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人敬天佑 作恶引祸招灾(上)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古语云:“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而作恶之人则“吉庆避之,恶星灾之,刑祸随之”,以因果规律导人以正,启迪人以去恶念以修善行,通晓圣贤之理,相信因果报应,修身进德;切莫恣情纵欲,任意造业,无所忌惮,其结果必害人害己,以致天灾人祸,世间乱象。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非常多,以下举几个例子。

(一)秉公持正

宋璟,唐朝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人,少年时即博学多才,十七岁中进士,官历刑部尚书、宰相等。经武后、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朝,在任五十二年。唐玄宗时,宋璟与姚崇并称贤相,世称“姚宋”,史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宋璟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创造了继“贞观之治”后的“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宋璟为人耿介不阿,守法正直。武后时,奸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宰相魏元忠予以正言规劝,二张怀恨在心,于是诬陷魏元忠有不符合臣子身份的言论。武后将魏元忠下狱,命魏元忠与张昌宗当面对质,双方争辩不决,张昌宗便收买胁迫中书舍人张说作诬证,张说因畏于权势就答应了。当时同为中书舍人的宋璟知道此事后,就在临讯这一天预先在朝房等待,当张说将至御前当庭作证经过朝门时正碰着宋璟,张说急迫惶恐,宋璟便正色责以大义说:“人一生名义最重,鬼神难欺,不可阿党邪恶,陷害正人,自求苟免,即使得罪贬谪,名誉节操也能传扬,倘有不测之祸,我一定会到殿前救你,必将同你站在一起。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张说为宋璟这番义正辞严的话所感动,于是在廷辩时如实上奏:“臣确实未曾听魏元忠说这些话,臣不能诬证魏元忠。”因此使魏元忠免受陷害。二张深恨宋璟,竟遣刺客谋杀,然而却有人事先通报给宋璟,宋璟得脱,正可谓天佑善人。不久,二张因谋反被诛。

唐中宗时,京兆人韦月将上书告发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诬陷韦月将大逆不道。唐中宗听信谗言,特令处斩韦月将。宋璟以为案情不实,请求查实验证。唐中宗大怒说:“朕已决定斩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宋璟说:“对于人家告发武三思之事,陛下不加过问就问斩,臣恐天下会议论,请查实后用刑。”唐中宗愈加发怒,宋璟面无惧色,说:“请陛下先查明核实,不然不能奉诏。”唐中宗无奈,才将韦月将改发配岭南。宋璟也被改任检校贝州刺史,出了朝廷。

宋璟任地方官时,仍专注改善民生,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防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耳边进谗言,上奏提出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时,宋璟为相,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以身作则,虽然掌握朝政大权,但从不以权谋私,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如他的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候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按当时规定,每年地方各道要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而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结交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杜绝收礼受贿之风。

当时人们都赞誉宋璟为“有脚阳春”,意言他如一缕春风,来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宋璟一生爱民恤物,人敬天佑,虽遭小人陷害,都得化险为夷,消灾解厄,其六子皆显贵。他志在天下,与姚崇同当朝廷重任,为“开元盛世”作出了重要贡献,杜甫《忆昔》诗中描述出当时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二)清廉善报

钱徽,唐朝吴兴(今浙江嘉兴)人,官任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等,一生谨慎厚道,重道义,立身清廉,深受百姓的爱戴,人们都称赞他有长者之风。

钱徽考中进士后在湖北谷城县当谋士。县令王郢喜欢结交各类人士,挥金如土,经常用公款请客送礼,案发被革职查办。朝廷派出的观察使樊泽负责处理此案,查阅王郢的账簿,发现涉案的人很多,只有钱徽一文不取,清清白白,于是上表举荐他担任官署的书记一职。

钱徽任翰林学士时,唐宪宗见他办事有条有理,举措得当,很为欣赏,经常让他参与机密事务的协商和处理。一次,唐宪宗曾经单独召见钱徽,钱徽从容地说:“其他翰林学士也都是精选出来的有识之士,应该都参与机密事务,广泛讨论决断。”皇帝称赞他谦虚谨慎,是懂得谦恭礼让的长者。

