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警酷刑逼供 叫嚣“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以下是韩建平的自述：
我叫韩建平，1963年11月27日出生，今年51岁。在今年6月3日早上四点左右，我起床后，到房后园子里看看，我发现有三个陌生人在我家墙外聊天，我也没有在意。就到园子外面，刚一开门，那三个陌生人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强行把我塞进捷达车里，塞进车后，我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不用问，到时候就知道了。”
他们当中有一个黑大个，后来我知道他叫吕明选，是农安县国保大队副队长。他们把我带到了烧锅镇派出所对面的福翔家苑小区，吕明选问我知不知道我妻子孙艳霞她们在几楼。我说不知道。吕说：“不用你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吕明选就留下两名警察在车里按着我，上楼去了。不一会就来了很多警察，都穿便装，上楼去砸门。
一个被称作市局的人，让两警察把我按倒在前车座和后车座之间放脚的空隙处，他们还把前车座的卡放到最大，使劲挤我，农安县国保大队长唐克还使劲掐我大腿里子，把我的腿都掐紫了。他们怕我喊，两个人一个踩我的头，一个踩我的腿，我在他们脚底下。把我憋得上不来气，蜷到里面特别难受。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又把我带到烧锅镇派出所，把我的手铐到派出所的铁椅子上，在这期间，吕明选指使派出所的警察，搜我的身，在我身上搜出了413元钱，大约过了20分钟，吕明选进屋把从我身上搜出来的钱全都装进了自己的兜里。中午没让我吃饭，把我铐到了下午一点左右，又把我带到了农安县刑警大队。
从抓我的时候，一直到农安刑警大队，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而且他们开的车都没有车牌子。在去农安的路上，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没有人回答。我说：“你们的车为什么都没有车牌子？”有一个人说：“我们的车都是新提的车。”我说：“你们以前没有车吗？都是新换的？”车里没人吱声。
他们把我带到农安县刑警大队后，就把我关到了一个黑屋子里，把我铐到铁椅子上，让一个年轻警察看着我。他们不让我说话，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下午四点左右，国保大队的一个指导员（三十多岁，圆脸，一米七左右）一进屋就逼问我：“家里的条幅是谁写的，是谁把东西搬到楼上去的？”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连续打了我四、五个嘴巴，打的我眼冒金星，脸当时就肿起来了。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你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他说：“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说完他又出去找了一个二十多岁挺瘦的刑警队的一个男的，一起对我行刑：他们两个把我按倒在地，在这期间，我的两只胳膊一直被手铐在后背铐着，后进来的小警察把我的头按到地上，他们把我的裤子扒开，拿拖布杆狠狠地打我臀部，不知打了多少下，臀部都打肿了。打得我疼痛难忍，就使劲喊。
他们打累了，就把我拽起来，铐到暖气管子上面，坐在水泥地上，不让我动。他们去吃饭。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国保大队队长唐克、副队长吕明选，他们过来问我交没交代什么。国保大队指导员说：“没有。”唐克对我说：“你不说没有关系，我们有的是人，一会儿换人收拾你！”后来唐克指使吕明选和国保大队指导员又把我按到地上，让我趴着，吕明选踩着我的腿，指导员把我的胳膊反背过去使劲往头顶上掰，听说这叫“开飞机”。他们掰得我疼痛难忍，疼得我大喊大叫，就这样他们来回折磨我三、四次。
一警察把木椅上的方子掰下来，用方子使劲夹我的手指头、耳朵；还用打火机放到最大火来烤我的脸和鼻子；用黑色塑料袋扣到我的头上，致使我喘不上来气，一呼吸，塑料袋就贴在鼻子和嘴上，一点气都透不过来，当时就有种窒息的感觉。他们就这样折磨我到次日凌晨一点左右，又给我带到交通指挥中心一楼（农安县公安局后边的楼，进门右拐）审讯室，把我铐到铁椅子上，国保大队指导员在屋内看着我。我一晚上几乎没有合眼，一直到天亮。
大约早上七点左右，唐克拎着一根拖布杆进屋，他对我说：“我昨晚睡的挺好的，起来我拿你练练！”唐克拿着拖布杆就向我的前胸、后背、两只胳膊轮番的使劲打，还打我的膝盖、小腿迎风骨、脚踝骨，就专往没有肉的地方打。因为我的手一直被铐在铁椅子上，想躲也躲不开，他打累了就出去转一圈，回来以后，拿着拖布杆就接着打我。
我问他：“你为什么打我？！”唐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反复打我三、四次，每一次都不少于十分钟，把我的脊梁骨、胳膊、脖子全都打紫了。后来他打累了，就又指使周大海看着我，唐克把拖布杆给了周大海，说：“一会儿你再好好收拾他！”周大海又拿拖布杆打了我不下十分钟。
在这期间，他们不让我吃饭，不让我喝水。他们连续三十七个小时不给我水喝，不给我饭吃。一直到6月4日下午五点多由吕明选和一名警察把我送到农安县五公里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在拘留所期间，吕明选强行逼我签字“不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