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八年因身体不好在同修的引导下走入大法的，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我和同修准备去长春上访为大法讨公道，结果被十四岁的儿子发现，告诉了他爸爸截回了我，我想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在祛病健身的同时，还会使人的道德回升，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就不让炼呢？政府肯定不了解，我一定找机会去上访。
第一次去北京
九九年十二月份，我再次抱着为大法和师父鸣不平的心，和一年轻的同修冲破重重阻力，和家人的拦截，从吉林转四平，再到北京。在火车上，警察挨个盘查，一名男子当时就被带警卫室，我和同修都没带身份证，我想可别查我们，结果那个恶警刚问我们有没有身份证，就过来一警察把他叫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们心在保护我们哪。
来到天安门时正是上午八点多钟，警察盯上来问，是来上访的吗？说着就把我俩送上早就准备好的小车里。车上都是上访的同修，不一会又送来四、五位同修，车里塞得满满的，把我们拉到前门派出所，那里有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当时有正在遭毒打的，还有的被关在铁笼子里，还有被带走的。到了晚上恶警把我送到吉林省驻京办，收我们的物品验身，哪都翻，二百多元钱被洗劫。
非法关押二十四小时，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戴着手铐把我们送上吉林的火车，下车后被我乡村支书和派出所指导员劫持到当地派出所，非法审讯后，又强迫按手印，照相后。又把我们劫持到越山路拘留所十五天，逼迫家属交了三百块钱的伙食费，强迫坐板，第二天是元旦，木板床上一床被子也没有，吃的是发霉的玉米窝头，带泥的白菜汤，一姓朴的恶警天天辱骂我们，说我们影响了她奖金。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五，我们几个同修准备到市政府去洪法，讲真相，还没等走呢，就被村干部劫持到乡政府，好几个村干部看着我们不让回家，给我们十多个大法弟子念诬蔑大法的报纸，一直到天黑才放我们回家。后来才知道他们事先知道大法弟子要去市政府讲真相，有的直接去市政府抓人，我们一早上在家就被截住了。当年的三月份，中央开两会，乡政府，和当地派出所及村长又把我们劫持到一中学，怕我们上访看着我们。我当时家里开饭店，为避免他们找我只好跑到市内的亲属家，可晚上村长和派出所指导员带着丈夫找来了，硬把我从哥哥家劫持到二十四中学，连家都没让回，晚上停电，进屋黑黑的有十几个同修在里面，在这每天吃饭还要花十元钱，两会结束后又用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乡政府，把我们家属都叫来，逼着我们写不炼功、不上访的保证书，有个同修不写，她丈夫从家里拿来一根木棒，把同修的腿都打青了，她妈妈和姐姐都来逼她写，最后替她写了保证书，我儿子、丈夫及亲属也逼我写，当时因得法时间短，没能悟到不应该配合邪恶，也违心的写了，才放回家。
第二次去北京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们三个同修想再次进京上访，结果她们俩被家属发现，未能走脱，我决定自己去。我从小就胆子小，自己没出去过，经过两天的思考我战胜怕心，到批发市场买了线衣、线裤，一顶帽子和一个背包，坐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到长春又买了北京的火车票。当火车经过公主岭时，我不断地向外看，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就是师父的家啊，可如今不管我修炼的怎样，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流泪，我戴上了口罩，此时感到后背有一个圆东西上下转，可能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吧，因为我平时后背疼。到京后，通过同修事先告诉的地址，我顺利的找到开旅店的一同修家，我就和其它市的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到天安门打横幅，一个海口的夫妻同修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打横幅丈夫被抓走，妻子抱着孩子回来了。