宣武马步都虞侯韩公武想结交朝廷官员,以方便自己日后提拔升迁,拿出大批银钱行贿结交公卿,也赠送钱徽二十万贯钱,被钱徽拒绝。有人说他不是手握大权、官职显要者,可不必谦让。钱徽却正色说道:“收取与否取决于道义而不是官职大小。”钱徽洁身自好,正义敢言,贪官污吏惧怕他,连皇帝也对他有所顾忌。朝廷曾颁布诏令,严禁地方官吏进献财物。但各地仍源源不断地往京城送钱送物,有时皇帝也收纳地方进贡。钱徽屡次毅然上书,指出进献之风的严重后果,请朝廷停止纳贡。皇帝看后不得不告诉下属,以后如有进贡不要进右银台门,以免被钱徽发觉。

钱徽任礼部侍郎时,掌管科举会试事宜。前刑部侍郎杨凭为使儿子杨浑之考中进士,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的古代名人字画送给了宰相段文昌请其帮助说情。段文昌多次给钱徽写信推荐杨浑之,还亲自跑到钱徽家中说情。翰林学士李绅也去找钱徽求情,希望能够让周汉宾考中进士。可钱徽不为所动,照样公事公办,对两人的请求都未予采纳。等到发榜,杨浑之和周汉宾都没有中选。为此段文昌极为恼怒,便上奏说钱徽会试取士,全凭私心,于是钱徽反以“取士以私”被劾,贬为江州刺史。当时,周围的人都让他拿出段文昌、李绅的私人书信呈给皇上看,但钱徽却说:“我只求无愧于心,得和失是一样的。做人要修身养性谨慎行事,又何必拿私人书信去为自己作证呢?”人们都称赞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

江州府内备有辅导农作金钱百万,前几任刺史都充作聚会宴饮请客送礼之用。钱徽到任后说:“这笔钱是农耕的备用资金,能够挪作他用吗?”于是命令将这笔钱替代贫民交纳赋税或济助其租田耕种,由此改善了州内贫困农民的生活,深受百姓感戴。当初,江州有强盗抢劫进贡的船只,负责捕捉的官吏抓了江边的二百人拘禁审讯,钱徽查知他们冤枉,全部释放。几天后,在舒州抓住了真正的强盗。唐文宗即位后了解到钱徽贤明德政,于是提升任用他为吏部尚书。

钱徽严于律己,为官不贪,竭尽全力为社会、为百姓做好事,所到之处,政绩卓越,至于废除宴饮费用,改善贫民生活,处理至为允当,如此善德,应该享受福禄康宁寿考,福泽遗留子孙。其子孙皆显贵、贤明,为官清廉,被人们称为清官、贤人,这也是钱徽积善余庆的善报。

(三)以德教化

陆九渊,宋朝金溪(今江西临川)人,曾任国子正教,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被后人称为“陆子”。他自幼聪颖好学,三、四岁时,曾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他就日夜苦思冥想。长大后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忽然省悟道:原来“无穷”便是如此啊,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他提笔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他对宇宙无穷与对圣人之心广大的感悟,使其“笃志圣贤之道”,说道:“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

他任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等职时,慨叹于靖康之难的惨痛事件,和力主抗金之士共谋恢复失地,并上书朝廷陈述五论:“一论恢复失地,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因此举触怒朝中权贵,落职还乡。

宋光宗即位后,陆九渊任荆门知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金兵南侵压境,陆九渊见荆门没有城墙,腹背受敌,于是,他“乃请于朝而城之”,修筑了城墙。他“厚风俗”,严格实行保伍之法,境内盗贼因而远避而去;兴办学堂,并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境内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外地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税收日增。他到任时当地已久不下雨,他便设坛亲自祷告祈雨,随即下雨。上元日(正月十五日)率属下举行“为民祈福”的仪式,随即下雪。一年后社会风气即大变,民心皆向善。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宰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教诲谆谆的结果,可作地方长官效法的榜样。”

陆九渊一生热心教学,无论是政务之余还是回归家乡,皆从事办学和传道授业活动。他注重尊重德性,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拯民济世。认为学儒最终目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道”。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下功夫。他名望很高,“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邀请陆九渊在其办的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讲孔子《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详加析释,发挥义理,畅达透彻,听众感动得泪下。朱熹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认为足以医治当时学士长久隐藏在内心的病根,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

陆九渊在“义利之辨”中谈道: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而很多为学者却只注重做文章的技艺,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甚至有唯利是图者,“喻于利”则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了。他指出,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去名利之念,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他认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

陆九渊以德教化,每次讲学时听者云集,以至有感动泣下着,可想其心,若非与道相应,何能如此?可知其一生事迹,为学圣贤之道真正深入有得者的表征。至于他祈雨得雨、祷雪下雪,则正是其为民祈福的善德所感召,正可谓“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