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孔子论乐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以文化传承、弘扬为己任,在当时就被誉为“天之木铎”、“天纵之圣”。他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能弹奏多种乐器:弹琴、鼓瑟、吹笙、击磬等,并作词谱曲,一生重视礼乐教化并躬身力行,强调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心,于乱世中依然自强不息的弘道,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他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的故事。师襄子教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弹了十日还在练习。师襄子说:“可以学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曲子,但还没有熟悉它的韵律。”过了些天,师襄子说:“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知它所表现的心志。”又过了些天,师襄子说:“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说:“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再过了些天,师襄子问:“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吗?”孔子说:“我感受到这个人形象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宽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吗?”师襄子惊讶的说:“不错!我的老师讲过,这个乐曲名就叫作‘文王操’”。随后孔子以“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的娴熟技巧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师襄子佩服得“避席而拜”。可以看到,孔子学琴不但重视技法“得其曲”,还能通过乐曲的体验过程悟出“得其数”、“得其意”、“得其人”、“得其类”。“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韩诗外传》),孔子从琴声中竟能辨出文王的志向和胸怀,可见其领悟乐境之深,也可见孔子作为与文王、周公一类的中国文化人文传统的传承和弘扬者,其志意、心性与古圣贤的心心相印、一脉相承。

孔子谦虚好学,经常向各国乐师请教和讨论音乐的道理。他为了弄清乐的根柢,访问了周王室主管乐的苌弘,苌弘称赞他“谦让、治闻、强记,博物不穷,亦圣人之兴者乎?”孔子还很喜欢唱歌,听别人唱歌要是认为唱得好,就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和着他一起唱,即“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孔子在鲁国与乐官谈论乐曲时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他认为音乐的演奏要有层次感,在乐曲的开始时应是合奏,在隆重的气氛中开始。音乐趋于和谐,然后进入高潮,节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扬顿挫,悦耳感人。最后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演奏便完成了。孔子对乐曲结构的规律,作出了简明扼要概括性的说明,这就注意到了音乐的生动性、形象性及其所表现的意境。

传说孔子所编选、整理的《诗经》三百零五篇,他皆能“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在礼崩乐坏之世,他复兴礼乐,弘扬道义,虽屡遭困顿,也要难行能行。如在宋国匡地遭到围困时,他对学生们说:“哪有修行仁义之人,改变不了世俗的凶暴呢?不讲授诗书,不学习礼乐,那是我的过错。如果以阐述先王之道,喜欢古代典章制度作为过失,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他在树下继续演习诗书礼乐,匡人一看知是圣人,于是离开了。孔子被困于陈、蔡之时,在断粮七日的情况下,仍“七日讲诵弦歌不衰”,他作《倚兰操》并演奏,鼓励学生们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

孔子认为音乐是“美”与“善”的完美结合,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尽善尽美”,凡合乎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成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美学原则。道德范畴所包括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音乐以艺术的形式帮助其实施教化作用,使道德同时渗透进音乐,“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须区分了,圣贤之道及其圣人境界、伦理道德,蕴含在美的旋律中。例如:孔子评论《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纯正,无过无不及,达到适度中和的审美境界。他在齐国听到《韶乐》时,受到很大震撼,称赞其“尽善尽美”,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孔子认为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能触动人的心灵深处,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义。孔子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说:“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性。”乐教一贯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课程,提出君子“文之以礼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完成的全过程,涵养人的内在品质,乐顺天道,成就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以达天人合一的境界。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因此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除了音乐教学之外,孔子还从事正乐的工作,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评价“雅乐与郑声”。孔子推崇黄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认为先王顺天而治,将雅正的诗篇和颂扬之声谱入管弦,这就是德音,德音才叫作乐。《诗经》中就有:“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认为雅乐可以导人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以仁义等品德,而不会去作悖礼违义的事情。郑声是当时在郑国流行的一种靡靡之音,其特点是轻飘淫靡,无节制,表现出满足种种物欲的狂热,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孔子称之为溺音。针对春秋时多国皆好郑声,追求奢侈享乐,孔子极力反对郑声。他把雅乐比作正人君子,把郑声看作谗佞小人,在答颜回“为邦”之问时,说道:“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提倡人要听雅乐,禁止听郑声,远离奸诈的小人。如果不再去听淫邪的郑声,那么奸诈的小人就会消失殆尽。

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针对当时的君主唯知崇尚玉帛、钟鼓,而不看重礼乐内涵,故孔子加重其辞的感叹说:礼啊礼啊,难道指的仅仅是玉帛等礼物吗?乐啊乐啊,难道指的仅仅是钟鼓等乐器吗?意思是礼乐所云不在表面形式,其本义在敬在和,在于教化人心啊。孔子的学生们受其教诲,到处传播、普及礼乐,使很多人都能背诵古琴伴唱的“弦歌”,以达教化百姓的目的。如子游出任武城县令,以乐化民,孔子到武城时,到处闻弹琴唱歌之声,非常高兴。宓子贱出任单父县令,普及礼乐到家家户户,使民风淳厚,单父得到大治,人们称其“鸣琴而治”。后来,“武城弦歌”、“鸣琴而治”被称为历史上仁政教化的典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思想,还相当完整的表现在《乐记》一书中,该书成书于汉代,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论述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乐记》反映了古代乐教的主要特点:认为音乐是体现天理的,亦即天赋善性;“唯君子为能知乐”,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能使民众明辨善恶,归于正道。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神韵晚会以柔美、平和的音乐,丰富的内涵,向人们传达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之忠、孝、仁、义、中、正、和、雅、美、善之演绎之阐释可谓淋漓尽致,使有幸观赏过神韵演出的人无不叹为观止,在喧嚣的尘世中给人以心灵的指向,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给人们带来美好和希望,使人在享受纯善纯美乐音的同时,净化心灵,顺应天理,选择正义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