过了三、四天，我和几个外省的同修来到天安门，我们把真相横幅藏在袖子里，有在前门的，有在大会堂附近的，从不同的角落，把横幅打开，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几个警察一会跑那边夺横幅，一会跑这边抢横幅，那场景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我使劲的抓住横幅不撒手，最后被他推倒抢走了横幅，拽着我衣领推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小车里，脚踩在我的背上，不让起来直到车里塞满了人，才叫我们坐下。有几个同修脸朝向车外，不断地好“法轮大法好”，广场上都往车这边看，车开动恶警就开始打我们。有的同修还有剩下的横幅，就把手伸到窗外，让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喊声飘荡在北京的广场和上空。
警察把我们劫持到前门派出所，我又看到了好多大法弟子，有的被关在铁笼子里，有的在过道靠墙站着，尤其男同修承受的更多，几个恶警当着那么多大法弟子的面，对他们连踢带打的不说，还用拳头往头上、前胸猛打，还用脚踢下体，真是触目惊心啊！我被带到后院，大约有三、四个同修在那站着，都在背《论语》和《洪吟》。恶警时不时的过来拽男同修，不跟走就开打，弄走后更不知道怎样折磨了，大伙一起和恶警拉扯着，不让他们把人带走。
过一会恶警打开后院的角门，一辆带篷的汽车，几个人一伙，把我们拽上车劫持到白子房公安局，到那就让我们脱衣服，只穿一个裤头，衣服、裤子、兜子都翻个遍，钱和翻出来的东西都被拿走，恶警轮番审问我们一晚上，软硬兼施问我们家住哪，叫啥名字，一会说你是东北的，一会又说别的是南方的，我们警觉起来，明白他们要从我们说话的口音判断我们是哪的人，再问什么我们都不开口说话了。到了后半夜，一个自称是副局长三十多岁的警察把我叫走到值班室，屋里就一张床、一个桌子还有凳子，进屋后他插上门，说咱俩好好唠唠，你还没吃饭吧。其实我快两天没吃了，他掏出钱叫人给我买点吃的。不一会那人买了面包和矿泉水还有咸菜，这个副所长说大姐，我在公安大厅里听过你们师父讲法，当时我也不知道师父都在北京哪讲过法，他又说这个功既然这么好，我就不明白你们在家炼不行吗，跑到这还抓你们多犯不上。我一听他听过师父讲法，给他讲了为什么要来北京，告诉他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认真的听了好长时间，临走时一再叮嘱我吃东西，他走后我在床上睡了一小会。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被一恶警把我叫起来继续审问，他说今天再不说姓名地址，就送走，下午就把我送到宣威分局看守所。警察从我说话的口音中判断出我是东北的。到了牢房时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我看见俩个老年同修，头上戴着监狱特制的象骑摩托车戴的帽子，有个象胶带的东西，正好堵住嘴，别人告诉我她们刚提审完，“表现不好”才给戴那个的，睡觉时才允许拿下来。
屋子有十平方左右，去掉睡觉的板床，只有一小条过道，水池加便池和一个大便用的马桶，那边几个其他犯人睡觉的地方不但宽敞，还有被子盖，我们这边要一颠一倒还得侧身睡，晚上上完厕所就没地方，好在我们都是大法弟子互相谦让，我把事先从家买的线衣送给了同修。
第二天我们就绝食了，恶警又把我们带到医务室，对一位老年同修大打出手，因为这个同修不配合邪恶，有一个副所长气的脱下衣服，嚣张的说我这个副所长不干了也要制服你，叫几个恶警把同修按倒，两个按脖子，还有踩腿的，狱医把事先准备好的奶加盐用塑料管插进鼻子，一边灌一边骂，还说你还能比上江姐呀，灌完后又戴上那种帽子送走。接着轮到我了，我心想能怎么的，来时也没打算就能回去，并告诉同修我万一回不来告诉我家里存折在哪，看同修挨打折磨心里也紧张，到我了反而不怕了。狱医和那个所长把我按倒在地上，一边抓着我的衣服领，同样踩着腿，塑料管插进去又拔出了，再插再拔反复好几次，一边骂着一边说让你好受好受，现在都不愿回想当时的场景和滋味。
