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教师李智一家13年来遭中共迫害事实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李智原本有一对慈祥的父母、正直、事业有成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拥有和谐快乐的家。自从法轮大法开始洪传,李智和父母,还有哥嫂,先后走入大法修炼,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然而,九九年七月后,中共的迫害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和遭遇。本文是李智自述她自己和全家遭受中共迫害的血泪史。

我叫李智,四十九岁,一九九四年从天津调入成都新都四中,曾是新都四中数学教师,家住四川成都市抚琴西路欣园小区。我在天津长大,每到冬天喜欢滑冰,平时喜欢打乒乓、旅游,小时候擅长短跑,得了很多奖,参加过多次化学、数学竞赛,曾获参赛地区化学竞赛第四名。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功修炼,那时我三十五岁。修炼后不久,我发生了很多变化:心态平和了,脾气变好了,凡事能为别人着想,渐渐的能遇到矛盾时不埋怨别人,而向内找。别人说我也更漂亮了。

'李智一家三口'
李智一家三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先后遭中共六次绑架,经历了非法劳教一年零五十三天,三次非法拘留,二次非法关押于成都市金牛洗脑班,前后共计遭受非法关押四百八十天。此外,我被成都市公安局营口派出所非法留滞八次,强迫参加洗脑班一个多月。两次被非法抄家,被迫辞去公职。派出所、居委会、公安局、综治办等先后二十次到我家“突查”、电话骚扰、跟踪、监控不计其数。虽然如此,法轮佛法“真善忍”的美好,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对善良本性的渴望,使她毅然坚定地修炼大法。

十三年来,由于中共造谣宣传、网络封锁,许多人误解我们法轮大法修炼人。他们问我,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和我是什么缘份,我的生命都是为你而来。世人是神的子民,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在危难来前,我们放下安逸的生活,不怕屈辱,许多人舍下金钱荣耀,告诉世人真相,其实就是为了多一个生命留下,多一个家庭幸福。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能留下来的人们会见证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同时看清中共迫害正信的邪恶。

一、被迫辞职

九九年十月十三日,我去一位同修家里座谈修炼心得,到他家的还有其他同修,刚坐下,不一会儿就来了六、七个警察把我们绑架到望平街派出所,说我们“非法聚会”。路过楼下时,正遇到有几十个人在打麻将,我指着他们对警察说:他们不也算在聚会吗?怎么不抓他们?警察说:上面有规定法轮功三人在一起就叫“非法聚会”。

当晚我被戴着手铐,送到新都城西派出所。半夜,新都县文教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和我们学校校长来了,校长走过来,低沉而又恼怒的说:“你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你坚持炼,我们学校就会被牵连,所有人的奖金、晋级名额就会被全部取消。”我说:“我要炼,但我不连累你们,我辞职。”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辞职的。

那次我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骗开座谈会 关进洗脑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刚送了孩子上学,在家做家务,营门口派出所警察翁志超打来电话,说让我明天到派出所开个“座谈会”,我信以为真,等到了派出所,就被扣押下来,强迫参加洗脑班的“转化”。洗脑班设在营门口派出所的二楼,我们每天早上去,晚上才让回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天强迫反复听诬陷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宣传录音。营门口乡政府侯主任(家住欣园小区二栋)威胁说:“如果不配合,警察警车,你家里见。”我提出每天中午回去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结果受到了更大的恐吓和威胁。派出所人员还说我:“炼法轮功炼得孩子也不管,家也不要了。”警察把我从家骗到派出所洗脑、监禁,不许我回家照顾孩子和家人,回过头来,却说我不管孩子不要家,真是强盗逻辑。

洗脑班在我们地区办了一个月后,见我们都不“转化”,就升级,变为金牛区洗脑班,人员扩大到三十多人,强迫每人交三百元,每人每天中午吃一顿三元钱的盒饭,后来陆续有些人几天就被非法拘留或劳教了,都不退钱。

洗脑班里男女老少,上至八十二岁的老妪,下至二十一岁的在校大学生,每天被强迫反复听诬陷栽赃法轮功的宣传录音。与派出所一路之隔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校,为了不让受毒害,第五天中午时,我起身将发着噪音的录音机的声音降小了一格,结果下午就不许我回家了,连夜把我送进成都九茹村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罪名是我扰乱社会治安。他们大放噪音,我只是将声音关小一点而已,到底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呢?

