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上海女子监狱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表面经济繁荣,外商云集,高楼林立,整个城市似乎与世界其它国际大都市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光鲜的外表背后却隐藏着重大的罪恶──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残忍、阴毒的迫害,现在我就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上海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

我叫李红,家住上海松江区,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国保科警察钱伟平、金晔等人非法劫持并被非法抄家,后被上海市松江人民法院诬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在松江看守所被非法扣押了近十月后,我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

图:上海女子监狱光鲜的外表
图:上海女子监狱光鲜的外表

上海市女子监狱地处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从外表看,女子监狱有精良的建筑、华丽的外观。监狱大门一侧办公区外墙非常气派,墙上贴的都是玫瑰红墙砖,狱警的办公楼窗口还点缀着盆花,监狱里也是花团锦簇,被誉为“执法楷模,重视女权”,二零零七年七月还被司法部批准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但是实际上这里却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十个月生不如死的日子!

一、入监压力

刚进女子监狱,就感觉一种压力扑面而来。从劫持我的车上下来后,有几个身穿囚衣的犯人在等着我,在狱警的带领下,这几个犯人把我夹在队伍中间带到监室,这些人有的是经济犯,有的是诈骗犯,有的是抢劫犯,有的是吸毒犯,她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自己的精神仿佛是不存在的,一切行动都看狱警的眼色行事。

上海女子监狱现有五个大队,其中一大队是后勤大队,主要关押近期犯(刑期还有三个月左右的犯人)和经济犯;二大队是入监队,即新收犯中队,所有新到犯人在此整训三个月后分流,和文艺小分队;三大队和四大队为劳役大队,年纪轻的全部被分到此大队;五大队则为“法轮功专管大队”,对外宣称政治学习大队,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大多被劫持于此,但也有若干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其它大队进行单独迫害。

五大队位于女监老楼四楼(女子监狱共有两栋楼,老楼四层,新楼五层),分为东部和南部两个中队,东部为严管区,南部为宽松区(劳动区,一些他们认为“转化”不了的法轮功学员和“转化”邪悟的,在这里被强制劳动,且不得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因此,被称为宽松区),中间是大厅和狱警办公室;每个中队有十到十一个监房,每个监房为十八平方、十二个床位,每个房间窗上装有一个摄像头,后又在对面的门旁装了一个监听的,在房间里任何地方说话,狱警都能听到。五大队还有一个有别于其它大队的设置:门岗。每个中队抽两个狱警信得过的犯人作门岗,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每十分钟巡楼面一次。此举主要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甚至连晚上的睡觉的姿势都要记录,因为她们要防止谁睡觉时炼法轮功。我入监后被分到五大队的东部严管区。

每一个入监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安排有几个负责监视和“转化”她们的犯人,他们都是狱警挑选的所谓信得过的犯人。上海女子监狱可以说是人间地狱,气氛森严恐怖,这里的狱警把犯人当作摇钱树,从外面接很多手工活,给每个犯人定很高的劳役指标,这个劳役指标是年轻力壮的犯人竭尽全力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都很难完成的,完不成劳役指标就意味着要扣分、扣钱、受罚,不能减刑,而在监狱里的人都想早点出去,狱警就把迫害法轮功学员当作减刑、减劳役指标的筹码,所以那些想减刑又不想做劳役的犯人,就会积极配合狱警凶残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这些人都是先被进行过所谓的培训(洗脑),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充满着敌视,她们中有些人是紧跟恶警,死心塌地自己想出各种法子折磨大法弟子,有的是良知未泯、一时被蒙蔽才做这样的事。

送我进监室的那几个人就是包夹我的犯人。刚进监室时,我很想与她们友好相处,她们也与我笑脸相待,可当她们说出诬蔑法轮功的言辞并要我放弃修炼而遭到我拒绝时,她们一刹那就变了脸色,开始对我恶言相向。也许看我有大专学历,女子监狱安排包夹我的人中有几个是有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她们能言善辩,有的还曾经皈依佛教。当然,监狱也配备了凶恶的犯人当包夹,当软的不行,恶的就上场,软硬兼施,对我实行车轮战。

二、强制洗脑

在女子监狱,狱警把被关押的人分成A、B、C、D、E五个等级,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是属于最低级E级──严管级的,每天二十四小时被包夹看管,属于女监中的“人下人”。