又过了几天只提审、没再给我灌食。半个月后，恶警叫我收拾东西叫到审讯室，对我说长春办事处来接我们了，因为当时没经验怕被劫持到长春，就说是哪的了，恶警把我们带到长春办事处，天黑了把我一个人关到屋子里，也不让吃饭，第二天早上，把一共有四十人左右吉林省的大法弟子，叫到一起排好队，两人一副手铐送上火车，晚上我被带到吉林办事处，那里有十多个同修。几个同修对我说，只要交一千元就放人，他们不管你上不上访，炼不炼功，进来几次就交几次的钱，我心想江魔迫害这么多人，地方又钻空子得贪多少钱啊，因为当时进京的大法弟子很多，不给钱就送走拘留或劳教，我当时钱不够，一个同修给了我几百凑了八百元交上就放了我。
还没有回家就第三次去北京
坐火车到吉林，我就给邻居同修打电话，她来接说了家里的情况，说上次和我一起去没走成的也去北京了，我没回家来到亲属同修家，打听他妹妹要去北京的情况。两天后我带着几个同修又踏上去北京的列车，亲属同修早已安排好住处，我们在那里一波一波的，出去打横幅发资料。
当时北京如临大敌，到处是警察便衣，见人挎包就翻，我们发现情况马上就换租房子，几天后我和同修又来到天安门广场，我看见有十几个外国人排着队走，我就把准备好的横幅从袖子里掏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跑过来的便衣一把抢过横幅，来捂我的嘴，我不停地喊，因为有外国人在场，当时没敢打我，又把我们拉到广场派出所，后院还有好几百个同修，高声背《论语》《洪吟》。傍晚，把我们拉到石景山看守所，刚一进院就把钱收走了，进了屋挨个的抽血，量血压。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送进牢房里，我们继续绝食睡在离地约一尺的木板上，冰冰凉，一床被褥也没有。因为人太多，最后水泥地上也住满了，冻的我们也睡不着觉。河南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年同修，女儿新给买的五百多元的毛衫也被犯人抢走；还有一女教师同修穿的鸭绒衣，毛衣毛裤也被抢走，大冬天的她走时只穿了一个犯人的运动服，我的羊毛衫也被要去了。她们除了吸毒的，就是盗窃或是卖淫的，都睡在床上，我们作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却睡在水泥地上，还要被这些犯人看管，打骂，晚上所谓的牢头还叫犯人把门开着，冻我们不让睡觉。晚上我就做个梦，在一个土坡上，黑黑的天刮着风，我被风吹的站不住，这时有两个穿黑衣服戴着口罩的蒙面人，拽着我还掐我的脖子，我被掐的喘不过气，就只哼哼被同修叫醒，同修说明天肯定提审你，穿黑衣服就是黑狗子，恶警。我觉得是师父点化我，知道我胆子小叫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第二天早上，恶警就喊我的编号，因当时我没报姓名，两个恶警连拖带拽的把我带到审讯室，问我地址姓名，还说了一些攻击师父和大法的话。我当时正在绝食，人瘦的不象样，晚上那些犯人把我们赶到水泥地上，也没被褥，还开着门大冬天的，冻得根本无法入睡，那两个恶警一看我站着都要睡着，就过来掐我的脖子，还骂我，骂师父，把我掐的喘不过气和梦到的一样。还有一个恶警拿着师父的塑封法像，使劲地砍我的脑门，用拳头打我脑袋，见我还不说，实在没办法把我送回来，脑门肿起来。晚上十点多又把我带走，我还是不说，恶警叫我坐在一个倒放的小缸上，又硬又凉，我困得不行了、要倒了，光听他们问这问那的，可能那一念没有怕的成份，恶警叫我到水房洗脸，天已经快亮，把我拖回牢房。河南的六十多岁的同修，在提审时被打了几个嘴巴子；还有的同修被打的腿屁股黑紫色，这些恶警根本没有人性，多大岁数都打，要不是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自己都不会相信的。
大约在石景山看守所关了十天，又把我们弄到河北省涿州看守所，到了这我们继续绝食。第二天早上，两个女恶警来翻衣服和兜里的钱，说走时再还我们，我们就信了自动把钱拿出来交给她们，我们是四人一屋，床上有草垫子，总算睡睡觉了。又挨个过筛子，我们在北京都没说，到这更不能说了，天黑时又抓来几个大法弟子，是准备上北京在火车上劫持下来的，晚上审讯她们时，一同修被打的屁股和腿都是青紫色，她们只呆了一晚就不知道又给弄哪去了。第三天，恶警把我和另一位同修叫去，再次问我们是哪的，说要放了我们，有两个同修已经被放了，我们还没说，心想就不说爱咋地就咋地，结果又被关了一天。