三、哥、嫂被非法判刑、我被劳教

我哥哥嫂嫂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天津工作,在单位里都是任劳任怨的好人,有口皆碑。因为坚持说真话,到北京上访申诉:“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法轮功是好的,政府迫害是错的。”就被开除工作,哥哥被非法判刑五年,嫂嫂三年,我也因同样原因被非法劳教一年。

'迫害后的李智哥哥(出狱两年后)'
迫害后的李智哥哥(出狱两年后)

哥哥在天津第一监狱非法关押期间,经常被长期关小间、禁闭,被殴打、折磨得头发几乎全部脱光,颈椎、腰椎严重变形,疼痛咳嗽长达三年半时间。哥哥曾多次被狱警用几十斤的脚镣将他的双脚铐上,然后由犯人扯着上楼再拖着下楼,这样来回不停地上下四层楼,两脚磨得血肉模糊,时间久了伤口腐臭,监狱还故意不给换药,很远都能闻到味道。嫂嫂被强迫“转化”后,在巨大的压力下,由于恐惧,她一回来,就与还在狱中被非法关押的哥哥离了婚。曾经那样恩爱的一对夫妻,就这样劳燕分飞。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哥哥被非法判刑五年期满,因未“转化”,天津六一零就伙同监狱借口哥哥没改造好,把哥哥从监狱转到双口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当时,哥哥的右手前臂已骨折,在没有给接骨的情况下,他就带着骨伤被送到双口劳教所继续迫害。

冤狱五年期满当天,我七十七岁多的老父亲从成都千里迢迢专程赶到天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一直守在监狱门口,监狱却一直欺骗他,一会儿说放人,一会儿说正在研究,等到老父亲一离开大门,他们就将我哥哥转到了天津市看守所,继而送进双口劳教所。老父亲只好失望而难过的回到成都。

那几年为营救我哥,我父母及家人先后数次往返成都天津之间(父亲还带着半身不遂的母亲去过一次天津)。父母亲唯一的一套住房也卖掉了,所得几万元钱全部用于往返天津、成都还不够。

四、随意绑架非法抄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三日晚,约十一点,营门口派出所翁志超及金牛区综治办主任闯入我家,综治办主任对我说:“从明天起,你进、出你们小区一律签字登记。”我严正的说道:“你随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不配合。”主任见理屈,就带着人下楼去了,一会儿又将我骗下楼,然后绑架到了派出所。在路上翁志超对我说:“你态度不好,把我们主任惹生气了,所以今晚滞留你。”我说:“你们执法标准是以你们主任生气高兴定的?!”他诡秘地一笑。

第二天中午,四川省六一零、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公安分局、营门口派出所等二十多人闯入我家强行抄家,他们肆无忌惮的在我家串来串去,到处乱抢乱翻,吓得我八岁多的儿子一直跟在姥姥身后,拽着姥姥的衣服不敢抬头,一个公安却故意侮辱说:“这小孩有问题。”孩子被他们吓成这样,作为母亲,心痛如刀割,他们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和同情,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毫无人性的侮辱孩子,我的心在落泪……

他们抢走了我的法轮功书籍和我家一台价值六千元的复印机(至今未还),但没有搜到他们想象的资料,我丈夫回家时,正遇上警察陆续离去,就问了一个象是头目的人:“你们有搜查证吗?”回答:“没有,但这属于突检。”我丈夫气愤地说:“你干脆直说对待法轮功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人立刻瞪着眼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