每天早上起床后,其他犯人都可以依次去洗漱间刷牙洗脸,可以去厕所大小便,但我只能在监室用薄薄一层覆盖水盆底的一点水洗脸刷牙;而且在大小便后、吃饭前都不允许洗手,当我每天用黑乎乎的手抓馒头吃时,心里非常痛苦。大小便是每个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因为我不“转化”,就不准去厕所,每天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痰盂里大小便,而这个痰盂是狱警强迫一个年轻的犯人帮我倒,她每天倒痰盂都要对我百般辱骂,有时候痰盂满了,想大小便就只能憋着,或者尽量少进食以减少大小便。因为每天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大小便并受到辱骂,我的精神压力特别大。

上海女子监狱规定在冬天可以每周去淋浴房洗一次淋浴,两次淋浴期间可以去洗漱间洗一次头发,但我不能洗淋浴,只能在三个人的监视下每周用半铁桶热水在透风寒冷的房间洗澡,冻得我直打哆嗦,在旁边监视我的犯人还在不停催促,而且也不允许我在两次洗澡期间洗头发,我的头皮经常痒得被我抓出血。一般的犯人洗衣服是在洗漱间直接对着水龙头洗,而我只能让包夹提少量的水进监室(这个人也经常对我破口大骂),我蹲在监室的地上洗,脏水再让包夹提出去倒掉,监室本来就小,我在监室洗衣服造成其他人的不便,这让监室的人对我非常不满。因为水量和时间的限制,衣服根本不可能洗干净,而且在房间所有人的监视下,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所以,每次的洗浴、洗衣服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在监室里,我受到包夹的严密看管,不许靠近窗边,不许靠近房门,不许随意和犯人说话,每天吃饭睡觉之外,就是看诬蔑大法的碟片、出版物,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包夹严密监视我的眼睛,当我闭上眼睛不想看或将视线转移开时,她们就会破口大骂。我在刚进监狱,每天在她们向我灌输邪恶的理论时,我就背经文。她们找来很多造假碟片如自焚伪案王进东所谓服刑纪录片、所谓一千四百个有病不医病例、国外关于X教的纪录片(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还有所谓劳模诽谤大法的演讲等等。上海女子监狱还专门到北京女子监狱学习迫害大法弟子的经验并把邪悟人员的发言拍成片子《北京之行》用来给我们洗脑。

因为邪悟人员以前都是学过大法的,她们的发言就极具迷惑性,我对女监的其它洗脑片都一律不看不听,但邪悟人员的发言我就会认真听(因为我当时觉得她们是法轮功学员),结果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她们邪悟的理论。每次在看完邪恶碟片,狱警还要组织包夹们围着桌子坐下来谈心得,这种情形很像文革的大批斗,当我指出这些碟片的漏洞并据理力争,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后,她们就会拍着桌子唾沫星四溅地高声骂我,逼着我写诽谤大法的文章。当我把澄清法轮功事实真相的文章交给她们后,狱警和包夹又会轮番对我狂骂,当时骂我最凶的是中队长施蕾、中队长姚笛和一个姓吴的小队长,还有四犯范晓娟、包夹周红等。女子监狱还强迫我们在炎热的夏季操练,我不服从,高喊“法轮大法好”,被两个身材高大的包夹捂嘴巴、掐喉咙、打耳光,脸也被打破流血。

三、“灵魂活摘”

上海女子监狱有一套邪恶的制度:连坐。只要我不“转化”,监室所有的人都要受惩罚,如:扣分、不许参加娱乐项目、不许看电视、晚上休息时间要全体静坐、长时间围坐讨论等等。因为监狱的气氛紧张恐怖,每个人每天都是神经高度紧张,只有周日和晚上收风(锁监室铁门)后和睡觉前才有一点看电视、看碟片的娱乐时间。当炎热的夏天,连这点小小的娱乐都因为我不“转化”而被狱警剥夺时,包夹们对狱警当然不敢有半个不字,就将所有的不满和仇恨发泄到我的身上。当时监室有个犯人的屁股因长期坐板凳已经大面积溃烂,晚上静坐对她简直就是难以忍受的折磨,而且我不“转化”,包夹就要扣分,而分数直接关系到犯人最关心的减刑问题,如果我“转化”了,她们就可以加分,所以全监室的人都因为我不“转化”而对我仇恨万分,她们经常大骂我,骂我害得她们不能看电视,害得她们不能减刑,害得她们晚上不能在监室自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包夹们都非常齐心合力地配合狱警,采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折磨以逼我“转化”。她们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在我睡觉时狱警安排两个包夹搬个小桌子通宵坐在我的床前监视,监室里有个小本子,记录我的一言一行,连睡觉时的姿势都要记录,这个本子每天要交给狱警审阅,全监室只有我不能看这个本子。包夹每天向狱警报告我的情况,狱警和包夹会针对我的弱点及每天的情况进行讨论分析,制定“转化”我的方案,同时给她们施加压力,我亲眼看到因为我不“转化”,一个心存善念的包夹被狱警骂得落泪。