第四天又把我们叫去，说放我们回家把交上的钱只还我一百多，说是伙食费，我们绝食根本就没吃饭，我说，我家远，火车费不够，他们也不信，我又说，不全给，我们也不走了，结果又把我俩送回牢房。到了晚上四点钟左右，总共给了我一百五十元钱，放了我们。天黑了，我俩相互搀扶着，腿软的上厕所都强站起来，我们边走边打听，找到一家小吃铺，买了两碗面条，以为绝食十来天能多吃点，结果我们两人才吃一碗面条，经过打听知道这是河北涿州火车站，我们俩找了一家不要身份证的平房小旅店，店主见我们瘦弱不堪的样子，说现在可严了，每天派出所都来检查，没有身份证不行，我说我们刚从涿州看守所出来，真要来查的我们自己说，店主留下了我们。我打算住两天再回家，因连续绝食，连走路都费劲，瘦的不象样。第二天下午我俩正在屋里炼功，就听外面有四五个人来查身份证，我打开门实话实说，我俩是昨晚刚从涿州看守所出来的，没钱回家，等家人送了钱才能走。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
第四次陪同修去北京被劳教迫害
我俩只好流落在大街上，见人就问哪有不要身份证的旅店。一出来倒垃圾的女店主说，他家亲属也炼法轮功留我们在她家住下，当晚这位同修说是秦皇岛的，家人不让出来，好不容易才走脱，一起的同修没等到天安门就被劫持了！非得要我再陪他去一趟天安门。
当时我已出来两个月了，很想回家。她不断地求我，我一直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半夜做了一个梦，我和她站在一条望不到边，也不知是河还是江上，有一个吊桥下面的水又急又黑。我说不敢走吊桥，她站在我身边蹲下来，站起来背我，还没等站起来我就醒了。我想这是点化我。第二天我便决定和她一起走，把她送到北京同修租的房子那，还见到了我家乡的亲属同修。每天我们都会挨家挨户的发真相小册子，晚上一起学法切磋。大街小巷都有便衣无论白天黑夜。全国各地的同修不断地进京，有两个同修刚被放出来两天，晚上九点多钟，又去接从外地来的同修，结果再也没回来。恶警不断地查户口，有一平房内几个同修还没来的及撤出来就被抓了。
由于恶警骚扰抓捕，我们不断的换地方，租房子。快过年了，有一对开工厂的夫妻同修，带着个小孩，给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楼房。在市场附近，北京在家被骚扰的同修也和我们住到一起，我又看到和我当初想一起来的邻居同修，她们刚从六里桥派出所放出来，衣服和鞋被放上象硬币一样的东西，人在哪都能定位，我们及时发现把那个东西扔进火炉子。两个同修在六里桥派出所，被打的腿和胳膊内侧一片一片黑紫色，据说恶警打大腿和胳膊内侧最疼，同修说有一恶警用笤扫把上的小木棍打的，叫她跪下，不跪就拽倒了打，恶警还说：“你这么瘦，还挺抗打的，你要是年轻的我就强奸你。”中共的警察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完全是恶党脚下的一只狗，让他咬谁就咬谁。她们被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到年底有的同修回家了，我的邻居同修不想回去，我也留下了陪她。
三十下午，我和黑龙江同修出去发资料，天黑才回来，我们包了饺子，北京两位同修想回家看一看，带着小广播（一种播放大法真相，带电池用的，定上时间就响）说要在他家平房上放，结果这两个同修走了后再也没回来。正月初二，我们分成两组，北京的两位同修一组，我和邻居同修加上一个小同修一组，我们进了一个门洞后，我发现附近电话亭有人打电话，好象盯着我们，于是我们又换了另一栋楼，小同修在地下室发，我去了楼上，不一会就听到小同修被绑架了，我刚走到楼下就被早就等在那的便衣拽到大街旁边的治安亭，逼问我们是哪的，又把我们劫持到白子房派出所，那个上次搜身的女恶警看又是我，就开始骂。我上厕所看到邻居同修也被绑架了，天黑时又换人审讯我们，见我们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把我们分别送到宣威拘留所，小同修是第一次关两天放走了，我和邻居同修一直关押到三月十几号，期间受到了各种提审和挨打，踢骂等折磨。
零一年三月份，宣威分局强行劳教我和同修两年，把我们送到北京劳教调遣处。刚下车两扇门就打开了，恶警好像恶鬼一样各个手里拿着电棍，逼我们蹲下然后一个一个领到审讯室，用电棍打我们的头，逼问姓名地址，又把我们赶到屋外。寒冷的冬天叫我们只穿一个裤头站在外面，把衣服裤子还有他们卖给我们的被褥撕破拆开，找师父的经文，我们都被冻得瑟瑟发抖，稍微慢一点就会招来一顿毒打。晚上把我们送到各班，由其他罪犯看着我们，不让说话，谁要和同修说一句就会连打带踢的。打饭时自己拿碗到外面半蹲的姿势排队，等排到时还得说队长好，蹲的姿势不对或忘喊了队长好谢谢，就得挨骂挨踢或不给饭；吃饭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上水房洗漱大小便就十分钟；走路时不能抬头，不能说话。
