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四·二五”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有同修告诉我:天津同修因为去报社反映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被天津警察抓捕,当同修去公安局要求放人时,警察说他们做不了主,得去北京反映情况,听说天津同修明天到北京来。在同修家,我们几个年轻人决定明天一早也去国务院上访办。

“四·二五”那一天正好是周日,按往常我都先去炼功点炼功,那天没有去,大早七点多我骑车,顺着北海前的文津街往西,还没到府右街,就看到有许多人安静的站在文津街路北。我赶紧找认识的同修,在府右街西侧,我找到了炼功点上的几名同修,有七十多岁的老两口,还有几个年轻同修及中年同修,我们站在一起。我站在街边,一直在阅读《转法轮》。我周围的同修多数也都站着在看书。我对七十多岁的阿姨说,您坐在旁边歇歇吧。阿姨说,我是炼功人,还没感觉累。我印象中,那天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多,阿姨一直与我站着,没有坐下。炼功点上的年轻女同修挨我站着,有时我们说几句话。我也看到平时参加青年小组学法的好几名同修在街边走过。这条街平时是走公共汽车的,那天改行了。路中停着警车,三两个警察站在车旁聊天,因快到五月,天气不冷不热。

我就在附近住,当时知道府右街的公共卫生间就两处,我去方便时,沿着街边走,路上只有很小的低语声,显得路很安静、祥和。当时就有同修拿着垃圾袋捡地上的纸屑。虽然只有两处卫生间,那时的条件不好,可卫生间并没有因为人多而拥挤和变脏。快到中午了,有两名青年同修招呼我,我看见他(她)们抬着箱子,里边是矿泉水与馒头,是附近胡同里买的,要需要的同修自己拿。他们也是在青年小组一起学法的。我不感觉饿,也一直没有吃。虽然住的离这里很近,炼功点上同修也是,我们都没有中午回去吃饭,一直站在那里。我记不起是几点时,有同修说总理随便点了几名同修進国务院了。因为我离国务院的门有些距离,也没看见,都是同修一个一个挨着传过来的。后来又听说法轮功研究会的同修進去了。我想这回天津的同修肯定能立即获自由了。那一天我也没多想其它什么,就一直站在那里看书。我还听同修说,有外地同修也来了,还有山东、河北的呢。我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印象中比一万人要多。我也没好奇来了多少人,所以也没四处去走走看看。府右街西侧有大树,我就站在树下,那天好象鸟叫都没听到,印象中什么声音都没有。

大约接近晚上九点,天黑了,路灯都亮好久了,同修挨着传递说:研究会的人从国务院出来了,总理答应放人了,我们都回家吧。我说,天津同修放了吗,放了才走。阿姨同修说,研究会同修都说问题解决了,建议大家回家休息。我一想,总理答应了,那肯定放人了。我就随着大家,沿着街边走,走时同修都自觉的捡起周边的纸屑,其实几乎没有,因为我们炼功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说没有随地丢物吐痰的,炼功不吸烟,所拾起的烟头都是过路人丢的,有的同修把纸屑包到塑料袋里,到其它地方再扔。我一天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也没坐下,也没感到口渴饥饿。炼功点上好几个同修也如此。走时我算是晚的,同修散的很快,比电影院散场快多了,也安静多了。路过北海白桥,白塔已通亮了。我离家很近,回家刚九点多。

值得一提的是,没过几天,有个大学女校友,通过工作认识的,她知道我炼法轮功,那天专程到我公司找我,对我说,听外电说你们“四·二五”散后地上没有一片纸屑,整天都很安静,凝聚力极高,她专程向我来借大法书,还说过些日子就移民澳洲。我就把随身带的《转法轮》赠给她。还有一次,是“四·二五”之后一些天的黄昏,当时我最先到炼功点,记得就我一个人盘坐在地上,一个出租车司机专程开车到我们这,他说听说了你们,知道这里有炼功点,问我有大法书吗?我说家里有,他开车带我到家,我给他一本《转法轮》,他还非给我十二元钱,又把我带回炼功点。

我真没想到,那天安静祥和而平淡的“四·二五”,竟然成为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法轮大法从此为世界所知悉。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江泽民政府竟然从此把法轮功视为眼中钉,置亿众民意于不顾,阴谋酝酿人类文明史上最血腥、最无理性、最无人性的迫害。从那时起,我也开始渐渐理解了在末法时期传佛法的师父的艰难。为了救度众生,不计众生的不解甚至怨谤,只为他们能升起那颗向善的心。我也追随师父走上一条奉献自己的路。