一般的犯人晚上九点半可以睡觉,但我在十二点前不准睡觉,每天早上在其他犯人起来之前包夹会把我叫醒,这样长期的缺少睡眠再加上白天黑夜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让我每天痛苦万分、度日如年,让我的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有好多次我都有将头撞向铁床、撞向墙壁自杀的念头。

在中共邪党统治中国的这几十年里,一直就是这样煽动仇恨,没有仇恨就制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上海女子监狱对我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狱警利用造假宣传,挑起包夹对法轮功的仇恨;利用人的自私心理,挑起她们对我的仇恨;本来我与她们素不相识,她们却对我恨得咬牙切齿,这种恨全是狱警挑动出来的,狱警甚至放纵、鼓励这些犯人人性恶的一面来为她们所用,她们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做了再恶的事,狱警都不管,甚至反过来给予嘉奖,所以,很多人在女子监狱里被“教育”的没有了是非和善恶的标准,变的越来越坏。

如此地狱般的日子经过了两个多月,她们看“转化”不了我,就找来一个犹大,她是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得法的,以前也曾经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她在女子监狱“转化”过很多人,因为她对大法书很熟,比起那些包夹们的无理谩骂,她的伪善和对法理的邪悟让法理不清的我产生了一种迷惑,再加上我长期的精神肉体的高度紧张和缺少睡眠,脑子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有一天,因为我不肯“转化”,全监室的人又被狱警在周日本该休息的时间罚全体静坐,突然犹大和那个每天给我倒痰盂谩骂我的人倒在床上人事不省,一个犯了癫痫,一个犯了风湿性心脏病,全监室的人又开始哭着对我狂骂,说我不是好人,害她们遭受如此的痛苦,那一刻,我真的被监狱这个黑白颠倒的歪理弄糊涂了,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真的以为她们的痛苦都是我造成的,只要我签字,她们就可以从这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流着眼泪违心地在决裂书上签了字,签完后,我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离了,精神世界也坍塌了,我背叛了慈悲苦度我的师父!违背了做人的良知!我做了一个修炼人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我鄙视我自己!从那以后,我感觉自己活得就像个行尸走肉,每天得过且过的破罐子破摔。

上海女子监狱就是这样,把一个精神健全的我,利用监狱这个封闭的环境,通过高强度的邪恶谎言的重复洗脑灌输,并通过包夹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贴身围困,让我精神彻底崩溃,目的就是要强迫我放弃对宇宙真理真、善、忍的信仰,她们所有做的一切就是要剥夺我的思维权利,认同邪党的那一套理论。一个人的高贵是来自于他的精神,女子监狱就是要虐杀人的精神,从而亵渎人的尊严,让人背离人伦道义,她们对人的精神的残忍绞杀真的是杀人不用刀、杀人不见血!

在我在决裂书上签字前,那个屁股溃烂的包夹说只要在决裂书上签字就万事大吉了,她以她最疼爱的女儿的生命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对我有任何强迫的事了。可是,当我签完字后,我发现我又被她的谎言欺骗了,监狱的邪恶洗脑“转化”是系统的,接踵而来的是一环套一环的、没完没了各种“转化”程序:写保证书、认罪书、决裂书、揭批书等“四书”后,还要写周思想汇报、月思想汇报、季度评审、年终评审等等,还要开揭批大会,在几十人的大会上读揭批书。在女子监狱这样封闭的环境里,面对二十四小时包夹的凶狠,和狱警假惺惺的伪善,很容易使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很多人在揭批会上对狱警的伪善感激涕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包夹的恶全是狱警调唆甚至是逼迫的,我刚入女监时,有一次包夹周红恶狠狠地骂我,正巧中队长姚笛从监室门口路过,听见包夹的咒骂,我天真的以为狱警会责备周红而保护我,结果姚笛不但没责备她,反而笑眯眯地点点头走了,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包夹对我越凶狠,狱警越高兴!

