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急想得法 我认识字儿了
我今年七十三岁了，从小没上过一天学，不认字儿，也不会干别的，我的工作原来是在采石场砸砟子，后来我们单位叫标准件厂，前些年黄了。
我老早就身体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高血压，这些病我都有，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厉害。到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因为病情严重，单位就不让我上班了。领导说：你什么时候血压到二百以下再来上班。我知道，领导是怕我死在厂里算工亡。所以我只能在家呆着，一直到一九九零年正式退休。
一九九五年那年，一个工友见到我说：你还活着哪？我叹口气说：现在还没死，跟死也差不多了。她边走边说：你得动一动啊！我说：怎么动啊？这时她已经在五十米以外，说了三个字，我没听清楚，只记的一个“轮”字。心想：怎么“轮”哪？这么“轮”还是那么“轮”哪？
又过了一年，我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坐“二等”（坐在自行车后座儿上）都不行，只能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感觉没准儿哪天说死就死了。可我还是想活，于是我想起了工友跟我说的那个“轮”字。我就让老头子去找。他去了市里，一找就是三天，才算在市里找到了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的站长。那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站长帮我联系到了辅导员。我本来想请一本书，让老头子回家给我念，我听着学。可因为当时书很少，我也不认字儿，当时就没给我。辅导员问我老头子我能不能到炼功点上去，老头子说不行，身体太不好。辅导员说那我明天去你家教她吧。
到家老头子跟我一说，我说：那不行，不能麻烦人家到家里来，明天你送我去。第二天我让老头子早早的把我送到炼功点。一见到辅导员，我突然感觉一下子身体就舒服了，也没仔细想就对老头子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可以走回去。辅导员教我炼功动作的时候，她非常惊讶，说我就象学过一样，几乎是一念口诀就能跟着做下来。当天炼完功，我真是自己回家了，那条路健康人平时也得走二十多分钟，可我那天没用扶墙就自己走回了家里。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那年我五十七岁，我记的特别清楚。
从那以后，我天天炼功，一天比一天精神，什么都能干，也什么都抢着干。家里、外头的活儿我都干，可勤快了。以前我的手背象老树皮一样又干又裂，随着炼功，裂缝儿都合上了，肉皮儿也嫩了。那时候，我精神头儿可足了，天天拎着录音机，抱着横幅，为大伙儿炼功做服务。因为我有热情，大家还让我当了义务辅导员。
我是得法三个月后才有了书。我不识字，别人念的时候我也端着看，可是看不懂，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着急。有一次，因为想看书，想自己认字儿学法，我就抱着书对着师父的法像哭了，哭的特别伤心，身上都哭湿了。哭着哭着，突然感觉没有泪儿了，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不会就学呀！”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赶紧找来纸、笔，对着《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的照着画，字儿很大，当天画了十多篇儿。当天晚上我打坐时，忽然看到一张张的纸都摊开了，一个个大字儿往眼睛里蹦，于是，我认得字儿了！
一九九九年，我看到师父的《加拿大法会讲法》时，看着看着就哭了。老头子问我怎么了，我说师父讲的那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识字儿的事儿，说的就是我呀！
二、见证“四二五”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的前几天，我听说了天津学员被抓的事儿，就想到要去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去了市里的火车站，路上还遇上了同修，我们一块儿买了票，准备上车。结果警察看了看我说：“象，很象。”我说：“象什么？”他们也不说，就把我和其他同修一块儿在候车室里圈了起来，不让上车，一会儿又强行给我们退了车票，每人少退给八块钱。我说这太不讲理，不让我们上车，退票还少给八块钱。他们也不搭理我。
后来半夜两点多的时候，看着我们的两个警察一个往南边儿看，一个往北边看，当中没人儿管了。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和另一个同修跳了出去。另外两个同修一看我们跳出去了，他们也跳了出去。一会儿听见后边有人追我们，他们三人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让我自己回家，他们打车走。我正推着车子，看见他们進了一辆红色出租车，我使劲儿一挥手，“等着我！”说着锁上车子，紧跑几步跟着钻進了出租车。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到了邻县的一个火车站。早上六点多的时候，我们买票上了车，八点多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们上了出租车，告诉司机说上府右街，司机说：“我直接把你们拉中南海去得了！”到那儿一看，那条街上已经有好多人了。一看就知道，都是各地来的同修，我们就自动排在了队后边。又过了一会儿，回头一瞅我后边又排了很多人，排队都拐弯儿了。为了不耽误马路上走车，大家都站在马路牙子上边，整整齐齐的，有一点儿垃圾都马上捡起来。我们旁边站着好多警察，隔三、两步就有一个。警察看我们表现这么好，也不管我们，站在我旁边的两个警察还互相说：“他们怎么做这么好？回去咱们也看看这本书。”
那天晚上有同修传过话儿来，已经答复了，咱们可以撤了。于是大家就迈着步子渐渐离开了，一个喧哗的也没有。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老头子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大姨，厂里开会了，说法轮功昨天到北京闹事儿去了……”我一听一下打断他：“你别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吃惊的问：“你咋知道？”我说：“我去了。”然后我把整个前前后后的过程跟他说了一遍，他不吱声儿了。
