师吴玉韫，也因坚信大法遭中共“610”人员关进洗脑班三次迫害。在最后一次，回家不久也含冤离世。中共把我们美好和睦的家庭，迫害得支离破碎。
另外，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曾到监狱提出见我。警察告诉他：她不“转化”，不许见人。丈夫多年寄给我的信都被监狱警察没收。
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每年都遭到狱警以身体检查为由，强迫我进行验血，但是他们从不告诉检验的结果。我离开监狱后才知道，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已经有十年之久。
走出魔窟 仍遭骚扰
回家后，我租房子的当天就遭到 “610”人员骚扰，他们威胁房东不许租房子给我，当天就得退掉。通过和房东沟通，对方知道了我不幸的遭遇并表示同情，后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一个月。
二零一零年一天，我正上班，警察打电话要我一定要到街道综治办一趟。当我到了后发现，街道办司法所的所长、街道办负责人、地方警察等多人已在。就在此时，突然有一人冲进来对我拍照，在我强烈抗议后才停止。当时该司法所所长威胁我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们提出的对我没有任何宪法条文和法律程序的“监外执行”的非法要求，司法所只要起草一份文件，就可以此作为有效的法律文件执行，包括有权绑架、私自扣押人。 我发正念铲除邪恶的迫害，抗议他们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权。过了两天，我再次打电话质问“610”人员和司法所所长知法犯法的犯罪行为，司法所所长竟说：“你又不是第一天在中国生活，需要你来和我讲法律吗？”
于是，我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漂泊异乡。之后庆幸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营救，终于与被中共分隔十一年的丈夫在国外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