“转化”以后,女监又开始对我进行所谓的“巩固”洗脑,看所谓的“红色电视剧”、唱红歌、举行升旗仪式等等,这些洗脑方式隐蔽而不易察觉,让我不知不觉慢慢认可了邪党,再加上几年看不到大法书,也不能和法轮功学员交流,我甚至开始怀疑“三退”。因为我是通过翻墙软件上明慧网得法的,狱警用各种方式诋毁明慧网,企图让我丧失对明慧网的信任,并以此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例如狱警说“明慧网报导了大法弟子王雪纯已经死亡,但实际上她当时还在女子监狱”,当时我信以为真。后来我自己上明慧网搜索相关信息,发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报导。

每年到了邪党规定的特别的日子,如:七一、十一、监庆等,女子监狱还逼迫我们在紧张的劳役期间排练歌舞,表演节目,为邪党歌功颂德,为监狱涂脂抹粉。我记得刚进女监的第一年冬天过年前,每个大队都轮流去二楼小分队的礼堂看表演,我们夹着自己的小板凳鸦雀无声的排着队伍进了装饰得颇有节日气氛的礼堂坐下,在那两个小时里,礼堂里色彩斑斓、歌舞升平,真的让我忘掉了自己是身在监狱,似乎置身于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里,可是突然间节目就结束了,彩灯灭了,音乐没了,所有的美好霎那间消失了,耳边是狱警高声的呵斥着我们排队回监室,我仿佛是被人从超现实的美丽幻觉中打回原形,当我夹着小板凳低着头爬上楼梯穿过一道道冰冷的铁门回到监室,静坐在铁床边等待狱警“当——”一声锁铁门时,我都没有从那种美好幻象破灭的痛苦中回过神来。

上海女子监狱的这种逼着我们“戴着镣铐跳舞”也是有其目的的,她们就是要营造一种歌舞升平的假相,把这些歌舞表演录像拍照,拿到社会上可以宣传我们在女监生活得有多“滋润”,监狱是多么的“尊重女权”,例如在每月一次的接见大厅里,就摆放了很多这样的照片,从外面来接见的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就会被这些照片欺骗。对内也可以让我们从思想上认可女监对我们精神的虐杀和肉体的奴役,就像在痛苦中长期饱受折磨的人,你如果定期给其注射一针迷幻剂,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把现实和迷幻混在一起的幻觉,甚至自己也相信自己在女监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四、做奴工奴役

“转化”以后,狱警还强迫我做奴工,我曾经做过“金龙鱼”的标签、肯德基的优惠券、饼干盒、口香糖盒等等,我做得最多的是“金龙鱼”标签,就是要把金龙鱼标签从整张硬纸板上拆下来,然后用金色的弹力绳穿过每张标签上的小孔再打结,每个结头外绳子的两端必须对齐,而且接头外绳子的长度必须是一厘米,每五十个标签排整齐打成一小捆,负责生产的四犯(犯人中的头)每天在各个房间穿梭检查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全部拆掉重做并扣分处罚。我每天必须完成五千个金龙鱼标签,否则就要扣分、受罚。

因为劳役指标都是按照人的极限定的,每个人都必须节约每分钟时间竭尽全力的来做劳役,才有可能完成指标,所以有的人大小便都不上、甚至饭也不吃,节约时间做劳役,有的人早晚在床上偷偷做,很多人都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做劳役,我那时经常因为做劳役手指头都肿了,指关节都不能弯曲,手指肚经常起泡、出血,有时手指皮肤开裂、发炎、流脓,不论有多累、手指如何不能动,每天都必须做完当天的五千个标签。

本来做劳役是绝对的体力透支,每天晚上完成劳役后,我全身累得已经不能动弹了。但是在女子监狱,经常看到犯人在休息时间背地里偷偷做劳役的现象,有的凌晨在床上偷偷起来做劳役,刚开始我还不理解为什么她们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手指头流着血也要偷着做劳役,后来才知道,她们大多都是刑期比较长的,都期待着减刑早点出去。女子监狱是用分数考核犯人,所有的奖励包括减刑都与分数挂钩,超额完成劳役指标就能获得高的分数,就有可能减刑,所以,那些犯人累得半死也要继续做劳役,她们觉得多做劳役一分钟,就可能在监狱少待一点时间,有的人甚至把做劳役当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这样的考核制度,把人变成了主动抢做劳役的机器,我见过为抢劳役材料打架的,也见过血压升到二百快昏倒了还要继续做劳役的犯人。