当天晚上,又把我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关在一间不足四平米的低矮脏臭的小屋里,冷,又被蚊子咬。第三天下午五点,把我送到莲花村看守所非法刑拘。

五、在莲花村看守所遭酷刑

莲花村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到那儿的第三天,就给我戴上了刑具:两脚戴上约三十斤重的脚镣,脚镣中间有三个拳头大的铁砣。同时将右手从左腿穿过去,再将两手(抱着腿)再铐在一起(即:同时戴上手铐、脚镣,而两胳膊和两腿又连环套),叫“龙抱柱”。

酷刑演示:脚镣
酷刑演示:脚镣

这样戴上刑具后,站立时腰和腿成九十度,一直弯着,上厕所无法解裤子,睡觉腿脚不能伸直,脚镣的铁链有手指头粗,生着锈,两腿间的距离只有一尺长,手铐是老式的“板铐”,两手之间只有一寸多点距离,睡觉时只能极痛苦的蜷缩下去,不一会儿,一侧的手脚就被勒得红肿,又得换到另一侧,所以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而起来、躺下只能靠腹肌用力,就象做仰卧起坐,所以一晚上就这样不停的做“仰卧起坐”,无法入睡。不到二十四小时,我的两脚后脚颈处就被磨破了,生着锈的脚链又直接摩擦着破了皮处的肉,不久白白的脚筋磨得露了出来,每挪一步路都疼得钻心。

三天后,营门口派出所警察张霖(音)到看守所找我签字(抄家、抢东西没任何手续,现在来做假),看到我,他吓了一跳,说:“你又不是死刑犯?”他一边本能的取钥匙,试图打开手铐,但因是老式的板铐,他打不开。

我所经受的这些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比如:成都市金琴路小学优秀教师刘晖被多次非法关押,并被多次这样戴上刑具,最长一次达二十八天,不让洗澡,无法换衣服,连来月经期间都被这样残酷折磨。

六、父亲被扣发离休工资

我父亲是一位很严谨的科技研究工作者,出版过两本书。他在修炼前,患有肝硬化,体质弱,常受感冒、肠炎之苦;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硬化奇迹般的好了,体质明显增强,特别是修炼大法使他开智开慧,修炼后,七十多岁的他,还先后又获得三个“石油勘探录井研究实用新型专利”。修炼后的十多年来,他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这可以从他的单位大港石油管理局录井公司查到)。可是自迫害法轮功后,录井公司及石油管理局多次逼迫他写放弃炼法轮功的“保证”,父亲拒绝,公司就限制他外出,有一段时间,强迫他每天到公司报到,在办公室从早上坐到下午下班,那时正当北方酷暑,他已七十多岁。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哥、嫂也在被非法关押中,父亲又被单位扣发了离休工资。

七、迫害中母亲突发脑血栓病危

母亲修炼前患有多种病痛,修炼后换了个人似的,无病一身轻,父亲被扣发工资后,就带着母亲到上海某公司打工(做技术顾问),以维持生计,但录井公司发现父母修炼后,勒令那家公司解聘我父亲,而且父母单位还各派保卫科人员一人,到上海将父母押送回天津。下火车时,母亲已近崩溃。

那时我儿子才几岁,丈夫做工程,经常出差,母亲一直惦记着小外孙,就想到成都照顾外孙,但录井公司却不允许父亲离开天津。

一边惦记外孙,一边牵挂老伴,一边是儿子儿媳非法关押几年无音讯,一边又是女儿被非法劳教;一天,母亲到父亲单位去找领导,提出允许父亲离开天津去成都,却遭到拒绝和几人围攻,巨大的压力与冤屈使母亲已无法承受,回来后不久,母亲突发脑血栓,昏迷八天,醒来已不能说话,且半身不遂。

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她渐渐好了些,但每到刮风下雨时,常见母亲呆呆地看着窗外,望眼欲穿……

'迫害前的李智母亲'
迫害前的李智母亲

'一九九九年迫害后的李智母亲'
一九九九年迫害后的李智母亲

八、劳教所里“牢中牢”