每天除了吃饭十分钟，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有时活多就要干到凌晨三四点，手上都是磨出的血泡，有的还在淌着血。晚上叫我们到仓库里抬木板睡觉，第二天再一块一块的抬回去。没活干时就排成队站那背监规，寒天雪地的晚上，叫我们坐在凳子上在外面看恶党的电视，有的同修只穿一条毛裤。每天都是在紧张压抑中度过，真是人间地狱呀，不到上厕所时不许去，有的同修憋不住就拉裤子或尿裤子，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要不是自己也在这里遭到迫害，亲眼目睹这一切，真不会信这事是真的，现在的社会居然有这么阴暗的地方。
零一年三月份，北京劳教调遣处拉着两大客车的同修，在车上不准我们抬头，谁抬头就照脑袋上一棍子，下车时才看到是北京新安劳教所，在走廊里又把我们的被子撕开，在棉花和被套里翻来翻去，然后叫我们把被子重新缝上，晚饭后，就叫三四个新“转化”的帮教，在一个大水房里，她们坐着小板凳，我们蹲着。十一点多了我困的不行也不让睡觉，我困的已经听不清她们说的是什么了，她们就叫我站起来说你不是神吗，怎么还困？我站着都倒了，她们就叫我一次又一次的洗脸，没完没了的说这说那，一直到三点多才放我回去。
同乡的同修被分到隔壁的班里，帮教叫她写“三书”不写就骂她、打耳光。我所在班的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审问我怎么不写，还说我糊涂，把我放回班后，叫两个人看着我，几个班合一起，在走廊里看攻击大法的录像，整晚整晚不让睡觉，上半夜在水房里换着班的“转化”我，软硬兼施逼我写悔过书；后半夜再换人。由于法理认识不清，被邪悟的人欺骗随着“转化”了，我心里从没有过的难受，不断的哭。随后，劳教所不断的用超负荷的劳动迫害我，什么包筷子织手套、做拖鞋、拔草、择羊毛，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
新安劳教所有个集训队，是个严管区，把不“转化”的都关在哪，每天就两个窝头，几个人换班围着，不让睡觉开着门冻你，还得蹲着站起来就又电棍电，或让做飞的都做，变着法的折磨直到“转化”为止。有个学员，“转化”后觉得不对又走回来，遭到不断的殴打和折磨，不让睡觉，在走廊里从腊月二三十，一直站到正月十四，站在墙角还得把手对着裤缝，脸对着墙，旁边有帮教看着。新进来的大法弟子被弄到水房里，不是蹲着就是做飞机式无休止的折磨，“转化”后也不放过，每天看恶党的战争的片子，还要写心得体会，没写完就不让睡觉。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年同修，胃痉挛疼的她直打滚，劳教所也不管，还不放人，儿子也被抓了。
北京女子劳教所是新盖的，零二年春天把我们弄到这，一进院像个“童话世界”，可这里却隐藏着更严重的迫害，国外记者要来采访，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又是跳绳，又是唱歌跳舞的，好象这里不是劳教所。食堂黑板上写的菜谱里，不是肉啊就是饺子或馅饼，其实在这里连过年都吃不上饺子，白天我们不断做不同的手工，晚上一般劳动到凌晨两三点钟，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遮挡的灯光，不让外面人发现我们晚上干活的真相，抽空还让我们不停的看邪党的东西，一边看一边让我们做手工，谁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
每隔两个月就送来一批大法弟子，使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强制“转化”。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女孩，父母都是大法弟子，已被迫害的不知去向，小女孩在调遣所就被迫害的很严重，每天大流血，精神恍惚，到这以后好几个恶人继续迫害她，在水房里一宿一宿的不让睡，她不洗脸，恶警就让其他犯人对孩子劈头盖脸一顿毒打，抓头发使劲往水池子里浸。只要不“转化”的，就被关在一个冷屋子里，开着门冻着，一天给两窝头，无数大法弟子，每天都要承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两年后回家，还继续被骚扰，派出所还让写所谓的保证书，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跟着你，一直到零八年，邪党人员一直不断的如影随形的跟我、迫害我一直到我搬走了，现在还时不时的问我现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