后来办事处把我们小区的同修都找去了，问他们谁是辅导员，谁去了北京，大家都不说。我去办事处的时候，他们正在盘问。我说：“别问他们了，我就是辅导员，我去了北京。”然后我把我知道的事情一股脑儿都跟他们说了，还有派出所的。听完了，他们没啥话说，我就回家了。后来我还给了办事处的张主任一本《转法轮》，也给了我们派出所的一本。
三、师父帮我化解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们当地的站长被抓了。我和周围的另外四个同修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的张所长一见到我就说：“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儿，你还敢上这儿来？！”我说：“为什么不能来？这儿吃人吗？”然后我们向他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儿，是政府误解了我们，我们都是好人，要求他放人。他说：“研究研究就放。”然后他看着我说：“我给你相相面吧，大姨，你这人真善良，你得活一百多岁，回家好好炼吧，这是我的电话，有事儿来找我。”
后来，他们用丢工作威胁我儿子，让儿子劝我放弃修炼。我儿子说：“我妈不炼功都得死了，活着就得炼，你们还别拿我这个小班儿吓唬我！”
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派出所的警察突然闯進了我家，说要看看，我说绝对不行，因为我没犯法。后来他们软下来，说：“你自己翻，让我们看看就行。”他们看见油漆（写真相标语用的），问我这是谁的？我说：“我买的。”他们问：“买这干啥？”我说：“油点啥还不行啊？！”然后他们又翻到了大张的红纸和黄纸（写真相标语用的），又问：“谁买的？”我说：“我买的。”他们说：“有发票吗？”我说：“你家买张纸还要发票啊？”最后，他们看到了门后的一卷白纸，里边是同修写的大字“法轮大法好”等。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一把抓起来递给他们：“你自己看吧。”他们犹豫了一下说：“算了，我们不看了。”整个过程，他们就是啥都没搜着，其实我家啥都有，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
派出所警察临走的时候说：“明天八点半去派出所找我们。”我说：“不用，八点一刻我准到。”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去派出所，这时已经上班走了的儿子突然回来指着我说：“你不能去，去了就由不得你了，你有病了。”儿子态度反常，也不管我叫妈，而且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悟到，是师父用家人的嘴在点化我，不能去。刚想到这儿，突然一下子仰着脸倒在床上，四肢耷拉着，一动也动不了，就象电视上演的被点穴了一样。我赶紧喊老头子，让他把我的腿挪到床上来。老头子一看很着急，“你还清醒吗？”我告诉他：“特别清醒，就是动不了。”然后，老头子给我单位打了电话，还去了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去不了了。单位领导来了，问我怎么这样了？我说是昨天被他们（派出所）给气的，随便抄我家。单位领导答应找派出所要个说法。
中午的时候，孙女儿来了，“奶奶，你得吃饭呀。我给你泡了一点儿粥，还有一个咸鸡蛋，可你怎么吃呀？”我想也没想就说：“坐起来吃。”说完就坐起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一场迫害化解了。
四、我这样对待监视我的人
一）、二零零二年的时候，一块儿住的有这么俩口子，都反对大法，经常说大法的坏话，还总偷偷监视我。有一次我和她一块在超市买东西，她开始拿出一百块付钱，服务员说找不开。她说那我就再去拿点东西。可是回来的时候她手里的一百块钱怎么也找不着了，急坏了。这时，我发现货架子上有一百块钱，翘着一半儿还一忽闪一忽闪的动呢。我指给她，让她拿下来，她当时感动坏了，一劲儿问我吃什么，要给我买。
又过了几天，我们在厕所碰上了，她说突然头晕，要找个电线杆儿抱着稳一会儿。我说：“你就拿我当电线杆儿吧。”于是她抱住我，一会儿好了。出来的时候，正赶上她老头子在找她，想跟她要钱去洗澡，骂骂咧咧的，尤其看到她跟我在一块儿，更不高兴了。她一听就想回家给老头子拿钱。我说：“你刚好点儿别跑了，摔着怎么办？先从我这儿拿吧。”于是我拿了十块钱给她。
那天回家后，她把这两次发生的事情都跟老头子说了。第二天她老头子专门来找我道歉，并且说真的相信法轮功是好人了。
二）、一块儿住的还有一对吃低保的俩口子，听了社区的命令，整天在我家对面七、八米的地方监视我。因为女的是我孩子的同事，还总装出跟我家很亲近的样子。后来被我发现了，直接走到她对面，什么话也不跟她说，就是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坏东西。结果她受不了了，告诉社区不干了。为此社区书记来找我，问我那人不干了怎么回事儿？我反问他，不是你让她来看着我吗？还问我怎么回事儿？她怎么了你应该问她，我不知道。
五、“六一零”主任说：我决定不带你走了，你做的太好了！
二零零三年，市里六一零下令非要带我走，单位怎么也保不下来，于是他们就一块儿来到我家。市里一个，单位六个，一共七个人。
我说：你们带我走可以，但是得说明理由。书记，你在这儿，我原来是老病号儿、重病号儿，现在是不是一分钱的医药费也没有？别人是不是都是几万块？是不是因为这个把我带走？还有，咱们单位这么多年没开工资了，很多人都找过你们，我一回都没找过，是不是？还有，上次开了两个月的工资，一共六百多块。我当时还拿着帮别人买东西的二百多块钱，总共八百多块。这些钱当时都放在我包儿里。我想：这么多年没开工资了，这回我得给孙女儿买点吃的。等我到店里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包儿里一份钱也没有了，都被小偷儿偷走了。我回家后特别蔫，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儿子怕我伤心说给我补上，我没要。有人劝我再向单位申请补助，我也没去，因为我不能给别人、给单位添麻烦……
我正说到这儿，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对我说：“大姨，我是市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我姓韩。我决定不带你走了，你做的太好了！”
上车前，小韩再次握着我的手说：“你做的太好了，有事儿找我。”我说：“是我师父教的好，法轮功的书我这儿都有，你要看就到我这儿来拿。”
再说一件近一点儿的事儿。我老头子年初检查出了癌症，医院说要动手术，可是扒开肚子一看癌细胞都长满了，大夫什么也没动又给缝上了，说最多再活三个月。可是现在六个多月了，我老头子活的越来越精神，你说咋回事儿？因为他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