我就这样一次次被抓,一次次被骚扰,反复的迫害使我无法再正常生活。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毅然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去北京的途中,我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日,我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迫害。劳教所里对大法弟子采用强制手段“转化”,所有未“转化”者坐的都是“牢中牢”。一到劳教所我和一起去的没有“转化”的学员就一直被关禁闭达四个月零四天。

我们每天从早晨六点零起床开始,贴着墙挺直站立,脚尖顶墙两腿站直,两眼离墙不到十厘米,不准闭眼,不准说话,除了吃饭,稍有站不直,就遭包夹辱骂和拳脚相加。其余时间全站着,直站到晚上十一点或十二点关灯后,才允许摸黑上床。每个不“转化”者都由两至三个人二十四小时盯着、跟着、监视着,这些人叫“包夹”,多是些吸毒犯、抢劫、卖淫之类人员。

九、劳教所奖励参与迫害的吸毒犯

劳教所警察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能得到一笔奖金,每个“包夹”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可以得到奖分减教,这样的“奖励”使得劳教所里的警察和吸毒等人员,迫害起法轮功学员来心狠手毒、“名正言顺”,也使那些吸毒人员因为迫害法轮功而减教快,二年的劳教有些坐不到一年。用她们的话说:(容易的)就像打个蘸水一样,出去后不久,又复吸,再犯,经常碰到些回去不久又来的。我心里难过,这种“包夹”让吸毒犯们把吸毒坐牢都当成一种荣耀了,利用减教诱惑吸毒贩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人员。

十、劳教所常拍假新闻

后来我们被强迫每天坐军姿,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得腰板挺直的坐在院子里,风吹日晒。一遇有节日,“敏感日”就会有电视台、媒体或什么人来采访,每到这种情况,劳教所至少提前一周,开始准备作假,一遍一遍的打扫卫生,刷洗地面,擦门窗,不停的折腾被关押人员。等到(电视台等)来的当天,所有未“转化”者全部被锁在楼上房间里不许露面,连上厕所都不让,因为怕我们在镜头前不配合造假。

然后让吸毒犯们穿戴一致,端坐在院中,一改平日横眉冷对的表情,开始高声歌唱或各种表演,不久在外面的观众就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里一派歌舞升平。中共“造假”就是这样出来的。善良的观众永远也不会想到关于法轮功的新闻竟是这样“拍”出来的。

十一、劳教所的淫威 仅举一例

有一次,我们集体拒绝侮辱我们大法弟子的体罚,劳教所就把护卫队的男警察们叫来七、八个,手持电棍,拎着一串串手铐与那些吸毒犯一起将我们任意推搡、拉扯、辱骂、踢打,因为是夏天,有的学员的衣服被撕扯开,私处暴露在外,那些男警察们却发出阵阵哄笑……我的右腿被邪恶的队长张某用刚电过旁边法轮功学员的电棍(电到电棍没电)拼命抽打我右腿多下,几乎一个夏天右下腿都是青紫色的。当时,四个彪形吸毒犯人员(陈红等)还把我按在地上,有拧胳膊的,有掐颈部穴位的,在我的背上踩,照着我身上乱打乱踹,裤子被扯得裂开,掐穴位几乎让我窒息。

十二、国安公安抢走我家现金十四万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午,成都金牛公安局国保大队、白果林派出所、西安路街道办七八个人员,先将开车回小区的我的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劫持,抽下他的腰带,扣押他身上约八千块钱,胁迫他走在前面,逼他用钥匙打开家门,国保尾随其后,然后一拥而入,将正在家中的我绑架。