在五大队,十八平方米的监室既是卧室、又是餐室、也是学习室、还是工作间,很多劳役产品是有毒的,如做饼干盒的胶水、金龙鱼弹力绳上的金粉等,有时十几人挤在堆满奴工产品的小房间里,空气不通,许多人头晕、皮肤溃烂等等,狱警只看重奴工产品给她们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我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五、见证迫害做四犯

在临出监前几个月的时间,我突然被狱警选为所谓的“四犯”,四犯是指协助狱警在学习、劳动、生活、医务方面做事的四名服刑人员,一般都是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人担任,但有时为掩人耳目,狱警也会挑选法轮功学员担任,与其他四犯相比,狱警并不相信这些法轮功学员。在担任四犯期间,我可以在比以前稍微大一点的范围走动,由此,我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

众所周知,把人长期单独关押在仅有三平方米的不见阳光的禁闭间里会对人造成严重的身心损伤。所以,即使对严重触犯监规的犯人,监狱法第五十八条仍规定“依照前款规定对犯人实行禁闭的期限为七天至十五天”。为逼迫一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上海女子监狱将她们关在禁闭间,不允许她们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觉,指使、纵容犯人对她们连打带骂,就连三个月才有一次的接见也会被狱警以各种理由非法取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更恶劣的是,监狱将这些法轮功学员长期关押在禁闭间内,严重违反监狱法。

在五大队四楼东部的走廊尽头,有个大铁门,门外有一个楼梯一直可以通到一楼,每层的楼梯间就是每个大队的禁闭间,但现在其它大队的禁闭间全部用来给五大队关押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所以每层楼面与禁闭间相通的铁门全部锁住,从四楼一直走到一楼共四个禁闭间全部关着法轮功学员。禁闭间的位置非常隐蔽,一般人根本没机会靠近这个区域。禁闭间由三个三平方米左右的不见阳光的象长方形盒子的狭小房间组成,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住一间,没有床,吃喝拉撒全部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完成,四个包夹二十四小时看守,一般人根本不允许靠近。我因为做四犯才有可能靠近这个“牢中牢”的区域,这里比监区其它地方更阴森,包夹也是更凶狠的犯人。我曾经路过狱警的监控室,看到监控显示器里的法轮功学员在寒冷的冬季也是独自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偶尔看到有头发花白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从禁闭间被带出来,她们就是这样被长期关在禁闭间里遭受非人的折磨!

禁闭间看管严密,包夹也是讳莫如深,我很难看到迫害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当禁闭间人满为患时,东部有的监室也被用来关押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我曾经听到以前迫害过我的凶恶的包夹周红得意地说她如何“有效”迫害不肯“转化”的东北大法弟子刘桂芹,她把在地上擦地擦得很脏的抹布直接塞到刘桂芹的嘴里!

在我做四犯期间,还被狱警强迫去“转化”坚定的大法弟子瞿艳艳,狱警和包夹先把我叫到一旁开会讨论“转化”瞿艳艳的方案,大家统一口径如何说,然后叫我假装路过关押瞿艳艳的房间,然后假装在聊天中不经意地把邪悟的理论说给瞿艳艳,在我出监前,狱警张大队长还强迫我写信给瞿艳艳,劝其“转化”,好在瞿艳艳头脑很清醒,并没有相信我的邪悟言论。在我“转化”期间,还被迫参与“帮教”当时已“转化”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好在我后来看到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在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走回大法中来了。在当四犯期间,我还被包夹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去一个监室检查卫生的时候,随意地在一张床上摸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后来就有人告诉我,那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床,因为我摸了一下,包夹就凶狠地大骂学员的床没铺好,直到把她骂哭。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很痛苦,因为我一直都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但事实上却经常被狱警和包夹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现在每每想起这些都让我心里痛悔万分!

上海女子监狱绝对是一个让人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道德沦丧的变态场所,来这里的不论是狱警还是在押人员,短时间内很多都会变的人性全无,这里的狱警大部份都有高等学历,我亲眼看到刚刚从高等学府毕业来的两眼清纯的女孩子,来到这里做狱警几个月时间,就变得目露凶光,因为一点点小事就高声呵斥、咒骂年纪可以做她奶奶的头发苍白的善良的大法弟子。还有一些心存善念的狱警,迫于无奈也只能顺应这个变态邪乎的环境,我就听到一个良知尚存的狱警沮丧的说:“你们是有期徒刑,我们是无期徒刑”。

我在上海女子监狱的二年多里,从一开始的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长时间的肉体、精神的双重折磨后,被谎言、暴力洗脑弄得理智丧失、好坏不辨、是非不分,配合狱警和包夹背叛了我的师父和大法!上海女子监狱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屠杀了我的精神!活摘了我的灵魂!狱警的伪善和包夹的凶残,再加上自己的怕心、想早点离开这人间地狱的念头,以及人性中的狡猾被狱警利用,虽然我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真正背叛过师父,但在女监长期的精心策划的残暴的精神杀戮程序中,我的人格出现了一种扭曲和分裂,一方面不愿听到诽谤师父和大法的邪恶的理论,另一方面我又被迫协助狱警去做迫害学员的事情,那时的我在夜里清醒的时候,真的感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六、出监

在被迫害三年四个月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离开了上海女子监狱这个人间地狱般的魔窟。出狱那天,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但是等了几个小时后,狱警才领我办理出狱手续,等在监狱门外的除了我的家人,还有街道、居委会的人员,他们威胁我说回家后不准再炼法轮功、不准接触其他大法弟子,否则还会再进监狱。后来我问先生,他说他早就来到女子监狱门口,而且通过门卫报告了家属已到的消息,但狱警必须等到街道、居委会的人来才放我出狱。

刚出狱时, 我身体状况很差,四十四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眼睛老花,记忆力高度减退,见到三年前在我被抓后帮我送衣服去看守所的朋友,我竟然都想不起曾经认识对方;我的听力也大大下降,神经衰弱,经常出现幻听,也经常会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晚上经常做噩梦,梦中总是出现被抓、在监狱被迫害的情景,常常午夜惊醒后久久不能入睡。经过三年多与世隔绝的日子,我甚至忘了过马路还要看两边是否有车,忘了怎么使用煤气炉,也害怕与人相处。那段时间,我每天凌晨都会腹痛腹泻,整天全身乏力,经常跑医院看病,家里每天都在熬中药,我吃了很多中药和补品,但身体状况也不见起色。

我的婆婆与我同住,她一再被居委会的人叫去谈话,被要求监视我,不准我炼法轮功,我婆婆被邪党洗脑多年,一直听不进我对她讲的大法真相,所以心甘情愿地配合居委会,她经常会突然打开我的房门监视我是否炼功,还动员来我家看我的朋友一起监视我不让我炼法轮功。女子监狱的恶警施蕾伙同松江区公安局国保科的钱伟平及片警三番五次到我的住处骚扰我,威胁我不准再炼法轮功,否则会被加重判刑。我虽然人离开了女监,住在了自己的家里,但感觉我还是身在另一所监狱里,女子监狱一直没有停止对我的迫害。那段时间,我整天心神恍惚,经常出现幻听幻觉,脑子里总有声音叫我去自杀、去杀人。

虽然离开大法三年多了,虽然每天生活在这个家庭监狱里,虽然经常被女子监狱、国保、街道、居委会的人监视和威胁,但宇宙真理在我的心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一直渴望着从新走入大法修炼,终于,我有了一次去香港的机会,在香港,我在街上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九评》点,感到特别振奋,回到旅馆,我用电脑下载了所有的大法书,和国外的法轮功学员也取得了联系。

我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家里,这时婆婆也回老家去了,我又如饥似渴地开始看大法书,师父没有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了!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我扔掉了所有没吃完的药,我又找回了人生的目标!我通过翻墙软件上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以前我所有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所言所行全部作废,我要从新修炼,返本归真,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

二零一二年,我来到美国,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在阳光下自由的炼功。回忆起在上海女子监狱那段炼狱般的恐怖岁月,想着还有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着邪党的迫害,还有着那么多世人被邪党迷惑,对大法犯罪,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揭露上海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让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也希望更多有正义良知的人站出来尽快结束这场对宇宙正信的迫害,让更多的世人摒弃邪党,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