他们当着丈夫的面将我双手反铐,男警察双手抓住我的头,把我头使劲地抵向墙壁,看见妻子被他们这样侮辱折磨,丈夫感到非常屈辱和痛苦。然后他们将我丈夫绑架到白果林派出所,当家中只剩下我一人时,他们开始任意抄家,抢走我儿子一万多元的台式电脑,价值一千七百元的手机和儿子的学习机等。最后又发现放在家里的十四万现金(工地急用款)。我严厉地阻止,可两国保人员还是强行地将十四万现金抢走。同时那天他们还抢了我父母七千四百元钱(他们住在我家楼下)。我回来后的一个多月,我家人到派出所只要回了七千元钱。

非法抄家的时间从中午持续到下午七点左右,近六个小时。十四万元现金抢到派出所后,在丈夫的强烈抗争下才要了回来。

那次,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半月,瘦了十多斤,直至被迫害到出现心脏病症状,才被放回家。在我回来的路上,片区警察严玮葳(音)惊讶的说:“哎呀,你的头发白了好多!”

十三、我再次遭受绑架 派出所恐吓 母亲离世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和三个好朋友开车去黄龙溪的路上,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成都双流永安派出所绑架,后被成都白果林派出所人员送到金牛洗脑班非法关押。

期间我母亲由家人推着轮椅到白果林派出所要人,听到派出所威胁,且不怀好意的追问:“哥哥现在在哪里?”母亲听后十分担心,又听说要非法重判我,造成精神极度恐惧,加上说不出话来,有一天母亲突然号啕大哭,等到十多天后的晚上,我从洗脑班回到家,来到她身边,看到她已经憔悴变形。而她看到消瘦了十多斤,头发又白了许多的我,既高兴又心痛,手指着、比划着让我吃饺子。当时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很短。第二天早上,母亲醒来,开始迷糊,第四天就离世了。母亲就这样走了,而我心里永远铭刻那个美丽善良、贤惠勤劳的母亲。

十四、儿子受歧视 背井离乡

十三年来,家中两次被非法抄家,每次都抢走孩子的物品。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被绑架,儿子晚上放学回家,他爸爸没敢马上告诉他,只说妈妈出门了,需过些天才回来。几天后,爸爸才告诉他,妈妈又被绑架的事儿。儿子却说:其实那天我一回来就知道了,看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儿子上初中、高中时,学校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找儿子谈话,由于学校受中共造谣抹黑宣传欺骗,对法轮功有误解,学校施压,孩子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为了逃离魔掌,我们只好将他送出国留学。

二零一一年五月,我儿子出国留学前,我丈夫到白果林派出所开孩子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白果林派出所不给开,说原因是孩子的母亲修炼法轮功。我丈夫两次据理力争才开成。

十五、未修炼的丈夫两次遭强制洗脑

二零一一年五月和二零一二年八月,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却被成都市公安局强迫关进洗脑班洗脑,期间被限制自由,不允许和家人通电话,不告诉家人他的去向,失踪几天音讯全无。他回来后,不敢大声说话,情绪低落,夜里做恶梦呼叫……

二零零七年,我被绑架期间,家人听说原成都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黄敏,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迫害致死,和我先后被绑架的学员钟芳琼也遭到酷刑刑讯,这些使得丈夫对于我的被绑架感到极度担心、恐惧和压抑。

我回家后,有一天晚上,家人找不到我,以为我又被绑架,丈夫情急之中,双手抓烂了自己的脸。

一个堂堂的五尺男儿,八十年代的川大毕业生,事业有成,一表人才,却难以承受这无名的迫害和压力,更何况那些孩子们以及更普通的百姓人家呢?这些年来,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家人所承受的,是普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结语:

儿子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老家看望公公婆婆,在车上儿子背起了于谦的诗,突然他眨着眼睛说:“我知道了,妈妈就是‘留得清白在人间’。”丈夫眼睛惊得一亮,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谢谢我可爱的儿子,谢谢我的家人,我用我的身体力行教懂了我儿子做人:唯有做到“真善忍”,才是最高尚最高贵的。

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生命只有敬仰佛法的份,诽谤佛法的生命是必遭天谴的,神佛的慈悲让神的使者告诉世人得救的真相,你可千万珍惜﹗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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